在蓝色玻璃中——德瑞克•贾曼

东门
2009-08-16 看过
在生命行将结束时,贾曼写文章安慰自己说地狱里也有同性恋酒吧,死人们在一起拍活人拍不出的电影。这样,他便高兴起来。
之后肯(贾曼的同性恋人)问他:“最好的性经历是什么?”
贾曼说:“总是在床上吧,在床上总比在树上好。”
“那么你说死人玩同性恋吗?”
“死人只玩同性恋。”
你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那一片纯净的蓝色。甚至你根本不需要亲历,只坐下来安静地合上双眼,在德瑞克•贾曼(Derek Jarman)的引领下你将真切地体会到那蓝色银幕后的生之爱恋与死之创痛。《蓝》——德瑞克•贾曼身患爱滋病,几近失明后的辞世之作,没有活动的影像,没有剪辑,没有场面调度,没有任何记号,银幕上只有一片蓝色,76 分钟悠深的蓝,只有音乐和一群声音:嘈杂的医院声、喧嚣的海水声、主人公的陈述……
有时是荒诞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驻足,但忽然又打消了买鞋的念头,脚上这双鞋已足够让我走到死亡了”;
有时是对自已艾滋病挚友的怀念,“我已没有朋友了,他们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正在走向死亡”;
有时是对虚伪社会的愤怒,“虽然有‘与艾滋病共存’的口号,但在与艾滋病的抗争中,我们无法赢得胜利。健康人谈论病毒,而病人必须生存在其中,人们对艾滋病开始警觉,但有些东西却遗失了。现实感被戏剧化的表象湮没了,思想失明将变成真正的盲人。”
双目失明的贾曼放弃了用画面去诉说。他不想发展任何故事,也不用再去承担任何一个叙事结构,他更不想去为自己即将消失的生命寻找一个自欺的、妥协的出路,或者去营造一个虚妄的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真正意义上“反电影”的经典,他放弃了电影节,而选择在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首映,其对生命、死亡极端形式的探讨——“为了让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样的,艾滋病人的死是什么样的。”——使这部无法定义无法复述的影片,几乎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部电影图腾。像同样钟爱蓝色的伊夫•克莱因所说的:“我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对于我现在的绘画已不再与眼睛有关,而是联系着那不属于我的惟一事物——我们的生命。”
而1994年2月19日,德瑞克•贾曼死于艾滋病,在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同性恋合法的前两天,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同性题材的电影导演、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这项决议俨然成了一首为他送葬的挽歌。人们已经说不清那初春之夜泰晤士河畔寒风中的朵朵烛光,究竟是同性恋者们对平等的合法年龄的期待,还是对贾曼的深切缅怀。这个向来坦率、直言、极有艺术气质、又桀骜不逊的人,以其真诚、勇敢和智慧,为同性恋者寻求正义和公理,成为先锋艺术家们和年轻同性恋者们的偶像。
贾曼一生中最重大的欢乐源于两个事实,他的同性恋身份和他的英国国籍,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对英国传统的践踏燃烧着他的艺术。
在处境维艰的边缘状态中,贾曼始终强化电影题材的尖锐性与形式的极端性:性欲、死亡、政治、权力、时代的激变与困扰,都以令人眼花缭乱或瞠目结舌的方式来结构和再现。1975年,贾曼拍摄了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ne),这部电影结构松散,叙述了基督教早期圣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献身精神。影片使用拉丁语对白而且还有许多男子的裸体以及男子同性恋的性爱场面,深入探讨了同性恋欲望和圣•塞巴斯蒂安的偶像式的对位关系,虽然不乏争议,但仍然是这一时期英国电影独树一帜之作,其视觉风格让人容易想起当时在艺术影院上映的帕索里尼和费里尼的电影。
三年后,他又拍了电影《庆典》(Jubilee),试图把历史引入现实,影片中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她的魔术师的陪同下幻游70年代的朋克城伦敦,影片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颓废疯狂的亚文化。伦敦是毁坏、衰败的,女王也成了后现代影像的一部分,这让很多自认为“身心纯洁”的人受不了,诅咒它为“腐败、恶劣、肮脏”。而贾曼自己却更加坚定了对电影、艺术,乃至人们思维方式颠覆性的探求。
《卡拉瓦乔》(Caravaggio)便是其酝酿七年的传世之作。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最重要的一位画家。黑头发、黑眼睛、深色的皮肤,粗犷、好斗,他爱女人,更爱男人,他作画不守传统路数,后来许多人都深受他的影响,却也有人认为他破坏了绘画艺术。从这位自我陶醉、满身不服从、充满勇气和破坏性的卡拉瓦乔身上,贾曼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伦敦一间大仓库中,贾曼重构文艺复兴后的罗马:白门白墙,酒肆草垛的街景;精力过盛,热情狂躁的意大利人。他给径离叛道画家以暴烈、绚烂、血脉喷张的色彩,男性的躯体宣泄着诱惑和欲望。卡拉瓦乔画面上的人物成了围绕卡拉瓦乔的故事,情节虽少,却惊心动魄。影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巨大的轰动。
也就是这时可怕的消息随之而来:贾曼的艾滋病检查呈阳性。一个月后,他公开宣布了他的病情。那时,很少有人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少有人有勇气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贾曼似乎成了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道出真相的人。他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争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时,竟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那么恐惧、不幸福,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生活的真相。所以,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并不是为别人,如果我的作法无意中帮助了一些人,那我会很高兴。”这也是贾曼付给他那个时代和爱情的代价,他没有抱怨,只在他的笔记本里平静地写下了这句话:“我把头埋入枕头,对自己说再活一年。”面对着死亡的临近和死神的呼唤,他却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影片《最后的英格兰》、《战争安魂曲》、《花园》、《爱德华二世》、《维特根斯坦》相继问世。
他孜孜不倦地为同性恋事业奋斗了30年,顽强而暴躁地抗击各种非议。贾曼曾经说过,“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
他坚信:人人都是同性恋,只是有些后来变成了异性恋。
同时,他坚信的还有:颓废是才智的第一表现。
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At Your Own Risk)中,贾曼说道:“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这个时代的悲伤,但不是要拂去你们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请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落下,星光便会露出。”

“我活在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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