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世界

苌苌
2009-08-16 看过
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小说陆续在国内出版。先是有浙江文艺出版的《魔幻玩具铺》,后来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夏娃的激情》、《明智的孩子》和《马戏团之夜》等。南大这套书的出版统筹杨全强告诉记者,他最早是在英国评论家迈克·伍德的评论集《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留意到安吉拉·卡特的,作者将她与马尔克斯、卡尔维诺、托尼·莫里森相提并论。其他人的著作在国内多多少少都有出版,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安吉拉·卡特是谁,看过台湾的译本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去填补的空白。

安吉拉·卡特生于1940年,1992年去世,在她短暂的人生中,一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多个短篇小说,并著有诗歌和文艺评论集。国内对她的评论几乎是空白,但是英语文学界对她的作品的严肃评论颇有份量,甚至在2006年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回顾热潮。在阅读评论的过程中,不慎在半夜打开书迷为她建立的某个非官方网站,鬼影幢幢还有那音效把人吓得半死。然而没有哪个写“鬼故事”的作家,可以被萨尔曼·拉什迪引为知己,并在多篇文章中对她高度赞誉,或者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风趣地称为“神话教母”。

安吉拉·卡特在英国文学中有非常独创的风格,她擅长使用魔幻写实的技法,以童话故事为基底,描绘华丽诡异的故事,其作品的颠覆意义更大于她的文字技巧。她的第二部小说《魔幻玩具铺》发表于1967年,小说女主人公梅拉尼从小生活优渥,在父母去世后,寄居在叔叔菲利普家,而菲利普叔叔家的房子就是来源于“蓝胡子的城堡”,梅拉尼成了她的叔叔菲利普和表哥费因色情欲望的出口。译林出版社的审稿编辑黄昱宁是很早在国内出版界推介安吉拉·卡特的人之一,她告诉记者,“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观点认为,童话故事和色情文学是建立在同一个脚本上。在父权社会的理想环境中,女性一定会被邪恶和恐惧所控制,继而英雄救美,在色情的城堡中俯首帖耳。如果说这是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两棵树,到了安吉拉·卡特这里变成了一棵。框架没有改动,她的想象力更多发挥在微妙和骇人的细节中。” 安吉拉·卡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童话故事一定要是仁慈的呢?”在《染血之室》她改编的十个童话故事中,小红帽和狼有这样一段对话:“呀,你的牙真大!”狼:“这样才好吃掉你。”而小红帽却大声笑着说,她知道她不是任何人的食物。最后小红帽和狼躺在床上,在温柔的狼爪子间睡着了——一个并不令人觉得十分有趣的结尾。安吉拉·卡特告诉读者,如果你发现恐惧无济于事的时候,不妨学着与恐惧和平共处。

找来6年前三联出版的《沉默之子》,在没有时间通读的情况下,试着翻到其中的一章“老虎和镜子”,果然,一整章正是论述安吉拉·卡特的。这是因为在卡特的《马戏团之夜》中,老虎曾经踏着威廉·布莱克的诗作《老虎》的节拍隆重登场。“令人恐惧的对称”(形容虎皮花纹),“像火一样明亮”,这些意象都是来自布莱克的那首诗作。 而说到镜子,在安吉拉·卡特屡次提到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般读者都知道它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魔幻现实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此外,我们经常可以在诸如《黑客帝国》的电影中,看到说“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代表着吹响探索黑暗的未知世界的号角。迈克·伍德说,安吉拉·卡特具有双重隐喻的才能,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两样物品背后她想带给读者的启示。他认为 “老虎作为卡特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凶猛与无辜的象征,它的服从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屈从的隐喻。英国人跟那些老虎一样,长久以来不仅服从,而且对自己的服从自鸣得意,并把这当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胜利。”卡特并没表示这是错误的,也没有说应该放虎归山,只是觉得有必要批评一下英国人的那种奇怪自信,她通过作品想让人看到的是,“老虎的服从是神秘的,而且是可以撤回的。”

她的小说呈现出这般的面貌,颠覆我们所有的约定俗成。她质疑男女性别上的权力分配,甚至质疑乱伦的界限。她的小说里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就像1969年的一句口号“禁止被禁止”。事实上,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伦理道德观被挑战,她的想象力带读者看到的景况,往往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消受的。在《夏娃的激情》中,“艾弗林”(Evelyn)被阉割,成为“夏娃”(Eve),又因为某种技术层面的误差,他/她保留了以前的生理器官,于是成为了雌雄同体的“新夏娃”,在美国沙漠里的地下王国,他看到以射杀老鼠解闷的炼金术士,任意羞辱殴打男人的泼妇帮,也有高科技的粉红色女儿国。通过这个雌雄同体人的眼光,审视美国社会的荒唐真相。并不是人人都有作者那般强韧的神经,但话说回来,她的小说的读者像被“开了天眼”逐渐意识到,社会的很多条条框框并不是像“苹果熟了会落到地上”这样不容逆转的常识,而是人为制定的。安吉拉·卡特能拥有众多铁杆粉丝,是因为她的小说的核心是有爱的。如一位中国读者所说,梅拉尼身上有她每个女同学的缩影,在时间的历练中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并不是让人放弃追逐理想,而是学会爱自己。

安吉拉·卡特认为,父系社会中的文学体系所宣传的爱情和婚姻观,造就了妇女将此视作人生目标,如果不能得到就痛不欲生的格局。她想消解这痛苦,却被贴上“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而在女性主义内部的细分下,又有人说她是“伪女权”,“反女权”。利益团体各取所需,总以局限的眼光看待她的创作,其实从她早期的作品到最后一部《明智的孩子》,迈克·伍德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安吉拉·卡特不承认任何既定的社会规则。

《明智的孩子》写于1991年,此时的卡特已经发现罹患癌症。于是整个小说的腔调相比以前有很大不同,而卡特的研究者贝思·鲍艾姆将其形容为“天鹅的挽歌”,传说中天鹅在知道死之将至时,发出的最动人的悲鸣。也许是想在小说中补上自己生命即将缺失的时光,小说的主人公双胞胎姐妹一上来就都已经是75岁的年纪,当时的时间与她们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朵拉讲述和双胞胎妹妹以跳舞为业的人生,她们的父亲,是一位封爵的戏剧名角,生活在上流社会,只当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私生女儿。姐妹俩的表演事业在战前风光一时,战后逐渐走向黄昏,在电视业崛起的那个年代里,他们系出名门的婚生弟妹在父荫的庇护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而他们则伴着她们的养母,以及已与父亲离婚但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个夫人度过晚年,爱把她们联系到一起,远比父亲那个华丽家族紧密的多。这平衡直到一天,收到生父百年寿诞的邀请卡被打乱。除了家族的百年风云,小说也讲了演艺业和电视业此起彼伏的历史。因为父亲和姐妹俩都演过莎翁剧,还有数部莎翁名剧结合小说发展的情节有机地穿插其间。结尾秉承卡特一贯的风格,成了一场狂欢的闹剧,也作为她一生创作的收尾,就像一场绚烂异常的焰火。双胞胎私生女在宴会上认父,同时,父亲被告知,婚生女儿并非亲生。75岁的朵拉勾引100岁的叔叔佩瑞上床,同时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其实就是和多年来关照他们的这位亲叔叔。“娘是事实,爹是流水席。”安吉拉·卡特写道,鉴于这个家族混乱的性史,俩人确定他们的确不是父女关系(佩瑞是他的兄弟婚生女儿的事实父亲),就已经很庆幸。在一篇访谈中,她说:“小说想写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布尔乔亚家庭和非布尔乔亚家庭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卡特说,“抱着英国盛产淑女和绅士的认识来到英国的人,往往会被英国人的卑劣所惊呆,因为英国的宣传出了问题。”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明智的孩子》,她说:“我觉得是时候该写一下我们的国家了,特别是伦敦。现在(1990年代初),大家都开始写伦敦,可能是因为这已经到了转折的时刻——伦敦正在巨变,而伴随我们成长的那个伦敦已消逝不见,去年,我50岁了,我决定要保存那个记忆中的伦敦。现在英国文学有个好的转向,我们终于决定将自己视为城市居住者来创作,因为之前,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勉强地住在城市里,但其实我们是爱它的。如今看到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许多品质正在消失,写起来都带着一股浓浓的乡愁。我还记得狄更斯的伦敦——木造的街市,狄氏人物比比皆是。当我儿子亚历山大长大成人,所有这些早已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想在这本书中,为他保留一些昔日的景象。”

这篇采访做完没多久,安吉拉·卡特就去世了。需要补充的是,明智的作者明了创作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安吉拉·卡特结过两次婚,后来一直和第二任丈夫住在伦敦南岸一幢四层的房子里。临去世前最让她依依不舍的是她的两个“男孩”——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迈克·伍德说:“卡特作品中的现实,始终是信念和欲望问题。并不是说信念和欲望可以简单直接地改变这个世界。有一对翅膀的菲弗斯,她的问题不是考据这翅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本质问题是,你真能飞起来吗?安吉拉·卡特的英国,完全没有英国人的谨小慎微。她仍然是个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作家,这是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她的作品的道德吸引力在于它们在差异上大做文章,男与女,老与少,而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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