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家们眼中的马克思

[已注销]
2009-08-15 看过
在中国史学界的语境之中,新史学的概念定义还是比较模糊的。“新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应该是由梁启超最先提出的,这样的一种史学范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所谓的“新”史学。同时,改革开放之后,“新史学”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也就是对于49年以来的史学的一种反思与更张。在这种更张之下,暗含着一种对于过去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与扬弃,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中又出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理论价值问题。而对于马克思理论对于史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没有给与认真地思考。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西方史学界的观点是可以给与我们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史学界“新史学”(New History)已经成为了一种专有名称,最突出的就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巨大革新。

这样的一种新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这本《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可能比较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新史学的史学观念,此书通过访谈的对话形式,充分向我们展示了被认为是在新史学中占有显赫地位的九位史学家。就像书中称赞他们的一样:“他们全都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卓尔不群,富于创造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所专长的领域订立了标准。”(导言,第2页)

可见,读者们能够通过此书中对于西方新史学的观念与宗旨有比较全面及清晰地认识。而我们通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西方所谓的“新史学”的基础来源是什么?哪些史学观念和理论对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个问题,从这些史学家所主动提及的前辈史学家当中就可以略窥一二,因为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应该认定那些背着九位史学家主动提到的前辈史学家亦或史学流派是对于这些史学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无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赞扬的角度还是站在批评的角度,这些被提到的前辈史学家或史学流派对于新史学观念的建构无疑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本书的编著者也提到了这一点:“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自动提及马克•布洛赫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导言,第3页)可以确定这两位前辈史学家对于新史学观念的建构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特别是马克•布洛赫,在全书中被6次正面评论(第99、144、148、207、241、243页),其他多处提及。确实,以布洛赫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确实是新史学的一个最大的思想源头。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索引,就会发现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不少,甚至对于其正面论述上的次数达9次(第16、59、97、98、167、175-176、208、258-259、275页),而且篇幅更大(如杰克•古迪和昆廷•斯金纳的论述)。如果对于这些言论进行一下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的新史学的深刻意义。

这些史学们都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像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就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我有帮助的洞见。”(第59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马克思在诸多问题上的一种问题意识,杰克•古迪认为自己“当然不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有很多好的出发点……它确实给社会科学添加了一个长时段历史的维度,而这是许多社会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它有一套有关某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发展的理论,那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有着某些价值,尽管可能在不说方面有些粗糙和不妥。因而,他关于亚洲社会和欧洲社的特征的讨论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确提出了激动人心的问题,并以饶有兴味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第16页)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是为这些史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凯斯•托马斯谈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就我关于历史优先性排序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要让我说明的话,我会从物质环境中开始,进而是生活和政治结构,尔后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和观念。因此我以为自己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预设的。”(第97页)

而昆廷•斯金纳则提出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在我们所有人这里都深入人心,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如今人们在写作历史时都会假设在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们追问此种决定作用是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层面上发生时,问题就出来了。……第二点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流传给我们的那种社会诊断的方式及其诊断用语。我们显然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讨论任何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有价值的词汇。如今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不运用诸多实际上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概念——比如,异化或者剥削——就可以对社会领域进行研究。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三点,也即,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眼前、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而四处名声扫地的时候,马克思的某些预言却前所未有地显示出他的深邃洞见。”(第275页)

而对于如今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逐渐衰退的现象,这些史学家都表示出了他们的不同态度。彼得•伯克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依旧敬仰马克思,并且认为这位老人有着现在被人们遗忘了的洞见,仿佛柏林墙的坍塌就会令他的思想无关紧要。马克思对于人类行动所受到的局限有着犀利的感受。他或许有些过甚其辞,然而眼下的人们在另一个方向上过甚其辞。有关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情形也大致相似。一代人过于轻易地接受了这种可靠性,下一代人又过于轻易地将其抛弃。”(第167-168页)像昆廷•斯金纳更是直截了当:“我一点也不全盘拒绝马克思主义,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变得如此名声扫地,这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不幸。”(第275页)“与西方世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还是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中依然有着某些崇高的东西。”(第277页)

同样,新史学的史学家们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过时的东西。比如对于阶级,凯斯•托马斯就表示不同的见解:“存在着各个社会阶级,它们的利益到了某一点上就会发生冲突,而这些利益会反映在政治中,同样也会反映在艺术、宗教和思想中。我还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趋向于导致垄断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发布预言的能力;我当然不会认为文化生活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相反,文化预设会影响人们看待阶级关系的方式。”

而昆廷•斯金纳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两点上给予了批判,第一点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最为反对的一个信条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即认为人们的信仰可以解释为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产物,而且还不过是其附带现象。”(第276页)第二点是在方法论上的:“马克思依旧生活在一个让他觉得能够谈论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的过于简单的世界之中。然而,在一个更加后现代的文化中……人们更多的从建构的特性来看待意识,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像是考察社会领域的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第227页)

从这些史学家对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对于新史学的建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理论指导价值。而新史学的突破性的领域就是集中在这一方面。同时在诸多问题的基本假设和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这些新史学的史学家也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如今的社会哲学中的名声扫地,这些史学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提出了中肯的赞誉与支持。而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一些预言性的过时理论,新史学都给予了正确地评判。

相对于西方的学术界而言,我国史学界虽然表面上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但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态度上的意义没有真正地了解透彻。误以为49年之后的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实际上如能细细研究,完全可以发现这是有悖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往往造成如今普遍对于马克思的不屑一顾,产生了诸多的误读,而又没有去认真深入研究的主观愿望。

通过对《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中诸位新史学的著名史学家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的阅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真正伟大的理论,就是在于其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研究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义,而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历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它如同幽灵一般,永远都挥之不去。
0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4条

查看全部4条回复·打开App 添加回应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更多书评

推荐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