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建构利益:理解中苏关系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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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4 看过
冷战的结束给予国际政治理论界较沉重的一次打击。在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还在谈论冷战将如何继续下去时,它的便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冷战的结束是国际关系各派学者都始料未及的,使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处于尴尬的的地位,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冷战的结束,于是其加快了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复兴。[1](p.4)而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该著作的主题是国际生活的本体论,它为国际政治理论做出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从某种意义上看,它颠覆了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本体论,事实上便是颠覆了看待国际政治结构和进程的传统观念。在我看来,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于以往传统主流理论一直无法解释的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苏之间的结盟与分裂,提供了某种解释的可能。本文便尝试利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的观念建构利益这一重要观点,来为理解中苏的结盟与破裂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众所周知,美国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学术重镇。但是当美国的学者创造出种种新的理论去解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时,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东方?是否真正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吗?这一运作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和原则呢?传统的主流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能否适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特别是最为重要的中苏关系呢?我们首先将来观察一下当时美国是如何看待中苏的结盟。

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像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艾奇逊认为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2](pp.318-320)即使在中苏同盟建立之后,美国还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并采取一些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可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苏之间的紧密关系会持续下去,不会产生严重分歧。[2](p.323)

美国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有如此截然相反地观点?之前为什么会认为中苏最基本目标是相对立的,冲突不可避免?难道他们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中国和苏联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吗?事实上可以估计,可能美国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但是他们从民族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会认为中苏之间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美国看来东欧之所以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不是因为那里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是因为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上,苏联牢牢地压制并控制住了东欧。而中国却有所不同,中共自己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而当时苏联和中国在国家主权利益上有着冲突,这就是美国对中苏关系起初的判断标准。

而这就是温特一直批判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即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把军事、经济和主权利益作为判断国家之间关系亲疏的标准。所谓的利益至上原则,在中苏同盟建立时似乎就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物质性的利益似乎不再成为中苏之首要考虑的要素了。温特认为纯属于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假设认为利益的基础是物质的,不是社会的,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想要证明观念、规范、制度这类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行为,但他们把这些作为和利益和权力对立的另一些因素,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就含蓄地认为权力和利益不是由观念建构而成的。[1](p.144)

而温特的观点是:在各种不同的观念之中,有些观念建构了利益,而利益的分配又建构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其实际上所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1](p.167)我认为,中苏两国具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观念就为中苏之间的什么是利益和权力之所在,产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双方再考虑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一些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一些利益可能就会被模糊掉了。

但这并不表示说中苏之间所有的利益冲突都由于共产主义的共同观念而被化解掉了,作为国家主权观念仍没有消亡。在1950年中苏谈判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利益冲突,但是中苏条约的结果是,苏联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为什么在国民党中国时期苏联不肯放弃的利益,在共产党中国时期它愿意(不论主动还是被迫)做出牺牲呢?这种让步难道不能说是苏联对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国家一种认同吗?比如在1950年代,在中苏边界问题基本上处于搁置,且保持着和睦的状态。如果在传统的主权利益观念中,对于国家领土边界如此懈怠,这定是难以想象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中国在中苏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为自身建立起了一种身份。温特认为,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1](p.282)就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当时就是在寻找一种身份的认同。斯大林早先认为中共只是“人造黄油的马列主义”,而新中国建立后,同苏联结盟的过程就是一个是集体身份确立的过程,它需要苏联的认同。

认同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但是认同是很难产生的,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集体身份是要把自我和他者何谓同一种身份。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以及具有“利他性”。[1](pp.287-288)朝鲜战争真正使得这种利他性得到了体现。中国更多地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参与其中,而最终获得了与苏联的集体认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战争最终使得中苏之间获得更为紧密的认同感。之后苏联也有类似的利他性行为,美中央情报局在1958年至1959年认为“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事实上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3](p.467)



不仅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中苏的分裂同样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当1960年8月,苏联全面撤出在华专家时,可以看出中苏的分歧已经十分巨大,但是中央情报局仍认为: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有许多强有力的联系纽带。两国领导人都拥有共同的思想核心,并面对一个共同敌人,对中国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依然依赖于苏联,他们可能感到,在维持与苏联的同盟问题上别无选择。[4](p.417)

可惜的是,事实恰恰相反,看起来美国人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是很容易地发现,这种分析又犯了温特所要批判的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在当时中情局的分析人员的概念当中,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如此依赖苏联,怎么可能去冒着在这两方面可能遭受的威胁,而去同苏联决裂呢?怎么可能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美国,之后再去给自己找另一个强大的敌人苏联呢?另外还一个原因便是,美国认为中苏都是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这种观念上的根本一致性,也是维系中苏同盟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苏同盟的分裂恰恰率先是从意识形态层次上变化的。而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中苏关系中对于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观念变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出于中国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出现了新改变。

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运行存在着两种关系原则,即两种关键的观念。党际关系的等级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平等原则。这两种原则实际上是互相矛盾,前者体现出有政府状态的等级体系,而后者则体现出无政府状态中的自助体系。在斯大林时代,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那种原则出发,都不能撼动苏联的绝对地位。

但是斯大林之后,特别是在波匈事件之后,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超过了苏联,于是中国对于自我身份不再认为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可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这种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使得对于什么是中国的利益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根据党际关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谁掌握了意识形态的“真理”,谁就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关系内,对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是十分在意的。于是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就成为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建构起来的利益的一部分。反观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他们是不会去争论谁的政治制度建设更为民主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由这样的观念原则建构起来的。

但是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间政治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即国家原则。这个观念建构起了一系列我们熟知的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安全、经济等等方面。所以矛盾冲突就出现了:当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时,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主权。[3](p.483)因为苏联与中国都是既要求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又要求国家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但由于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混淆,于是中苏两国就只能不断地在这两种原则下反复争论,而无法确定一种原则,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当苏联如同以往一样要求党的层面上的利益时,中国就会以国家利益的原则来反对,反之亦然。

我个人以为上述所提及的两种原则,就如同一种内化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和这种文化中施动者的集体身份是相互建构的,一个因素的变化,就意味着另一个因素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不仅要求身份的变化,而且要求认同的频率和分配超越一个临界点。[1](p.454)但是中苏关系中的问题是,存在着两种内部文化结构,并且互相排斥,一种文化所要求的身份同另一种发生严重的冲突。这便是中苏关系的根本弊病之所在。或许马上带来的疑问是,在温特那里文化结构是十分稳定的,它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那在中苏关系中如何存在如此变化之频繁的两种文化结构?

我觉得这便是和共产党国家的国内制度有关系,共产党国家对于什么是其利益所在的观念的改变速度比起西方民主国家来得快,因为共产党国家是寡头统治,个人的作用体现的更加明显,那么其实也就是更不稳定。在选择哪一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其中的随意性是很强的。所以中苏之间的文化结构可能是有区别于温特所揭示的那种文化。



就此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在我看来之所以可以用来作为观察中苏关系的一种方法。其关键在于,他从本体论上重新探讨了什么是利益这一问题。因为主流理论中对于利益的界定无法解释中苏关系中的利益。而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观念建构利益的观点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对于中苏关系中利益问题的困惑。

在中苏关系,或扩展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观念,一方面是要求绝对服从的政党组织原则,一方面是要求互相平等的国家原则。这两种原则构建出不同的利益,而这种利益之间是存在着强大的抵牾的。中苏关系的破裂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就是无法在两种观念中挑选一种来构建出双方的共同利益来。另外又由于双方国家内部的制度特性,更使得观念原则的选择变化更加随意,也就更难以把握。

最后要声明的是,理论的确建构起某种现实,但永远不能说这就是现实。[5](p.12)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的着眼点仍然是在具体而复杂的事实上,我们需要对事件和思想本身的复杂性给予理清后,方有可能创造一种理论来进行解释。在这里并不是想要为中苏关系提供某种解释理论,而是想提出一个微小的可能的观察视角。温特的理论本身是博大的,理解与掌控它都是十分困难的。而自己学未精进,或许误解和误用可能都难以避免。

参考文献
[1]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 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载于《〈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冷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版。
[4]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版。
[5]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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