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的一些思考

[已注销]
2009-08-14 看过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为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其毕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作为这一考察的专著,韦伯写出了系列著作《宗教社会学论集》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部系列专著的第一部分,具有作为典范的效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下文简称为《新》)最初是于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其内容和结构类似以一种论文集的形式构成全书,上下两篇分别发表,每一章都可以视为是一篇独立性的论文,但同时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的联系。韦伯在此书中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如中国的儒教[2]和道教、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p.1)

韦伯的这一观点是从文化角度来力图解释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对于长期以来我们普遍接受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补充与丰富。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西欧的宗教改革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韦伯的观点却与之有所不同,“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1](p.67)

当然,在《新》这本书中韦伯主要是强调了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其中特别是新教各派别之中所普遍存在的世俗禁欲主义,它们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这里,韦伯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与其他地区所谓的资本主义最大区别在于——理性(rational)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两个重要因素: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记簿方式。于是便产生了下一个问题: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1](pp.11-13),而韦伯试图从新教的经济伦理观的角度去回答这一问题。

自西方宗教改革开始,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教诸派别在宗教观念与教会组织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宗教观念方面上,虽然在本体论上没有质的改变,但在对于个人如何得救的方法上,新教摒弃了天主教那种通过宗教仪式的忏悔赎救,而是要求应当通过从事世俗的“职业”(Beruf)[3]工作来得到救赎,当然这种职业是被认为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职业思想”,而这种“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它的责任和义务。”[1](p.59)于是,天主教所反对的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取财富却在新教那里成为了“正当”,反而应当专心投入于自己的“职业”。同时在个人生活上的节俭成为了世俗禁欲主义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在西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由于“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面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1](p.90),我们就可以从中理解韦伯所谓的理性(rational)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



对韦伯在《新》的总体性观点进行概括性地理解后,我们也可以发现韦伯在一些具体的论述上也颇有独到之处,所以对其中某些具体方面的一些思考想分为以下几点来简述:

1.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此书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术语——“这一术语所使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1](p.32)这一术语的理解,可以从韦伯在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上得到一些启示。

在韦伯那里他把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泛化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这种资本主义从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佛罗伦萨一直流传到今天,是由高利贷者、军火承包商、公司里的贸易商、收税员、大商人和金融巨头加以发展的。”[1](p.22,n.22)韦伯之所以要强调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性,可能是要强调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那一种独有的理性主义的特点,从而突出新教伦理中的那种禁欲主义对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世界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韦伯的这一种文化上的比较研究才会有更加突出的效果,新教伦理的重要性才会被突出地显现出来;否则如果不在同一前提基础上进行比较的话,其结果将会是无力的。

其实韦伯将资本主义的概念泛化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对于某一概念的定义与使用总应是服务全书的核心原理的。但可是既然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是出现在近代的西方,那它就应该存在着与古代与其他地区经济体系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的根源就只能再回到资本这一概念上去:“历史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当然也指那些尚未被花费掉的过去劳动的积累。但是,如果这就是资本的全部含义,那么,一切历史体系,甚至早到居安德特人的历史体系,都可以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因为所有这些体系都拥有这类包含着过去劳动的存货。”这段话可以看成是沃勒斯坦对于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反驳,同时他又提出:“被我们称作历史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社会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历史体系中,资本的使用(投资)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自我扩张成为资本使用的首要目的或首要意图。在这个体系中,只有当过去的积累被用来进行更多积累时,它才成为‘资本’。”[4](p.3)

所以韦伯在使用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时是存在着一种有目的的特殊指向性,而产生这种指向性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韦伯想要强调突出新教伦理的重要性,然而就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而言,必然是有其特殊性的,非韦伯所认为的那样简单。

2.犹太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当韦伯旨在强调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时,如果考虑到宗教的延续性的起源,同时从犹太人的历史上可以看到犹太人擅长于金融行业的经营,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基督教的母亲的宗教——犹太教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有着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其实韦伯在《新》中也是有所提及的。

“在清教徒阅读的最多的章节,箴言集[5]和诗篇中,表现出希伯莱人那种既畏惧上帝而又完全冷静的智慧,而在清教徒对生活的全部态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智慧的影响。特别是清教对宗教的神秘方面(事实上也就是宗教的全部情感因素)的理性压抑,都已由桑福德正确地归结为《旧约》的影响。”[1](pp.94-95)作为《旧约》对清教的影响,就可以理解为清教对于犹太教的延续性承接。

可是韦伯旨在突出新教的理性主义特征,认为虽然犹太教的“特殊性格决定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犹太人站在政治上大胆进取,敢于投机冒险的资本主义一方”,可是由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多以出借金钱之类参加经济活动,那就不属于近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一句话,他们的精神气质乃是贱民资本主义(pariah-capitalism)类型的。而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却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1](pp.129-130)但是韦伯能够提出犹太教伦理对于西方新教伦理的影响,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认同了犹太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于是另一个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便摆在了面前,并值得进一步地讨论。[6]

但是为何犹太人在历史上受到如此境遇,在民族上受到激烈的压迫,可反而在经济,文化,科学等其他领域却又有如此巨大的辉煌成就呢?这不得不考虑其中存在着的一个悖论。

3.关于《新》中几个悖论的思考

关于上面犹太人的这个悖论,其实在新教徒中同样得到了体现。韦伯在《新》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一点:“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他们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在这一领域来寻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政府工作。”[1](p.26)在这里,少数民族就是可以理解为犹太人,而少数派宗教可以理解为新教中的诸派别。这一悖论的产生,可以认为是一种“堵塞效应”[7],并非只是由于犹太教和新教伦理本身的原因,或多或少是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压力的驱使。

其实在《新》中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悖论:比如一般认为宗教热忱通常都伴随着对世俗事务的弃绝,而埋头于经济追求的人往往对宗教是持冷漠的态度。可是对于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却为什么会受到宗教伦理的影响呢?“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解除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一种新型的控制取带了先前的控制……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1](p.24)为什么这些一直要求自由的资产阶级会反而默默承受教会的那样一种宗教专制呢?这或许正是由于一种专制强化了的宗教伦理的出现,才会使广大的中产阶级在从事其事业时得到了制约,以一种禁欲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使资本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更快更多的积累。禁欲主义把一切多余的奢侈浪费都给与杜绝,而使它的信徒只专注于资本的再投入与扩大再生产上。

还有一个悖论便是对韦伯在写此书的一个目的的考量,一般认为《新》就是一部学术研究类的专著,可当看了韦伯发表此书的时间分别是1904年与1905年时便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出于《新》的发表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方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之时,自由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过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抛弃了那种资本主义精神,抛弃了那种‘为了上帝的光荣’或自我救赎而忠诚于‘职业的劳动’的精神。现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根子已经烂掉了。在世界上,开始时的宗教热忱和宗教概念已经消失了。这表明: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已经结束。”[8](p.214)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在19世纪一直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开始被美、德所赶超,同时英国长期所具有的那种清教徒式的创业精神也已经日趋被削弱了,所带来的疑问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财富积累是否会使得新教伦理精神反而开始缺失了;可是作为当时快速发展的美国,其早期殖民地时的人民基本上是由于宗教避难而来此拓荒的,大多都是清教徒,应该说是极具新教伦理精神的。于是又一个悖论便产生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过时无效了呢,还是继续存有着重要影响呢?而或许韦伯写《新》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新教伦理仍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对韦伯在《新》中提出的观点作简述之外,他在此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在此略微提一下

在马克斯•韦伯的方法中,理念型(也可以称“理想类型”[9])和理念构建的概念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方法可以理解为先通过逻辑观念上来确定概念与模式,再将之运用于实在的具体研究对象中去。但这又不是也不可能是纯逻辑的,理念型的产生也是基于从经验的存在中把具有共通性的某种行为抽象出来,以此来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解释研究更为具体的对象,所以这个“型”是可以被具体描述的而非纯理念的。但是它仍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缺陷,仍有很多对经验事实说不通的地方。

由于理念型是一种思维方面的图像和有限的纯观念性的概念,自然同“实在”有别,而它的应用却是无限广阔的。它可以应用于某种特殊形态、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一切具有精神特征和某些特性的东西,同时理念型概念突出了事象研究的理性化,社会学研究如此,历史的文化科学研究全都如此,这又是同社会研究和近代科学研究的理性化的趋向一致。[8](pp.200-202)这种研究方法是韦伯在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中的一个巨大贡献。

还有一点是对于《新》不得不提的,即韦伯在本书的写作上的特点,这本书的注释取得了与正文同样的重要地位[10],在注释中韦伯对于正文内容与观点诠释与拓展可谓是十分独到与全面的,有些注释长达六、七千字,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独立的论文[11],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从总体上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强烈的时代精神。韦伯在其中以一种宗教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证明西欧新教的经济伦理观是独特的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因;而笔者限于自己的水平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也算是对韦伯此书并不全面的一些再思考。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
[2] 关于儒教是否是属于一种宗教仍有待进一步的考量,就笔者目前的观点而言认为不能称之为儒教,只可称之为儒学。
[3] “Beruf”有“天职”一意,参见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Beruf是路德铸造的一个词。路德把拉丁文《圣经》译成德文时,把拉丁文vocatio(圣召)译成Beruf。‘圣召’指听从上帝的召唤,而Beruf如作为profession,应指人的现世使命的‘职业劳动’。马克斯•韦伯对Beruf这个词作了深刻的语言学的分析,指出在旧教圈子里不存在这样一个词,那是一个纯粹的、本质地属于新教的词;是由生命的和世界的福音主义的概念中散播出来的。Beruf不能简单地译为profession(职业),它是同‘由上帝安排的工作’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4]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
[5] 笔者以为在箴言集中,对懒惰与勤劳的诸多格言最具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斥责与否定懒惰的人,赞扬一心努力从事自己职业的勤奋的人。这与新教中对“职业”的一种专注,一种近似于苦修式地工作有着一定的联系。
[6] 参见[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0页:“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Werner Sombart)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利时)将这精神带到英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种固穷的理想(poverty ideal)’。”
[7] 在这里简述所谓“堵塞效应”的产生过程:A(作为个人或一个集体)长期占据着X这一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行使他的行为。而B(作为另一个个人或集体)由于时间上的滞后、力量上的弱小,无法占有X这一位置,所以他便会转向从事Y这一事件来,占据Y这一位置。其实,并非是B无能,但是却被A堵塞了从事X去路,所以只能专注于Y上,并在Y上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而放到《新》中具体说来,A=天主教派别、B=新教诸派别、X=政治行为、Y=经济行为。
[8] 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9]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1页注释:“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简单点说,就是试图仿效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理想模式”的方法,先进行超经验的、纯观念的研究,然后再以这种研究所假设的“理想类型”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经验的、现实的对象或关系。
[10] 就这个版本的书而言,其正文部分(不包括中译序)共171页,而其注释部分却共106页,从这样的比例上来看韦伯在本书中的注释的重要地位便可见一斑。
[11] 例如本书第170-175页,韦伯对于路德Beruf所具有的两个不同概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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