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腿的中国绅士

蔡树焕
2009-08-12 看过
上上周就看完了《中国绅士》,但总觉得得留下几句话,才好把书放回书架。但愿这股强迫症能够持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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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土中国》一样,《中国绅士》大气、流畅,费孝通的达观和通透一览无余。读他的书真是一种享受。

中国士文化及其在政治建制中的作用,在90年代文化热中多有阐述,基本耳熟能详了,作为50年前的作品,其中的理论创见可能已经演变成学术常识,翻阅起来更像是考前复习般的知识重温,但依然有阅读的欣喜和快感。

工业入侵农村

中国农村历来被视为帝国的基石。但实际上,农村历来都是被忽视的:在政治上,乡绅带领的“自治”与皇权“无为”的理念相结合,成为政治权力的常态,所以农村知识谱系多专注于一地一事;在经济上,绅士则凭借政权的庇护成为远离劳作、对生产技术极度陌生的有闲阶层,农民日夜劳作,却无剩余,无积累,整个经济散失了增长的动力。

费孝通援用的数据证明,传统农业并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手工业成为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自我维持的要素。但随着外国入侵带来的工业经济的入侵,农村手工业遭受重创,农村经济再无法自给自足,传统经济机制轰然倒塌。


瘸腿的中国绅士

现代工业主义是与乡绅的传统精神对立的。中国近代的失败,是乡绅传统的失败。

“绅士不能立即做出有效的调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危机对于他们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西方工业的影响需要远见才能看到……但绅士缺乏远见,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然对中国政治主权日益缩小的事实缺乏敏感。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没有再检讨他们在中国命运中的地位……他们采取了抵制的老办法。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绅士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P126)“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不赞成政府的政策,却很少企图夺取政权,承担起政府的责任”。

与西方相比,这种政治责任的缺失是中国绅士致命的弱点。这种缺失,源于中国绅士本来就是个“中立”、容易妥协的阶层(我觉得晚明遗老是很好的例子),其逻辑起点,则是士绅阶层对帝国至高位无上的政权的绝对服从。

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之后,君主便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不许质疑、不许分享(与封建时代不同)。尽管作为士绅代表的儒家作过有限的抗争,将周公(P17摄政)、孔子(P18天生天授)包装成理想的政权分享者,试图以伦理限制政权,但同时,儒家也借此实际上承认了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与至高无上。“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能按照道来处理他的事情,也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作为前者,那就是圣王(如“罪己”的君主都会获得崇高评价),对于后者,儒家的策略也仅有服从地劝谕而已(“罪己”是可选项,而且做与不做,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忠臣则往往“死谏”)。

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作为一种历史插曲,带有“君权神授”和战国阴阳家的影子,但整个传统和现实力量很快扼杀了这种反动。“尽管大家接受了这种可能会为叛乱作辩护的理论,但它并不能改变帝国权力的性质。”因为公孙弘、韩愈为代表的主流士绅摸索出了儒法一体的光明大道:完全屈服皇帝,维护皇帝。


反观西方,“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权力从来没有完全地独立和自我证明过,它总是建立在来源于神或者人民的权威上”,于是有了政教合一,有了天赋人权,有了政治意识和政治抗争。


重建之路

上述观念的流毒延续至今,甚至仍将影响未来百十年的历史生态。“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有效的国家政府是多么缺少准备”。


对于这种情况,费孝通提出“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替代已经过时的绅士阶层出任中国新建设的中坚。

而策略侧面,则要推行“土地改革+工业重建”:“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地主阶层……应该放弃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合作”,同时,“中国的重建目标也应该是她的工业的重建……为了建立起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农村工业”(这可以解释费孝通1980年代对苏州模式的由衷支持)。

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何等正确,只可惜所托非人。新领导带来的是苏联化的人民公社和农村支援城市的重工业化道路,改革至今,残痼未尽。

一切都有待重新上路,并在路上培育起“新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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