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激情之典型形象”——唐吉诃德，一个流氓的自我放逐

《唐吉诃德》实为一部“小说集”，贯穿它的既有以主人公为主体的小故事也有唐吉诃德参与的，但不以他为主体的小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完全与游侠骑士无关的，道听途说的小故事。这些短小或冗长的，甚至故事中嵌套故事，故事中插入故事的故事结构本身就具有猎奇的性质，它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经久不衰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唐吉诃德》还是一部“非爱情之爱情小说”，不仅有虚构的杜尔西内亚与“真实发疯的唐吉诃德”之间滑稽的“精神缠绵”，还有实实在在的爱情，比如桑丘和她贪财的老婆，野姑娘为了躲避众多求爱者，在死尸前的义正言词、纠缠于感情旋涡中的两男两女终成眷属，以及玩弄唐吉诃德感情的戏剧化的女佣与贵妇。这一个个貌似平庸的桥段虽说与反对骑士小说的“伪中心思想”没什么关系，但却屡次出现，基本上过几个章节就会有一段与爱情的有关的故事出现。故事内充满了各种为达不目的不择手段的狡狯（尤其是婚礼场面的描写），以及纯爱的意想（大段的爱情诗）。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在挖苦、讽刺、憎恨的背后，塞万提斯的内心甚至比最浪漫的骑士小说所宣扬的东西还要浪漫、还要异想天开，我个人认为他浪漫得已经有点强迫症了！特别是在人物的语言描写上。这点从神甫与学士为唐吉诃德的藏书分门别类、下层人民热议骑士小说的奇妙对话中不难发现。

当然，作为同样的辩证法，小说以大段令人拍案叫绝的对白为特色，主要是桑丘与唐吉诃德之间，一雅一俗、一庄一谐的对比组成。因此，在点评某一突发事件时往往有强烈的说教之嫌。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评论家认为《唐吉诃德》中最出彩的是桑丘，而不是主人公的原因。桑丘是一个市井文化的典型形象，他的说教色彩显得稍弱一些。在逻辑上，“桑丘的话”既能起到戳穿知识分子虚伪面具的目的又能密切关照现实生活，使一般读者看罢后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是唐吉诃德无法达到的另一种完美，事实上在私下的辩论中唐吉诃德一直是处于下风的，这点，从唐吉诃德老是抱怨“桑丘话太多，让他闭嘴！”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对草根的不屑一顾恰恰证明了“市井哲学”在具体操作上的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征险之旅”比喻成一场历练，把主仆关系假定为“师生关系”的话，他们的结构实际上是颠倒的，唐吉诃德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向桑丘学习，有时仅仅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少挨揍，也不得不如此行事。所以，讲究实际的人往往会把桑丘这个人物的价值抬得很高，因为这个人虽说愚蠢，但却知道进退、明了利害，特别是在关于食欲、享受的方面……

自然，唐吉诃德也有他的完美，他是理想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他离解了现实，克己复礼，绝对真正地“装逼”（就是真诚）！用他瘦弱的臂膀与罗西南多的蹄子演奏出一曲百折不挠、乐观至死的、倒了血霉的“英雄赞歌”，于是，读者“喷饭”了，小说的用意达到了。这是另一种精神层面的虚妄与“行为艺术”交媾后难产的怪胎，在他没有被人泡入福尔马林溶剂之前，他是活生生的，如同你我一样真实存在。假如我们抛开“疯癫”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仅仅把唐吉诃德的一大把年纪与他所遭受的苦难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聪明、博学，懂得生活真谛的完人。他的可爱使凡是以诚相待他的人统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好象是目睹了一场上帝导演的神迹。人们装模做样的配合他，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内心的空洞。他们自以为了解这个人的悲剧，但却无法彻底释怀对他所信仰的“精神内核”由衷地敬佩——如果这个世界真像唐吉诃德想的那样该有多美呀！在小说中，许多有学养的人在接触唐吉诃德时几乎全是这种感觉，他的语言叫人久久难忘。即便是“把铜盆当头盔”这样的傻事儿，在众人奚落、嘲笑的环境中依然不能抹杀其核心中固有的光辉。因为，事实上在这一小段中变疯的是一个正常人——理发师。这就有一点接近存在主义小说中的逻辑了——我不晓得这世界有多少人在这部小说中受到了启发，但我敢肯定在古典进入现代道路上，《唐吉诃德》是一座无法绕开的丰碑。

与别的“经典”不同，《唐吉诃德》不是“人道主义”的产物，而是“邪恶”的化身（小说中所涉及的大部分社会阶层，他们的言行方式大多含有“流氓性质”，我不认为这仅仅与“民族风情”有关），它的“布道”是建立在一个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所以在学术上尤其显得“毒辣”。我甚至认为尼采所说的人“从骆驼到狮子”的演变就是受了“狮子骑士”（唐吉诃德后期的绰号）意想的感召。听唐吉诃德的陈词就好象是在目睹“狄俄索尼斯的游荡”，乍似不经意间就捅破了“那一层神秘的面纱”，关于生存、爱情、理想、还有人与人的交际，进退两难、悲欣交集是常有的事情，在一次次主观的意愿被现实扼杀之后，“人”终究是要“回归”的——成为他自己。而这些顿悟在桑丘与唐吉诃德后期的话语中几乎全部能一一找到。《唐吉诃德》好比是一部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预告片，“游侠骑士”的行径所要证明的恰恰是“人”在一个受制、苦闷、绝望的环境下“还能做点什么”的问题——这是个困顿了许多人的问题、一个大问题。荒诞的生活中并非只有荒诞，“扯淡”自身就暗示丰富人生意义，在这俩“虚无的头脑”中，我真实地目睹了“人”——它就是这样子的！赞赏“做梦者”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早已没有了梦，就像耶酥受难、格瓦拉就义时表现出的惊人姿态。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成排的风车真是一个个巨人的话，你敢冲向它们吗？！“破坏欲”与创造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唐吉诃德》不能带给你力量的话，那它至少能让你发笑，你可以流下眼泪，也可以无动于衷，但写书的塞万提斯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唐吉诃德》是一部“无聊的人生指南”，它搞笑，但不胡闹。相反，主人公死前的悔悟增强了这部喜剧的悲剧色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这世界上更本不存在喜剧的原因。一切优秀的喜剧实质统统是悲剧！因为只有悲剧才能有效的扒开生活这一潭死水，并还原它新鲜、生动的面貌（喜剧的目的事实上也是一样的）。这点在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里就表现为桑丘与唐吉诃德经典对白，这些时而逻辑混乱，内容琐碎、甚至乏味至极的一问一答，或者自言自语所揭示不仅有辨证法，还有关于先验的问题，这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距离感”，使得真理若隐若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沉默又古怪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就了其在文学上独特的审美价值。的确，有时我们为了“恢复”必须去破坏，打乱不言自明的常规，把一切全部的、毫无保留的全盘脱出。体会出这一点，就能了解到塞万提斯赋予了《唐吉诃德》那一种难以抑制的“毁灭气息”。

其实，小说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积极投入毁灭自我的史诗，尽管他最终醒悟了。但，综观小说绝大篇幅，唐吉诃德的临终独白恰恰是他一生中最虚伪的时刻。因为长期以来，在“骑士道”以外的领域他一直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也就是说他一贯是教育别人的人，而不是被别人教育的角色。他从不为自己做过的行为感到羞愧，他完全“问心无愧”地投入到他真切感受到的一项事业中，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他时而是有意识的，时而又是无意识的，这两者在我看并无多大的不同。“死前忏悔”是十分可笑的“终极恶搞”，是对生与死的置若罔闻、是对神甫等人价值观的又一次辛辣的嘲讽，仿佛是在对局外人说——“你们瞧！他终于成为了你们希望的那一个人，谢天谢地，你们得逞了！”，狡猾的塞万提斯完全把“醒”与“迷”玩弄于鼓掌，他不遗余力地攻击那个“托德西利亚斯的冒牌作家”不仅有标榜自己的含义，还有狭戏造乱的用心。他口口声声对读者的劝戒实为一个又一个“反语”，他要我们“循规蹈矩”，自己却打心眼里鄙视它，这点只要对比一下他在描写“唐吉诃德之死”所用的笔墨与他描写“唐吉诃德初次出征时”的笔墨不难发现，他在故意地暴露的自己伪善，以便有聪明的读者乘机抓住这个把柄，大作文章。从而达到他自己“流芳千古”的目的，这就是一个作家的野心——他成功了。但他的“手腕”也证明了他所处的时代，“人道主义”的原则还没有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权利意志并未内化成一个决裂性的、叛逆性的、政治性的东西（从塞万提斯的简历中也不难发现，作者的性格中应该并不具有革命气质）。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塞万提斯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唐吉诃德》处处流露出“一股子兵痞哲学”的味道，尤其是在混乱的情境中，对于受害者的关怀多少有一点装腔作势。

《唐吉诃德》虽具有一部古典小说的特点，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古典主义精神的亵渎，它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也就是说，正是它的“伟大”使得它的“渺小”也显得异常突兀。按照我的观点看：“疯子”——阿隆索（唐吉诃德）的病根不在小说的开头，也不在中间，而是在小说的结尾。在他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确有可能疯了的时候，社会自身的“疯根”才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正如：今天的许多人明白了“正义”有时表现得比非正义还要野蛮。肉眼可以发觉的现象全部是因相对而成立的。生死亦然。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和我们说了“再见”，但却用通篇的“直接行动”点出了人生一条布满荆棘的“光荣之路”！弥留前，唐吉诃德难道真的向朋友们妥协了吗？不！我更相信他只是累了，一想到自己待嫁的外甥女，他表现得非常揪心、所谓的理性被弱化成了单纯的亲情——这是塞万提斯的揪心啊！也许他早已玩够了人生。但是，作为一部小说，这个“卑鄙的家伙”还是把自己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