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与我们的反思

大眼狗
2009-07-25 看过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70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发生了无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更为深远的事件,今天来回顾170年前的历史有多少是当下的人们想要了解的呢?有多少对当代仍有所助益的呢?又有多少是能够在今天仍能产生共鸣和回响的呢?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这样耳熟能详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单纯的记录历史事件当然有它的史料价值的,把历史置于当时的语境中给予“理解之同情”也值得肯定,但历史学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应该通过对过去的事件的思考与批判影响今天,而不仅仅满足于象牙塔内的自说自话。
   茅先生的这本《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出色之处在于坚实的史实考订和历史重建功力,也在于书中试图用一种“当时的”眼光来考察“当时的”鸦片战争的方法论,这样的努力和见识在当代中国是难得可贵的。视角的转换往往可以突破固有的思想藩篱,虽然如罗志田先生在《“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中论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历史的主要意义也不在于单纯的重现和语境的重建,而在于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真正意义上的教训必然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之上的,历史是当时人和事的历史,剥离了当时情景分析历史,不但隔靴搔痒,更容易被成见立场所左右,作出错谬千里的判断。茅先生在书中重建历史语境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一些出色的章节,我们甚至可以代入到当时历史的角色中去,接触到当时人们所思所想。这样“以史解史”的做法个人认为更可能接近历史的本原,也更能够去除历史“今天”的色彩。
    传统的中国历史讲究的是宣教功能,是臧否人物,褒贬忠奸。且不论把人的多元个性划分为简单的黑白两色是否合理,但仅为了满足宣教的效果或者某种先验的思想、主义的正确性,不惜把历史以春秋大义的堂皇名义来曲笔记录,这就不仅仅是用荒诞所能概括的,这是对社会和民族的犯罪。阿伦特曾经说过,集体的自我欺骗比简单的说谎更加危险,这种欺骗是施加在记忆群体内部成员身上的暴力。想看某些国人还沉浸在太平天国的全民癫狂、义和团拳民仇洋的蒙昧和残暴,以及本书述著的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种种“爱国”神话当中而不自知,权力把历史打造成了传说甚至是传奇,就不难想见历史已经被改写成什么模样。而重现历史的真实,破除历史的迷信是一件多么富有挑战和需要勇气的事情。毛泽东—范文澜—胡绳建立起来的近代通史体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以阶级分析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把多元的历史发展说成了一元的线性必然,其中的片面性与不足,是不与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应该摆脱万马齐喑的沉闷,走向百家争鸣。茅先生的论点或许并不新颖,但他不刻意作惊人语的论证论据,却让人耳目一新又为之信服。
  茅先生在本书的篇幅里,立论的确没有太多的创新:“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和世界之潮流”。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人的共识,也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100多年里得到的最重要(没有之一)的教训。但他最有价值的论述在于,具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在中国终于开始跌跌撞撞地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用坚实的考据说明天朝犯了哪些曾被掩饰甚至被粉饰成荣耀的错误,这些错误今天如何可以避免,导致这些错误的观念如何能够改变,书中的微言大义大致就在于此了。
  书中天朝的崩溃,我的理解不仅仅是清政府政体的解体,还在于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给中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理念等各方面由浅入深的种种冲突和瓦解。其实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内部并非就没有改革的萌芽和可能,明中期的心学、万历年间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明末清初的引进西学和明遗民对帝制的思考和批判等等,都带来了一定程度变革的可能契机。但萌芽之所以称之为萌芽,就是因为它没有长成大树的缘故,从可能性到结果也许会有超出想象的漫长道路要走。在个人权利没有可靠保障的时代,在工商业不仅没有法律保障还被政府扼制打压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至顶峰的时代,在皇权政治发展到近乎完美的时代,尽管中国可以在清中期以前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美,但终归没有前进的加速度,结果是被“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远远的抛在身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结结实实地轰出中世纪的。
书中用了不少篇幅记录了容易被一般读者忽略的中英双方在观念上巨大的差异。像伯麦奉外相巴麦尊的命令封锁了英国视为生命线的商业航道,认为清朝如此将会不战而降,而天朝同样收回皇恩主动封锁了海运,理由是茶叶大黄是夷人活命的根本,断绝贸易夷人必死无疑云云,这让英国人的封锁没有丝毫奏效;比如国家战争、外交的政治大事由在中国官员的观念里面只是你也过得去,我也过得去可以私下解决的面子之争,国与家之间,公与私之间,在家天下的逻辑下混作一谈;比如巴麦尊给道光帝的照会被理解成“伸冤”和“乞恩”, 和战变成了“施恩”与“不施恩”,被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在谕旨上仍是皇恩浩荡的“安抚”与“羁縻”;再比如订立和约纠缠在是否进京、是否设立中英联系机构等枝蔓,视为伦理大防,而主动把经济和司法特权拱手相送等等。这种认识的差异,暴露了保守昏聩的大清王朝对国际形势是如何的不得要领,在有备而来的英国人面前土崩瓦解的命运不难猜想。西方的列强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话语权,大清却在还在坚守它那可悲的天朝尊严和逻辑,自说自话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史实可能我们多少都有些接触,但如此赤裸裸的对其进行解剖,100多年后的我还是感受到郁结在胸的沉痛。
    清王朝的落后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思想上,甚至文化上的,但落后的责任不能让满清独自承担。把眼光延伸到最令国人自豪的闪耀学术自由光芒的“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也比实行城邦政治的希腊在思想的卓越上,在对个性和自由的尊崇上落后许多,而其后2000多年性理名教的发展完善又不断的禁锢思想和文化封锁,到了清王朝时期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自给自足,也形成了儒家文化上的强烈思想自觉和自闭意识。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静态的停滞的社会状态,如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所言:“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的衰世景象。西方的入侵如投石入一潭死水,激起了人们救危求存的意识,于是有了早期“师夷”思想的兴起,有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洋务运动,有了政体改革上的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而有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新文化和五四启蒙运动,艰难实现着中国的传统士人阶级向具有近代化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实现着中国近代化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书中对中国近代化刚开始转变时刻,作为最敏锐的士人阶层代表魏源的反应作了一定篇幅的介绍。以往我们提起魏源必说起他的《海国图志》,必说起他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说他思想解放、积极引进西学,但茅先生用翔实的史料说明,真实的魏源未必是如此坚定的。魏源战前就有儒家的著书,是有深厚国学烙印的典型士人,战争的展开使他开始新的课题研究——编纂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海国图志》,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同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无须师夷也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成了克敌的利器,韩世忠黄天荡的大捷成了可资“殷鉴”,其中既有新思想的闪光,也不能忽视旧观点的罗列,这不仅仅是魏源一个人的思想反复,更体现了当时整体士人阶层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对近代化进程的抵触与挣扎。
  书中明确提出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的论点,虽然令人丧气,但我通读全书,感觉书中的论据与论证足够支持他的观点。有人提出拿抗日战争的胜利与鸦片战争的失利相比较,提出民心可用,事在人为,且不说抗日战争中国族意识的最终成熟和战争动员机制的逐步建全,仅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也有着天壤之别。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有着半个世界的殖民地的支持,英军从印度增援的士兵甚至比清政府的从甘陕云贵调兵的速度还要快得多,军队运动的优势让英军在大多数的战役上屡屡以多打少。武器、技术、人员训练和军队人数上的巨大差距,让英军的战斗减员少得可怜。有美法貌似中立其实暗中支持英国的外交策略(14年后法国干脆就赤膊亲自上阵杀到北京),没有近代化盟军的中国无异是以中世纪的姿态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准近代化的西方世界。茅先生从清政府的武器装备、兵员编制、士兵军官等多方面数据清楚的阐明了长期以来清军强大,清兵顽强善战,鸦片战争的仅仅是琦善、伊里布等人卖国投敌而导致失败的认识不过是国人一个不愿觉醒的迷梦。拿着明朝的装备集“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于一身的清军与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军之间的战争胜负,早在英舰驶离朴次茅斯港就已然确立,实质与正义与否没有多少关系,只是徒增手握“义理”的天朝的悲剧性色彩罢了。道光的国不是琦善、伊里布之辈说卖就能卖的,同样也不是林文忠们说保就能保的,能救大清得唯有书中反复阐明的“近代化改革”。这里引用雷颐先生在《何以“激进”》中的一段话:“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纵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没有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清政府签订的不是所谓“万年条约”的《南京条约》,而仅仅是十四年的停战书,圆明园的烈火在清政府与欧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就已暗暗燃烧了。
  “实现近代化”的理论着实不新,但一百几十年过去了,远有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近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反动,都是曾得到一定范围内大多数国人拥护和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我们也还能见到中西文化体用之争,还能看见东风即将压倒西风的狂妄,还能看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自信,甚至还有建设儒教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鼓吹。作为学术的研究自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作为实践的指导却是被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内的诸多历史教训明确指出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茅先生在再度重申“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是有它现实意义的。吃了几天饱饭就颂唱太平盛世,忘记曾经的苦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长期用《环球时报》武装头脑的民族,只会徒增世人笑柄。犯错固然可惜,但更可怕的是犯错后不思改悔,反而刻意进行抹杀,篡改记忆。许知远在《奶粉的隐喻》中引用过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一个故事,大意是在一块墓地上建立了一座辉煌的城市,除了少数的领导者没有人知道,但某种奇怪的力量一直在干扰、控告市民,竭力赶走他们。人们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历史就像《安提戈涅》中的没被好好埋葬的波吕尼刻斯,时刻惊扰着活着的人们,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从不会消失,它甚至没有从没有过去”,掩盖与遮蔽只会让历史的幽灵更长久地在我们身边游荡,更深刻的伤害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傅国涌曾经说道“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先行者的教诲不能一再地被遗忘,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记忆过去,不是为了诅咒曾经的加害者,获得廉价的感伤,而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面对自己。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书中所作的扎实的努力,是值得关心近代史学科发展和传播的人们真诚鼓励的。
  鸦片战争发生在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撞碰击的时代,是典型的旧秩序行将崩溃,新时代即将建立的时代,这样的历史背景几乎可以带入每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茅先生的鸦片战争的问题意识不无当下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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