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读书笔记：铁匠之死•莫须有的理论依据
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曹爽、司马懿受命辅政，两人开始你死我活的十年斗争。竹林七贤中三个最主要的人阮籍、嵇康、山涛，有着完全不同的举动，也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少年得名，太尉蒋济征召，勉强就职，随后就借口生病而归，后任尚书郎，又以病去职，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再度借口生病谢绝。
在中国的官场，身体状况是一个古老的借口，几乎同时，司马懿就是借口生病骗过了曹爽，在一年多后发动了高平陵之变，诛灭曹爽，当时人们钦服阮籍的见识。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军阀们下野的两大理由，就是身体和出国考察，这也是一种对政治失败者的宽容。其源流本末待考。
高平陵之变前两年，也就是司马懿刚刚开始称病，山涛还在当小小的河南从事，某天晚上突然悟出了其中的诡异，起来踢同宿的石鉴：“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睡觉？知道太傅称病是什么意思？”石鉴说：“宰相三次不上朝，下诏书让他回家，你担心什么呀？”山涛说：“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希望你石鉴能在马蹄乱踏的混乱时局里保全性命吧，扔下符信就离去了，虽没有范蠡五湖的从容，识度之间不相上下。
相比山涛的政治觉悟，阮籍没有这么明晰的见解，不过阮籍能够把握大局，高平陵事变一结束，他就应征司马懿从事中郎，之后也先后任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政治上旗帜鲜明的站到了司马氏的一边，这恐怕也是司马昭屡次维护阮籍的原因之一。后来群臣劝进司马昭九锡，也是由阮籍宿醉中所作。阮籍的父亲阮瑀，曹洪征为掌书记，也曾以病不应，后来为曹操征辟，“投杖而起”，把拐杖一丢就去应征，阮籍虽然幼年丧父，这招数却不曾失传。
当阮籍称病，山涛投传之际，嵇康取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也许长乐亭主的美丽、智慧吸引了嵇康，也许爱情使人无法自拔，史书没有可靠的记载，只能留作疑案。
中国是讲究出身的，娶了曹氏宗亲，嵇康的脑壳上就贴了大大的“曹派”标签。同是七贤的山涛，他的从祖姑是司马懿的岳母，山涛也就自然而然为司马氏而用。
嵇康很有些自知之明，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提出自己不堪胜任吏部郎的九条理由：其中七条是不愿意酬应往来一切俗务喧嚣等，如果只有这些，嵇康大约还能学习庄子的那只神龟“曳尾涂中”，隐于山林，做一个孙登这样的隐士。
然而还有最主要的两点才是惹祸的根本：一是常常非难商汤、周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为礼教所不容；二是嫉恶如仇，放肆直言。据说司马昭听说之后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管蔡论》就是其中的例子。
嵇康身为曹氏宗亲，才学出众，又不愿入朝为官，引来猜忌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先后发动了三次寿春叛乱，要推翻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恢复曹魏的正统，与春秋时期管、蔡起兵反对周公摄政确有可比之处。
嵇康在《管蔡论》里面认为管、蔡“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一句话，“清君侧”有理，等于为寿春三叛背书，自然为司马氏所不容。
机会来了，吕安的哥哥吕巽图谋弟媳漂亮，将其灌醉强奸，吕安本欲告发，被嵇康劝阻，没想到吕巽反诬告吕安事母不孝，入狱，嵇康为之辩护，也被收押。
这时候钟会出现了。钟会是司马氏的宠臣，很佩服嵇康。曾经写过一本《四本论》，写完后很想让嵇康一见，又怕嵇康质疑问难，揣着怀里不敢拿出来，走到门外远远地掷进去，便转身急急忙忙跑了。后来又邀请当时贤俊之士一起去寻访嵇康。碰上嵇康在大树下打铁，号称《庄子》古今第一注的向秀打下手拉风箱。嵇康旁若无人，继续扬槌不停，过了好一会儿也不说一句话。钟会要走，嵇康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怀恨在心。
这时候就乘机和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能让他飞腾而起。您天下无忧，但要顾虑嵇康这个人。”又进谗言说：“嵇康想帮助毌丘俭造反，幸而山涛没有听从。”
有能力而不居其位，是非常危险的事。孟尝君受到齐湣王的猜忌，不得不三番五次的出逃、养老。魏公子晚年为了避免同父异母的哥哥魏安釐王的猜忌，称病不朝，常常通宵达旦欢饮烈酒，又多近女色，沉迷于酒色之间，如此四岁而亡。上位者在意的，不是你有没那份心，而是你有没那份资格。
东晋王敦造反入京，问王导：“周顗可以做三公吗？”王导不吭声，王敦又问：“可以做尚书令、仆射吗？” 王导不吭声，王敦说：“这样，只能杀了他罢”王导依然默不作声，于是周顗遇害。
宋太祖贵为天子，而不能安枕而眠的原因，并不是担忧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们会不会叛乱，而是害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们不会主动的叛乱，但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下属把黄袍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也不可能推托。
值得注意的是，钟会并不是诬告，《管蔡论》里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嵇康对毌丘俭们的同情和支持，之所以后来大家认为是诬告，完全是因为中国的道德精神：掌握道德旗帜的人一切都是对的，和他作对的人一切都是错的。
钟会又提出了一个理论：“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是因为他们祸乱时政危害名教，所以圣贤杀了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诋毁经典，做帝王的实在不应该容忍他们。应该乘这件事把它们除掉，以淳厚风俗。”
这个理论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杀人的正当性，包括太公望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两个经典案例，圣人都这样干了，我们更应该干。
所以嵇康之死，不在于吕安事件，而在于他的政治言论和当道者严重不符，居然还不肯收声自保。
第二层意思，是“莫须有”，并不一定要有真实的罪名，只要符合礼教的要求，找个借口就可以杀了。
钟会的理论基础，就是目的正确性带来行为的正确性，以前太公望、孔子都这样干了，但总是有冠冕堂皇的包装，而钟会是第一次明白的私下说了出来，被记入史册，所以，虽然给大家看的，是更冠冕堂皇的包装，但钟会挨骂还挨了一千多年，而孔子一直有人为他辩解，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有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有可以说不可以做的。
临刑东市，嵇康神色不变，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说：“袁孝尼曾经想学这支曲子，我不肯传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要失传了！”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陆机、李斯临刑悔入仕途，舍不得人生之美好，感叹听华亭鹤鸣、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门逐狡兔而不得，难免输了身段。只有一千四百年后，金圣叹似之。
当时，三千名太学生上书，请求拜嵇康为师。
从司马昭的角度看，请愿的人越多，说明嵇康的政治影响力越大，就越是证实了钟会的理论，也就越不能容忍。因此，嵇康就不得不死了。
司马昭随即也后悔了，真的悔了吗？还是一种姿态？
PS：世说还是以徐震堮、余嘉锡两版为上，前者浅近，后者精深。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少年得名，太尉蒋济征召，勉强就职，随后就借口生病而归，后任尚书郎，又以病去职，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再度借口生病谢绝。
在中国的官场，身体状况是一个古老的借口，几乎同时，司马懿就是借口生病骗过了曹爽，在一年多后发动了高平陵之变，诛灭曹爽，当时人们钦服阮籍的见识。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军阀们下野的两大理由，就是身体和出国考察，这也是一种对政治失败者的宽容。其源流本末待考。
高平陵之变前两年，也就是司马懿刚刚开始称病，山涛还在当小小的河南从事，某天晚上突然悟出了其中的诡异，起来踢同宿的石鉴：“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睡觉？知道太傅称病是什么意思？”石鉴说：“宰相三次不上朝，下诏书让他回家，你担心什么呀？”山涛说：“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希望你石鉴能在马蹄乱踏的混乱时局里保全性命吧，扔下符信就离去了，虽没有范蠡五湖的从容，识度之间不相上下。
相比山涛的政治觉悟，阮籍没有这么明晰的见解，不过阮籍能够把握大局，高平陵事变一结束，他就应征司马懿从事中郎，之后也先后任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政治上旗帜鲜明的站到了司马氏的一边，这恐怕也是司马昭屡次维护阮籍的原因之一。后来群臣劝进司马昭九锡，也是由阮籍宿醉中所作。阮籍的父亲阮瑀，曹洪征为掌书记，也曾以病不应，后来为曹操征辟，“投杖而起”，把拐杖一丢就去应征，阮籍虽然幼年丧父，这招数却不曾失传。
当阮籍称病，山涛投传之际，嵇康取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也许长乐亭主的美丽、智慧吸引了嵇康，也许爱情使人无法自拔，史书没有可靠的记载，只能留作疑案。
中国是讲究出身的，娶了曹氏宗亲，嵇康的脑壳上就贴了大大的“曹派”标签。同是七贤的山涛，他的从祖姑是司马懿的岳母，山涛也就自然而然为司马氏而用。
嵇康很有些自知之明，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提出自己不堪胜任吏部郎的九条理由：其中七条是不愿意酬应往来一切俗务喧嚣等，如果只有这些，嵇康大约还能学习庄子的那只神龟“曳尾涂中”，隐于山林，做一个孙登这样的隐士。
然而还有最主要的两点才是惹祸的根本：一是常常非难商汤、周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为礼教所不容；二是嫉恶如仇，放肆直言。据说司马昭听说之后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管蔡论》就是其中的例子。
嵇康身为曹氏宗亲，才学出众，又不愿入朝为官，引来猜忌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先后发动了三次寿春叛乱，要推翻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恢复曹魏的正统，与春秋时期管、蔡起兵反对周公摄政确有可比之处。
嵇康在《管蔡论》里面认为管、蔡“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一句话，“清君侧”有理，等于为寿春三叛背书，自然为司马氏所不容。
机会来了，吕安的哥哥吕巽图谋弟媳漂亮，将其灌醉强奸，吕安本欲告发，被嵇康劝阻，没想到吕巽反诬告吕安事母不孝，入狱，嵇康为之辩护，也被收押。
这时候钟会出现了。钟会是司马氏的宠臣，很佩服嵇康。曾经写过一本《四本论》，写完后很想让嵇康一见，又怕嵇康质疑问难，揣着怀里不敢拿出来，走到门外远远地掷进去，便转身急急忙忙跑了。后来又邀请当时贤俊之士一起去寻访嵇康。碰上嵇康在大树下打铁，号称《庄子》古今第一注的向秀打下手拉风箱。嵇康旁若无人，继续扬槌不停，过了好一会儿也不说一句话。钟会要走，嵇康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怀恨在心。
这时候就乘机和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能让他飞腾而起。您天下无忧，但要顾虑嵇康这个人。”又进谗言说：“嵇康想帮助毌丘俭造反，幸而山涛没有听从。”
有能力而不居其位，是非常危险的事。孟尝君受到齐湣王的猜忌，不得不三番五次的出逃、养老。魏公子晚年为了避免同父异母的哥哥魏安釐王的猜忌，称病不朝，常常通宵达旦欢饮烈酒，又多近女色，沉迷于酒色之间，如此四岁而亡。上位者在意的，不是你有没那份心，而是你有没那份资格。
东晋王敦造反入京，问王导：“周顗可以做三公吗？”王导不吭声，王敦又问：“可以做尚书令、仆射吗？” 王导不吭声，王敦说：“这样，只能杀了他罢”王导依然默不作声，于是周顗遇害。
宋太祖贵为天子，而不能安枕而眠的原因，并不是担忧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们会不会叛乱，而是害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们不会主动的叛乱，但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下属把黄袍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也不可能推托。
值得注意的是，钟会并不是诬告，《管蔡论》里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嵇康对毌丘俭们的同情和支持，之所以后来大家认为是诬告，完全是因为中国的道德精神：掌握道德旗帜的人一切都是对的，和他作对的人一切都是错的。
钟会又提出了一个理论：“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是因为他们祸乱时政危害名教，所以圣贤杀了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诋毁经典，做帝王的实在不应该容忍他们。应该乘这件事把它们除掉，以淳厚风俗。”
这个理论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杀人的正当性，包括太公望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两个经典案例，圣人都这样干了，我们更应该干。
所以嵇康之死，不在于吕安事件，而在于他的政治言论和当道者严重不符，居然还不肯收声自保。
第二层意思，是“莫须有”，并不一定要有真实的罪名，只要符合礼教的要求，找个借口就可以杀了。
钟会的理论基础，就是目的正确性带来行为的正确性，以前太公望、孔子都这样干了，但总是有冠冕堂皇的包装，而钟会是第一次明白的私下说了出来，被记入史册，所以，虽然给大家看的，是更冠冕堂皇的包装，但钟会挨骂还挨了一千多年，而孔子一直有人为他辩解，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有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有可以说不可以做的。
临刑东市，嵇康神色不变，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说：“袁孝尼曾经想学这支曲子，我不肯传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要失传了！”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陆机、李斯临刑悔入仕途，舍不得人生之美好，感叹听华亭鹤鸣、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门逐狡兔而不得，难免输了身段。只有一千四百年后，金圣叹似之。
当时，三千名太学生上书，请求拜嵇康为师。
从司马昭的角度看，请愿的人越多，说明嵇康的政治影响力越大，就越是证实了钟会的理论，也就越不能容忍。因此，嵇康就不得不死了。
司马昭随即也后悔了，真的悔了吗？还是一种姿态？
PS：世说还是以徐震堮、余嘉锡两版为上，前者浅近，后者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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