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笔记本与山东耶稣

    保罗•奥斯特的书大规模引进到中国的时候，我人生中密集阅读小说的阶段已经过去，我对叙事快感的诉求基本上靠看电影和饭后与思维奔溢的妻子对喷就可以满足了。因此，虽然我也偶尔匆匆翻过几本保罗•奥斯特的小说，但仅仅只是为补充一下常识不致落伍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直到前几天，我在飞机上读完了他那本神神叨叨的小薄书《红色笔记本》，我才第一次有点传说中的“掩卷而思”的感觉。
    《红色笔记本》写的全是保罗•奥斯特信誓旦旦地确保了其真实性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每一篇都是一个在鸡毛蒜皮的回忆中突然挥舞着小拳头朝你的世界观横扫过来的极端偶然性：一个一见面汽车就会爆胎的朋友；一个两次分娩时家里的电视都碰巧播着《尼姑故事》的孕妇；两个妹妹在台北一起学汉语，万里之外，互不相识的两个姐姐在纽约歪打误撞地成了好朋友；因为老是接到打错的电话而将错就错地杜撰了一篇小说，但后来竟接到错得更离奇的电话找小说里的主人公……
    和其他小说比起来，保罗•奥斯特游走在真实与虚构边缘、三言两语把故事讲得既清晰又忽悠的能力显得相当突出，但仔细想想，也不过就是一个文艺腔的外国侃爷而已，在俺们中国这片神奇的沃土上，在北京的出租车、成都的坝坝茶馆、广州的早茶店里，到处都是抡着生活中威武的偶然性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语言游侠。我之所以说看了《红色笔记本》有“掩卷而思”的感觉，完全是因为阅读情境的缘故：在万米高空之上，读着种种鸡零狗碎但却妙不可言的“私家戏剧性”，一不留神朝机窗下面望一眼，颇有俯瞰人世的中老年感。这个时候，自己身上经历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偶然性就都在半空中冒出来了。
    我敢说，其实每个人都跟保罗•奥斯特一样，撞见过很多把“巧”字狠狠地在脑中掐死也拷问不出缘由的偶然事件，每个人都极有可能是一块偶然性的磁石，只不过，大多数人经历过也就忘了，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即使说出来也打死都没人待见，甚至还会被人送到精神病研究院去做被研究员，就像彭浩翔在《出埃及记》里总结的：“当一件事情荒诞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于是只好自己逼着自己忘了。但当你坐在飞机上看完《红色笔记本》之后，即使已被自己强行忘掉的那些怪事，都会趁机从你的无意识里溜达到窗外的浮云上朝你打招呼。
    我遭遇的最难以言传的偶然性得从1994年说起。那年夏天我和两个好友背包去新疆游荡，南北疆都走了个酣畅淋漓之后，我一个人从乌鲁木齐坐上了到西安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和对面坐着的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山东老哥打得火热，每顿盒饭都是他盛情地请我享用的，但饶是如此，他也从未透露他姓甚名谁、做何营生。1995年夏天，我和一大帮同学在黑龙江宁安县做完了民俗学田野考察，坐火车从牡丹江返回北京。行至半程，同学中有一对在田野考察时已经秘密结合的野鸳鸯由于座位不在一起，忍了许久之后终于很低调地恳请我调换座位，我欣然应允，换到了另外一个车厢，一坐下来就很崩溃地发现，对面坐着的一个凝神阅读法制文学的人正是一年前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山东老哥。这一次，他没有请我吃盒饭，倒是极其热情地把一大堆关键词为“强奸”、“不伦”的小杂志递给我看，不过，依然没有透露他姓甚名谁、做何营生。
    如果巧遇就此打住，我还顶多只是感慨，不至于抓狂。1997年夏天，我与三位美女穷游云南，在从大理古城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前往苍山感通寺的路上，一辆大客车从反向擦身而过，我没怎么留意。但几秒钟之后，从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山东腔的“小兄弟！”，我回头一看，但见在飞速远去的大客车上，一个布满络腮胡子的脑袋正探出车窗朝我高呼，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夏日舟车福星”山东老哥。老哥一溜烟不见了，我却陷入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深刻危机。同行的三位美女中有两位都是基督徒，在她们频繁的传道攻势下，我险些就要皈依，险些就要相信其实耶稣是个山东人。
    后来，随着经历的怪事越来越多，我慢慢意识到，每个人的小宇宙里都有很多不按正常轨道运转的小星星，它们或许是神迹，但更有可能仅仅是赤裸裸的偶然性本身，面对它们无须抓狂，只须愉快地回味或者有一搭没一搭地期待，就像此刻，在看完了《红色笔记本》之后，我坚信，按照以往的规律推算，我与疑似耶稣的山东老哥必定会在祖国东南部的某种交通工具上再次巧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