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垂象，见吉凶
假如我是在小时候读到这本书的话，八成是会对江晓原教授的这本著作嗤之以鼻的。那个时候迷恋中国古典小说，满脑子侠骨柔情，总是希望能像诸葛孔明那般，仰望星空之余再掐指一算便可获知天下大事，再不济，也该会碰到一个能发现我慧根的鹤发童颜之高人，他会赠我一套事关天命的“甘石星经”，从此我怀揣神器，游走四方，救国救民，岂不快哉？若是那时便被“真相”挫败，恐怕不仅会愕然气短，大约还要阴测测的骂上两句方能泄恨。
——所谓《星占学与传统文化》揭示出来的“真相”，简单点来说即是：古人通过大量的相似联想与占有性联想，把包含部分天文和气象知识的星占学，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为政治和世俗活动提供支点的辅助性的工具学科。再简单一点，便是：天垂象，见吉凶。为此，江晓原教授分别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星象与神话、历史、人世凶吉，历法和政治天文学六大层面详细论述，且论据翔实有力，条理清晰明澈。综合来看，确实不失为一本好书。
与西方专讲个人祸福的Judicial astrology星占学不同，中国的星占学是“只以军国大事为预言对象，全不管个人的穷通祸福”的Horoscope astrology。而这种功能的由来，又可以溯源到我们祖先的心里：古人敬天，几乎所有的上古思想都以思天始。在那些充溢着先人浪漫想象力的典籍里，世上万物都以天为坐标拥有了自己最初的样子和文化上的位置。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妪天门，日月所入。”（《山海经·大荒西经》），又如“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园如削。”（《神异经·中荒经》）等等等等。慢慢的，天，开始在人们的心里有了实体的样子。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先人们并不满足只把“天”当成一个仅供膜拜的具象，他们紧接着开始把天赋予人格以及心灵上的意义，因为从骨子里来说，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永远以人为中心的哲思汇集。造神运动是，图腾崇拜是，就连魏晋清谈从根本上说也离不开人间烟火政治腐臭。而天与人的结合时由董仲舒完成的，这位“天人合一”的集大成者这样说到：“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占视占暝，副昼夜也；占刚占柔，副冬夏也；占哀占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从而成功的为星占学在中国的作用定下了基调，同时，也为星占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争得存在的空间。
究其星占学理论的最初源头，是和先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致的。那便是“象形”。因为象形，中国有了文字，因为象形，中国才有“替天行事”，所以彗星像扫帚，则大凶。因为星野与人间版图息息相关，所以才有“丰城剑气”与“龙光射斗牛之墟”，就连北斗七星在中国文人意识中的扛鼎地位，最初也是由它们的形状决定的。明白这个道理后，也就不难明白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从象形角度穿凿附会的把天命转移到王者身上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星占是为政治服务的，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太阳和月亮的占卜。据《尚书》记载，尧做了天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羲氏、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以便于聆听天意。这本小书中也用了非常翔实的资料讨论了日月占卜的方法。总的来说，“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所以“日变修德，月变修刑”，又言“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其中配以各类占卜，则经常被士大夫们用来做功课，进谏或者称颂。作为帝国最高统治阶级，自然也不会放过用日月的变化来大作文章的。最著名的，便是唐玄宗泰山封禅归来，太阳“当食不食”，从而赢得四海宾客大赞其德的故事。还赚得张九龄妙文一株，真是让后人叹服。
在这本小书中，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星占学与历法的那一章节，江晓原教授讨论的过于疏漏了。当然，历法牵扯到的东西非常多，可能是囚于本书主题的关系无法深入。比如在意识形态方面，历法不仅仅体现了官方意识和民间意识的对峙和互动，它还是古代民众的生存哲学和处事价值的一种体现。其中又和宗教问题联系紧密，如果江老师能更加深入的话，我想，对我的裨益会更大。
囫囵吞枣，权当小记。
——所谓《星占学与传统文化》揭示出来的“真相”，简单点来说即是：古人通过大量的相似联想与占有性联想，把包含部分天文和气象知识的星占学，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为政治和世俗活动提供支点的辅助性的工具学科。再简单一点，便是：天垂象，见吉凶。为此，江晓原教授分别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星象与神话、历史、人世凶吉，历法和政治天文学六大层面详细论述，且论据翔实有力，条理清晰明澈。综合来看，确实不失为一本好书。
与西方专讲个人祸福的Judicial astrology星占学不同，中国的星占学是“只以军国大事为预言对象，全不管个人的穷通祸福”的Horoscope astrology。而这种功能的由来，又可以溯源到我们祖先的心里：古人敬天，几乎所有的上古思想都以思天始。在那些充溢着先人浪漫想象力的典籍里，世上万物都以天为坐标拥有了自己最初的样子和文化上的位置。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妪天门，日月所入。”（《山海经·大荒西经》），又如“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园如削。”（《神异经·中荒经》）等等等等。慢慢的，天，开始在人们的心里有了实体的样子。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先人们并不满足只把“天”当成一个仅供膜拜的具象，他们紧接着开始把天赋予人格以及心灵上的意义，因为从骨子里来说，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永远以人为中心的哲思汇集。造神运动是，图腾崇拜是，就连魏晋清谈从根本上说也离不开人间烟火政治腐臭。而天与人的结合时由董仲舒完成的，这位“天人合一”的集大成者这样说到：“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占视占暝，副昼夜也；占刚占柔，副冬夏也；占哀占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从而成功的为星占学在中国的作用定下了基调，同时，也为星占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争得存在的空间。
究其星占学理论的最初源头，是和先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致的。那便是“象形”。因为象形，中国有了文字，因为象形，中国才有“替天行事”，所以彗星像扫帚，则大凶。因为星野与人间版图息息相关，所以才有“丰城剑气”与“龙光射斗牛之墟”，就连北斗七星在中国文人意识中的扛鼎地位，最初也是由它们的形状决定的。明白这个道理后，也就不难明白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从象形角度穿凿附会的把天命转移到王者身上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星占是为政治服务的，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太阳和月亮的占卜。据《尚书》记载，尧做了天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羲氏、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以便于聆听天意。这本小书中也用了非常翔实的资料讨论了日月占卜的方法。总的来说，“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所以“日变修德，月变修刑”，又言“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其中配以各类占卜，则经常被士大夫们用来做功课，进谏或者称颂。作为帝国最高统治阶级，自然也不会放过用日月的变化来大作文章的。最著名的，便是唐玄宗泰山封禅归来，太阳“当食不食”，从而赢得四海宾客大赞其德的故事。还赚得张九龄妙文一株，真是让后人叹服。
在这本小书中，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星占学与历法的那一章节，江晓原教授讨论的过于疏漏了。当然，历法牵扯到的东西非常多，可能是囚于本书主题的关系无法深入。比如在意识形态方面，历法不仅仅体现了官方意识和民间意识的对峙和互动，它还是古代民众的生存哲学和处事价值的一种体现。其中又和宗教问题联系紧密，如果江老师能更加深入的话，我想，对我的裨益会更大。
囫囵吞枣，权当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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