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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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校时听了陈向明老师的讲课,算是对质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些皮毛的认识,后又听说这本书不错,于是拿来系统看看,想全面了解一下究竟何为质的研究,而在以孔德创建至今仍被奉为科学性保证的实证主义的大行其道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质的研究方法如何为自己辩护,让人信服。这同时又与前面看的几本书 有了联系,即都是围绕或涉及到一个问题:“教育研究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其科学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似乎都失去意义,学习教育学一年半才开始系统关注这么基本的问题好像实在不该,但是就像陈向明书中所讲的不可避免的人的主观性一样,应该如何的事情并不总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在对教育有了一定了解之后,阅读了一些书籍之后,自然而然地把目光引向这个问题可能更能表明它的根本性和不可绕过之重要性吧。
这本书从体例来讲,大概可归于教科书一类,但不是常见的教材的纯客观、作者隐藏在背后的写法,而是处处透露着“质的气息”,作者使用了质的研究常用的第一人称,通过对自己研究案例的引用或研究心得的描述,阅读的过程中只觉得像是在现场聆听陈教授的讲话。
整个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量的研究、质的研究和我们常说的定性研究 ,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虽有区别但都是以收集到的现实资料为研究基础,只是收集和处理资料的方式不同,前者多以大范围的调查收集统计数据,然后进行量化处理,而后者多用小范围甚至个案的方式收集资料,资料多为文字性的而非数字的。而定性研究由于缺乏实证资料 的收集和分析,因而思辨成分更重,发挥议论和舆论作用为多,而真正的研究成分很少。
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实证主义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量的研究就是其集中体现。而质的研究建立在后面三种“另类范式”基础之上。
质的研究发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反思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男性白种人对土著人的研究到研究者自我反省意识的觉醒,再到对政治权力的反思,“与早期研究者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忏悔式’的自白相比,现在的研究者更加主义自己所处的社会场域、自己所面临的文化冲撞以及自己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和个人惯习。(Bourdieu)”
质的研究经常被质疑的一点就是它的推广度,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从实证主义的量的研究那里拿过来的,在用它来质疑质的研究之前有必要悬置先入为主的思考方式,先想一下什么是推广度、为什么要讨论推广度等根本问题,这使我想到我们在讨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体现的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的情景。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已经被二元的言语方式垄断,只有用二元对立的言语方式才能说明要破除二元对立的意思。在这里,质的研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已经发达到无人怀疑其正当性的地步,以至于我们看到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也要忍不住把量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推广度”、“效度”等概念拿来,对质的研究进行一番拷问,并由此判定它的正当性。但是就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讲到科学危机和由此发生的革命时所比喻的,新旧范式的转变根本就是世界观的转变,看似简单的改变其实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面对的是同样的事物,但是看和想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所以对质的研究来说,推广度 不是依赖于把个案的研究结果直接放到更大的群体上仍然成立,而是通过阅读包含了研究者个人感受和反思的研究报告,读者认可了研究者对材料的解释,了解了未曾了解的人和事,激发了相关的思考和反思,或者是发现了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研究者的客观中立和在研究报告中隐藏自己的做法也与质的研究极为不同,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实证、建构、批判)决定了它不认为存在完全脱离认知主体 的“纯客观”的研究对象,即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年龄、性别等)和个人倾向(视角、经历等)一定会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但未必就是负面的影响。既然影响无法避免,那么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必要时加以干预。
质的研究的理论建构部分的解说使我受益颇深。陈教授以扎根理论为例详细介绍了质的研究是如何建构其理论的。理论可以分为形式理论(系统的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可以用来说明、论证并预测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和实质理论(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于在特定情境中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而扎根理论就是不断地从事实到实质理论,然后到形式理论的演进过程。
陈教授在探讨 质的研究发展趋势时对研究报告写作手法的阐述虽然暂时看来尚不能被规范的学术报告写作所接受,但其对现实世界的关照和后现代的因素仍令我感到兴奋。所以以此段文字作为这篇读书笔记的结束:“由于现实已经变得五彩斑斓,研究报告的写作也开始呈现‘杂乱’的趋势。矛盾并列法被作为一种常用的手段,将互相无法通约的表达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对比的成分似乎是一些不可通约的‘分离的世界’,但是这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更符合现实的‘真实’。这种手法是对传统比较法的一种更新,是对传统时空观的一种挑战,表现的是一种挣扎,一种对传统表达方式的反抗,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新的现实的尝试。……研究者对自己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进行报道,而不是从一个超脱的、分离的点来呈现事件的整体(Marcus)。这种杂乱的文本强调开放性、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因此它没有终结,没有结论。”
这本书从体例来讲,大概可归于教科书一类,但不是常见的教材的纯客观、作者隐藏在背后的写法,而是处处透露着“质的气息”,作者使用了质的研究常用的第一人称,通过对自己研究案例的引用或研究心得的描述,阅读的过程中只觉得像是在现场聆听陈教授的讲话。
整个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量的研究、质的研究和我们常说的定性研究 ,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虽有区别但都是以收集到的现实资料为研究基础,只是收集和处理资料的方式不同,前者多以大范围的调查收集统计数据,然后进行量化处理,而后者多用小范围甚至个案的方式收集资料,资料多为文字性的而非数字的。而定性研究由于缺乏实证资料 的收集和分析,因而思辨成分更重,发挥议论和舆论作用为多,而真正的研究成分很少。
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实证主义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量的研究就是其集中体现。而质的研究建立在后面三种“另类范式”基础之上。
质的研究发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反思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男性白种人对土著人的研究到研究者自我反省意识的觉醒,再到对政治权力的反思,“与早期研究者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忏悔式’的自白相比,现在的研究者更加主义自己所处的社会场域、自己所面临的文化冲撞以及自己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和个人惯习。(Bourdieu)”
质的研究经常被质疑的一点就是它的推广度,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从实证主义的量的研究那里拿过来的,在用它来质疑质的研究之前有必要悬置先入为主的思考方式,先想一下什么是推广度、为什么要讨论推广度等根本问题,这使我想到我们在讨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体现的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的情景。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已经被二元的言语方式垄断,只有用二元对立的言语方式才能说明要破除二元对立的意思。在这里,质的研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已经发达到无人怀疑其正当性的地步,以至于我们看到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也要忍不住把量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推广度”、“效度”等概念拿来,对质的研究进行一番拷问,并由此判定它的正当性。但是就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讲到科学危机和由此发生的革命时所比喻的,新旧范式的转变根本就是世界观的转变,看似简单的改变其实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面对的是同样的事物,但是看和想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所以对质的研究来说,推广度 不是依赖于把个案的研究结果直接放到更大的群体上仍然成立,而是通过阅读包含了研究者个人感受和反思的研究报告,读者认可了研究者对材料的解释,了解了未曾了解的人和事,激发了相关的思考和反思,或者是发现了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研究者的客观中立和在研究报告中隐藏自己的做法也与质的研究极为不同,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实证、建构、批判)决定了它不认为存在完全脱离认知主体 的“纯客观”的研究对象,即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年龄、性别等)和个人倾向(视角、经历等)一定会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但未必就是负面的影响。既然影响无法避免,那么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必要时加以干预。
质的研究的理论建构部分的解说使我受益颇深。陈教授以扎根理论为例详细介绍了质的研究是如何建构其理论的。理论可以分为形式理论(系统的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可以用来说明、论证并预测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和实质理论(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于在特定情境中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而扎根理论就是不断地从事实到实质理论,然后到形式理论的演进过程。
陈教授在探讨 质的研究发展趋势时对研究报告写作手法的阐述虽然暂时看来尚不能被规范的学术报告写作所接受,但其对现实世界的关照和后现代的因素仍令我感到兴奋。所以以此段文字作为这篇读书笔记的结束:“由于现实已经变得五彩斑斓,研究报告的写作也开始呈现‘杂乱’的趋势。矛盾并列法被作为一种常用的手段,将互相无法通约的表达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对比的成分似乎是一些不可通约的‘分离的世界’,但是这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更符合现实的‘真实’。这种手法是对传统比较法的一种更新,是对传统时空观的一种挑战,表现的是一种挣扎,一种对传统表达方式的反抗,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新的现实的尝试。……研究者对自己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进行报道,而不是从一个超脱的、分离的点来呈现事件的整体(Marcus)。这种杂乱的文本强调开放性、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因此它没有终结,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