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生缘》

windx
2009-04-25 看过
看《论再生缘》。陈寅恪用的是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式,也是西方人写论文做研究的方式。他在西方留学多年,这种方法显然是早就掌握了。说这是“西方人写论文做研究的方式”,是因为当初胡适这样提倡时,曾经引起不少风波,如果这是中国学者从来就用的研究方式,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要真正领会陈的研究,恐怕必须是也做同样研究,对史料也有相当了解的人。我们外行只能借此了解一些皮毛,随着他的穿针引线,看他抽丝剥茧,旁征博引,通过考证个人生涯来一步步展示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如果是研究文史的学生,实在可以拿这篇文章做博士研究的论文范文(虽然陈寅恪的学识功底远远不是一个小小博士研究生可以攀比的)。

 尽管陈寅恪自称这篇文章只是个人消遣之作,但是行文之中,常可看见这样的文字议论:
“吾人今日观此等礼部规定之具文,苟证以当时八旗军官之实况,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饰,多设科条,自衿整饬,不过供干禄求荣者之利用耳。良可叹也”。(《寒柳堂集》34页)
“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只,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受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事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37页)。

可见他并非仅仅对一部有关风花雪月的小说及其作者感兴趣,全不管其他。而他在文章中竟然插入这样一首自己写的赏花诗,就更是令人惊讶:

回首燕都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59页)

当初没有人对他这些话穿凿附会,加以讨伐,也是怪事。不过,我觉得他写《论再生缘》是做文史研究,其中抒发的议论是对所研究对象(作品、作者、历史文献、社会、人)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说《论再生缘》是借古讽今,那未免过于牵强。

陈寅恪毕竟是史学家,而非文学家,所以这篇著作在讨论《再生缘》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时就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并不像做历史研究那样,在纵横两个方向展开比较研究。但是他指出过去人们总认为《再生缘》有很多重复冗繁之处,所以算不上优秀之作,实际上这有失公允。因为荷马史诗这样大家公认的长篇诗作也同样很多重复冗繁之处,这并不影响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方面将《再生缘》与荷马史诗相比,实在是见解非凡,或许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真的借此论题展开一番比较研究。

同《再生缘》这样的弹词一样,荷马史诗也是“弹唱”给公众听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荷马史诗起源于口述文学,是先有“口述”,再有书面。长诗中诗句的重复出现是当初演唱者帮助自己记忆的一种方式;而《再生缘》却显然是先有书面文字,重复冗繁则似乎没有必要,除非这种重复本身就是当时所有弹词的一种固定形式,作者只是因循惯例而已。

再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对《再生缘》的简短评论。看过陈的考证,就知道郑的研究实在粗糙。谈到写作时间,郑只是直接引用了《小说考证续编》的一段文字,说是“婿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女士谢膏沐,馔《再生缘》弹词”。甚至还说:“端生写到第九卷时,又因随亲远游而搁笔。”至于已婚女子为什么还要随父亲远游,则没有任何解释。又说“写到十七卷时,她的生活上一定遇到很大刺激,作者的情绪突然地凄楚起来……像这样的情绪在前十六卷中,我们是得不到消息的”。也许她在这时有了难言之隐……。”似乎写前十六卷时丈夫被流放边疆不算“难言之隐”,丝毫不会影响写作情绪似的。

 不记得自己是否买过《再生缘》这本书,找到一个网站,有全文,其中还插入陈寅恪和郭沫若的相关评论:http://www.my285.com/gdwx/qt/z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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