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田野
【先汗一个，面临着不到七天内两篇论文、三大门严峻的考试之重要时刻的我竟然还来读些“闲书”，还硬要趁着惨淡的光亮趁热写书评。囧。】
我对人类学的关注始于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对异文化进行考察之方法的田野作业，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能够有多大的应用性？我的关注点在于生活之意义现实重建或修整——这通过来异质个体的密集交往而得以达成。这使得我总希望读到不那么“客观”的人类学描述，我乐于见到矛盾与张力得以展开的过程——在此之中，精神或行动之变化的端倪将表露出来。
或许是因为这样，拉比诺的这本书使我读得津津有味。
拉比诺在此书中的中心关注在于“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因而他始终着力突出“事实”如何在人类学家与资讯人双向互动中得以被“制造”出来。这一双向关系的典型体现之一出现在拉比诺将他的民族志扩展到对资讯人马里克的评定上时：马里克认为自己并不富裕，拉比诺的经济度量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自己展开辩护。在拉比诺的反思中，人类学家与资讯人，或者让我们在更广义上说——具有沟通或合作愿望的异质双方，在田野工作中呈现出几组辩证互动关系：
（1）新奇之常规化与熟识之陌生化
只身作为外来者的人类学家尽管看到当地陌生的社会文化状况会产生震动或惊异，比如拉比诺首次见到阿里进行宗教治疗的时候，但这种新经历的识别及其常规化之间却是加速互促的，“它们很快就成了我的知识的一部分”。而资讯人作为一个报道者他不得不持续地将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客观化、对象化，这“几乎是不自然的”。奇妙之处恰好在于这种习得与复新不断交错展开。
（2）“非人”（non-person）与“人”
拉比诺揭露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在田野中人类学家的规则是必须使自己成为“非人”从而得以进入异文化。拉比诺用了多个“必须”来描述这种状况，他们“必须完全使自己原有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观处于顺从的地位...避免不相信，以便用既充满同情又一丝不苟地记录事件”。如果人类学家在某些时候拒绝服从？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对于生活于此地的资讯人，根本也从未想过 “悬置他的基本假定”，他们会本能地采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人类学家交往。而在摩洛哥，资讯人的状态更为微妙因之于他们独特的主人意识与支配欲。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拉比诺指出了观察与参与时时相互更新的辩证过程。
作为格尔兹的关门弟子，拉比诺在结论中鲜明地肯定了文化解释论（张海洋的序中把拉比诺对格尔兹的“微词”写得生动异常，不妨一读），亦明确地肯定了文化沟通之可能性：在“扬弃式的忠诚”之后，“我们开始了一个改变的历程”。在正文最后一章，拉比诺记叙了他与穆罕默德这样一位高层次的伊斯兰教徒的友谊，亦正是此沟通之可能性的绝佳脚注。
无论如何，由交往而生成的意义或行动之结构的改变，首先需要在对话中探索出共同的语言。
p.s.此书关注的另一话题是田野的经验调查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联系。拉比诺发现先前田野的调查往往是跟理论建构相分离的。在此书中，至少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一位出色的人类学家如何有意识地将记叙与深层意义结构的结合起来。更显著、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或许我们需要阅读他此段田野工作后更为正式（一般学界意义上）的民族志《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
我对人类学的关注始于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对异文化进行考察之方法的田野作业，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能够有多大的应用性？我的关注点在于生活之意义现实重建或修整——这通过来异质个体的密集交往而得以达成。这使得我总希望读到不那么“客观”的人类学描述，我乐于见到矛盾与张力得以展开的过程——在此之中，精神或行动之变化的端倪将表露出来。
或许是因为这样，拉比诺的这本书使我读得津津有味。
拉比诺在此书中的中心关注在于“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因而他始终着力突出“事实”如何在人类学家与资讯人双向互动中得以被“制造”出来。这一双向关系的典型体现之一出现在拉比诺将他的民族志扩展到对资讯人马里克的评定上时：马里克认为自己并不富裕，拉比诺的经济度量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自己展开辩护。在拉比诺的反思中，人类学家与资讯人，或者让我们在更广义上说——具有沟通或合作愿望的异质双方，在田野工作中呈现出几组辩证互动关系：
（1）新奇之常规化与熟识之陌生化
只身作为外来者的人类学家尽管看到当地陌生的社会文化状况会产生震动或惊异，比如拉比诺首次见到阿里进行宗教治疗的时候，但这种新经历的识别及其常规化之间却是加速互促的，“它们很快就成了我的知识的一部分”。而资讯人作为一个报道者他不得不持续地将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客观化、对象化，这“几乎是不自然的”。奇妙之处恰好在于这种习得与复新不断交错展开。
（2）“非人”（non-person）与“人”
拉比诺揭露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在田野中人类学家的规则是必须使自己成为“非人”从而得以进入异文化。拉比诺用了多个“必须”来描述这种状况，他们“必须完全使自己原有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观处于顺从的地位...避免不相信，以便用既充满同情又一丝不苟地记录事件”。如果人类学家在某些时候拒绝服从？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对于生活于此地的资讯人，根本也从未想过 “悬置他的基本假定”，他们会本能地采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人类学家交往。而在摩洛哥，资讯人的状态更为微妙因之于他们独特的主人意识与支配欲。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拉比诺指出了观察与参与时时相互更新的辩证过程。
作为格尔兹的关门弟子，拉比诺在结论中鲜明地肯定了文化解释论（张海洋的序中把拉比诺对格尔兹的“微词”写得生动异常，不妨一读），亦明确地肯定了文化沟通之可能性：在“扬弃式的忠诚”之后，“我们开始了一个改变的历程”。在正文最后一章，拉比诺记叙了他与穆罕默德这样一位高层次的伊斯兰教徒的友谊，亦正是此沟通之可能性的绝佳脚注。
无论如何，由交往而生成的意义或行动之结构的改变，首先需要在对话中探索出共同的语言。
p.s.此书关注的另一话题是田野的经验调查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联系。拉比诺发现先前田野的调查往往是跟理论建构相分离的。在此书中，至少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一位出色的人类学家如何有意识地将记叙与深层意义结构的结合起来。更显著、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或许我们需要阅读他此段田野工作后更为正式（一般学界意义上）的民族志《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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