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的姊妹篇,自恋的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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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4 看过
罗豫/文

或许正是由于《情人》太过出名,这个湄公河畔十五岁少女的爱情故事,在多多少少读者心中奠定了杜拉斯作品的基调:溽热,萎靡,激荡着绝望的情欲。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故事里的这位法兰西女孩漂亮性感、家境窘迫,他的情人则是一位中国富家少爷,他占有她,给她钱——这种关系,及其作为一个隐喻可能的所指,在近现代中西碰撞的历史上实在凤毛麟角。也是在这部作品中,杜拉斯将她那种几乎是无法割舍的本能的自恋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管中国情人的故事几分真几分假,《情人》中那个小女孩的早年生活似乎浸透了更值得注意的自传性:偏僻地区、物质贫瘠、家庭中的害群之马、亲人间的冷漠和残忍,高傲并为周围人所不齿的女主角总能得到爱情。

这些元素散见于杜拉斯的作品中,在小说《平静的生活》中更是一个也不缺。从这一意义上讲,《平静的生活》算是《情人》的姊妹篇。由于浪荡舅舅给家庭造成的经济灾难,女主人公弗朗苏老大年纪仍待字家中,弟弟尼古拉的婚事也被耽误,只得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姑娘克莱芒丝。弗朗苏向弟弟告发了舅舅和克莱芒丝的私情,挑起二人的打斗,舅舅伤后不治而亡。克莱芒丝离开,弟弟的老相好露丝走近弗朗苏家,却意外地爱上了寄宿家中的青年蒂耶纳,而他正是弗朗苏心仪的对象。

怎样了断如此复杂的情感纠结,是杜拉斯给自己设置的一个不小挑战。故事最后的大结局意外得都让人不敢相信。把自己化身为故事中的女主角,将延绵不绝的情思娓娓道来,是杜拉斯相当喜欢的手法。或许杜拉斯过于入戏,都不忍心不给弗朗苏安排一个好归宿,早已顾不得故事本身的艺术性。《情人》和《平静的生活》中非爱情的部分,或许能够获得众多出身贫穷、冷漠家庭的年轻女性认同,而其中的爱情部分,又能为这类女性提供一个也许不算高但却相当浪漫的爱情理想。

写作这本书时的杜拉斯还很年轻,不平静的胸中尚激荡着除绝望的欲望之外的其它情愫和思绪,死亡也尚未被习惯,而时时成为正儿八经讨论的议题。与死亡意识相联系的生命的孤独感,是她十分喜爱的主题。杜拉斯和她的写作离不开这种孤独感,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正如她在《写作》一书中所言:“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

“我”、“孤独”和“写作”,成为文中三个频率高得几乎让人审美疲劳的关键词。杜拉斯那种恋人絮语般的反复呢喃,在《情人》中想必已经让读者印象深刻。这种语言特色可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棋路不对的人眼里,或许只是一个会舞弄辞藻的祥林嫂。

若说杜拉斯最独特的艺术风格,恐怕就是标定了一种自恋的美。她形诸笔端的众多个性都以强烈的自我中心为起点。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平静的生活》和《情人》中,来来去去的人物里,顺眼的总是只有两个:最顺眼的是女主人公,其次是她的恋人。杜拉斯笔下的故事,常常像是一种意淫;甚或写作本身,正是被杜拉斯当作意淫。天冷时有点小病小痛,请假不去上班窝在被子里,楚楚可怜温暖娇气,大概是阅读杜拉斯的最佳时机。

杜拉斯早年生活艰辛,成年后既事写作又拍电影,著作等身且拿过龚古尔奖,参与各种文化事业的经历也颇为可观,到老仍不乏爱慕者,死后也有数量可观的粉丝,一生算是相当耀眼。杜拉斯之风靡,或许也是因为其人和其某些作品(如《情人》和《平静的生活》)给定了某种关于女性情感生活的炫目的可能性。

杜拉斯的身前身后,折射出的是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在《钟形罩》中表达过的困境:那一代女性缺乏榜样。当代中国女性多少也处在这样一种榜样缺失的状态中。承认并尊重女性的丰富个性,应是女性解放的题中应有之意。不管杜拉斯的自恋是不是招人喜欢,她绝对算得上一个有个性的女人。不管能不能成为榜样或理想,她多少可以带给女人们一些启示,以免在这个男人都梦想成为比尔·盖茨的时代,女人只能梦想成为比尔·盖茨的妻子、老妈,或者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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