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中的军阀

维舟
2009-03-12 看过
人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虽然人人都向往和平,但最能令人荡气回肠、追怀不已的时期却总是乱世。战乱不息的三国可能是普通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古代史,至今仍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同理,人们对晚清民国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因为秩序总是出自混沌,也因为在那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上所体现的无限可能性。

近代中国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艰难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同时,无法保持政治稳定性。在全面危机下清王朝为自救而采取了一系列维新措施,而结果却像列宁说的,一个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反而加快了革命。本来是为挽救王朝而练的新军成了王朝的掘墓人,但这个胜利来得太突然,带头行动的社会力量还没有恢复社会秩序所需要的组织和纲领,它们彼此之间也没有紧密的结合。此刻军队是唯一有严格组织能力和行动力量的团体,因此最终并不意外,在这帝国的废墟上生成的不是共和国,却是一个长达十五年的军阀割据时期。

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流学者,陈志让所剖析的就是这一时代政权的性质和表现。作者不仅浸淫民国史料数十年,自己本人也出生于那个时代,幼年时甚至还亲眼目睹过成都的军阀混战,因此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一个过来人对世事的感慨和体悟。其文深入浅出,看似淡然,实际上没有数十年功力是无法如此举重若轻的。

并不奇怪,他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军阀割据不仅使得中国处于内乱分裂之中,也将大量本可投资于工业的资本全变成了炮灰,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现代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军阀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传统(他着重指出了为患深远的派系斗争),也并不是值得继承的遗产。看来如果中国历史能绕过这一道弯,历史学家倒是欣慰的——不少中国人读近代史时只怕也是这么想的:要是没有这段军阀混战会更好。

但在中央权威倾覆之后,军阀割据的局面也许是无法避免的结局。按张信对河南地方精英的研究,这一崩溃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权合法性缺失为新一代共同体领导人的崛起提供了大量机遇。同时社会全面危机的持续使全社会逐渐意识到:武力是解决危机的惟一可行手段。这两者结合下军阀主义的诞生几乎是必然的,实际上这在逻辑上与三国时代时完全一致的,所以“分久必合”。

作者举证大量事例来说明:军阀的私人军队与私人企业颇为相似,养兵是最为重要的工作;而为了筹集军饷就不得不干涉民政保证财源;同时对行伍中的士兵来说,当兵只是一个谋生之道。这条规律虽然是从民国事例中总结出来的,但几乎适用于中外一切时代的割据军阀。无论是晚唐的藩镇还是晚清的地方团练,扣押地方财税是军阀的必然之举,曾国藩最头痛的就是筹措军饷,到蒋介石同样如此,1941年贺衷寒曾坦白说:蒋“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因此,虽然一般人对“军阀混战”的印象总是接近于大规模械斗,但真实的历史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书中很多事例都表明,当时战争时间往往持续不久,双方彼此收买对方将领人马,投降逃亡的人远多于死伤者。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意大利:无数小政权彼此交战,其间穿插忙碌的还有相当多以战争为职业的雇佣军,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门生意(因为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所以双方常常雷声大雨点小,有时围攻一个冬天下来也死不了几个人。

与这种战争激烈度形成对比的是:双方在笔战上倒是更加激烈。内战时彼此通电全国,都声称自己是“有道”伐“无道”,南北两个政府都以国会、立宪、护宪等近代的政治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当年玻利瓦尔曾沮丧地说在美洲“条约只是几张纸,宪法只是几本书,选举是战斗,自由就是无政府,而生活则是折磨”。他的话只须换一下地理背景,倒也未始不能用来形容民国时期的中国。

但不论我们怎么指责他们架空了“宪法”、“共和”之类的词汇,关键点在于:无人敢于公开挑战其合法性和正确性。虽然军阀仍高度依赖强制手段获得及维持统治地位,但社会精英已普遍不再认为权威来自上天,转而认为其合法性出自“人民”。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点。军事干预虽然很容易遭受诟病,认为是社会罪恶的渊薮,但一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它“也可能是匡救之本”。政府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管理能力是否能体现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军绅政权最值得指责的地方并非是他拥兵自重,而在于它在上述方面做得并不好。

民国初年,传统规则已遭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青黄不接中产生了一种断裂,使得人们既可以按旧传统行事,也可以按新观念处世;于是出现一些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现象。虽然军阀们大谈共和、护宪,但他们几乎全都尊孔。这倒并非这些粗人有意要“玩文化”,而是时代出现了两套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并存的尴尬局面,时人不得不有所取舍,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了半新半旧的矛盾结合,也不足为怪。作者提醒我们,即使对军阀这样已被污名化的群体,也应具备理解之同情,看到他们的复杂多面性:比如张作霖虽受日本扶植而为国人所恶,但他不少举动却又是公开与日本对抗的;冯玉祥倒是受后人褒扬较多,但他在民国时却也是著名的“倒戈将军”,频繁地背叛和更换政治立场。

对后人来说,民国的军阀混战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缺少的不是自由,恰恰是权威。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对权威的限制,才有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学者已指出,强势国家的产生除了高效率的组织外,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因此可以说,军绅政权实际上也为新时代的分娩做好了准备。用亨廷顿的话说,“真正毫无希望的社会,不是受到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从这一点来说,那一个承上启下的激流年代至少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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