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乏反思的民族

蔚云朔
2009-02-28 看过
林则徐并未高明到哪,琦善、耆英、牛鉴等一干大臣并无卖国之实,三元里不过是个神话,《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很大程度上是清朝主动奉上等等,这些都不是给我触动最深的。我所不能平静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如此骄傲的民族,是如此拒绝失败的民族。这直接的后果就是不能吸取教训。我们自然有理由把责任推给清政府,把怨气撒到满人上,“把好好的江山给败了”(小时候读一文章中作者不无委屈的说)。但恐怕任谁来这江山也守不住,一样会创造“XX盛世”,一样会做“天朝”梦,一样有梦碎的一天。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连续的历史。从秦汉政治制度确立,历代发展并完善,到明朝真正意义上集权政府的形成,决定了下一个王朝不可能不是这一体制的沿袭,即便有所损益,根本不会动摇;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千年思想沿革决定了清人的思维模式;经济形式、社会状况相比于朝代更迭的断续,这些方面的连续性显然更强。结论就是明以后的王朝只能是“清朝”,不管她是叫“浑朝”还是“浊朝”,不管她是满人统治还是汉人统治,就好比是拼图,到最后只能有一块合适的。当然,清朝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从没有一刻放松对汉人的警惕和压制,而且始终把真正的敌人看成是来自内部的汉人,或称百姓,这多少应为近代屈辱史负上责任。

         就像由道光帝,以及一干奸臣、庸臣(虽无卖国之实,却也并非好官)来负起鸦片战争的责任是不公允的一样,由清王朝来负起整个近代史的责任也是不恰当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浪费了二十年发奋图强的时间,一个国家有几个二十年。我不得不提日本,这个和我们最为密切,最能牵动我们情感的国度。也是二十年,她就给她的老师反戈一击。1853年,当美国黑船叩关之时,日本人几乎是欣喜地打开了国门,时至今日在浦贺港仍然屹立着当时黑船将领培里的雕塑,他被日本人看成了民族英雄。明治维新由此开始。当然,日本比中国幸运多了,一直以来学习的榜样都被打败了,自己没有理由再抵抗了。但是,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一些亲历战争的人或有识之士,几乎没有人认为是被打败了,一致的想法是奸臣误国。于是,就有了林则徐的神话,裕谦的忠勇,也有了琦善、耆英、余步云的卖国;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白打了,将士们的血白流了。这不能原谅,但可以理解。但是,当步入现代,我们的执政者换成是拥有近现代视野和知识的伟人时,当苏联为我们做出前车之鉴时,我们未能如日本一样学乖,我们又浪费了十年。

在读有关近代史的书籍时,我想到最多的是我们初中高中的教科书以及历史教育。我不可遏制的回想当时书中的原话、老师的讲解,然后就不能平静,最后只能喟叹一声。我又想起了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开篇的要求: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其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诱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对其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但是钱穆先生料不到,就连第一条我们都很难做到,这不仅在于我们的青年愈发陷入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也在于当今这个社会的情绪愈发不对,更在于我们的历史书写存在种种误导,“过去”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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