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打，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死于印度，被民间人士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的“六不总督”。叶氏并非如此不堪，澳洲籍华人学者黄宇和为之辨诬，作《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揭示出其时处理涉外事务、自强新政的疆臣大吏进退失据的苦况。动辄得咎的处境，不仅叶名琛一人，从林则徐一直到端方，几乎无一幸免者。曾国藩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也同样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不得不黯然引退。
美国老资格的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1957年出版《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书，成为美国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以如今的“后见之明”来看，史料的利用有一定片面性，长处与短处一样突出。短处留给专业史家去批评，我们只谈谈该书较有启发的部分。
与我们的教科书不同，该书指出：“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关键性发展时期，英国政府自身所采取的并迫使其他列强遵守的是一项不干涉及有节制的合作的基本政策”（本书第25页）。合作政策最初有两层含义：列强之间的合作；列强和清政府的合作。鉴于英国在远东存在压倒性的优势，简而言之，合作政策也就是英国支持清政府的中兴计划，保持和促进中国的尊严、独立、和平、稳定和繁荣。
书中列举了大量事例，以证明：虽然口岸商人和传教士从各自利益出发，不断敦促英国政府实施强硬的炮舰政策，但在整个60年代，无论首相、外相、驻华公使还是海关总税务司，基本上都在顶住压力，保持对中国和平的、协商的态度，希望中兴计划能够获得成功，中国转变成一个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国家，以获取长远的利益。然而，这个愿望在口岸商人、教会为一方，中国保守势力为一方的两个极端激动鼓荡之下，终于落空。随着天津教案等意外的发生，修约谈判在英国朝野利益集团的干扰下归于失败，列强争夺远东势力范围的活动加剧，留给清政府自主改革的时机已经过去，“半殖民地化”该来的还是来了。
中兴名臣们所作出的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队的现代化，辫子军拿起了洋枪洋炮，甚至开起了新式的军舰，一时间几乎不把法国放在眼里。其余如复兴儒学、整理田赋盐政、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等等，都煮成了一锅温吞水，至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官办企业，除了给军队提供高成本、低质量的产品外，几乎一事无成。
用“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中兴名臣个个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在与太平军、捻军、叛乱回民作战中练就了不凡身手，但在郭嵩焘使英之前，他们都见过西方人而没有见过西方，根据第二、三手的转述，无法理解欧美国家的致强之因。我国真正了解西方的第一人严复，此时尚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曾、胡、左、李“四大名旦”，还有朝堂之上的恭亲王、文祥们，只能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出发、从固有的理念出发来看待改革，其局限性不言而喻。一谈到吏治，则重复前人的经验曰“唯在得人”；制造机械轮船，则只能想到官办；拟撤厘金则惧用度不足，而想象不到商业繁荣能增强国力，扩大税基，增加就业。郭嵩焘在众人中最为敏锐，提出鼓励民间兴企业、兴船务，与洋人争利，得不到任何支持。在传统势力十分坚固、对“蛮夷”的偏见没有消除以前，就算是中兴名臣一体同心，也无法让朝野达成共识。传统体制越成功，则改弦更张的阻力越大，经济学界有人把它称为“路径依赖”。这些“老革命”们，只能从传统武器库里面找出路，不过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里面是没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