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什拉、列斐伏尔与御宅族

刘化童
2009-02-10 看过
如今,都市居住者对于家宅的复杂心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是房产商广告中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的栖居”;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令望而却步的人感叹“人,失意地弃居”。可以说,这种诗意来自于巴什拉关于空间的诗学阐述,而失意则来自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政治学阐述——空间的完整性被两个不同的学科同时分割,构成了奇妙景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声称“所有的庇护所,所有的藏身处,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境价值”,“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家,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好梦的尽头总会如期出现一只现实的闹钟,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设置了恩格斯的警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制度。”(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家宅,人就成了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倘若按照“存在先于本质”的判定,人在成为无房者之前早已经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对无房者而言,“目标虽有,道路全无,我们所谓的道路无非是踌躇”,家宅的形象就体现在卡夫卡的这句箴言中,它犹如一座清晰可见却又无法靠近的梦的城堡。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秋日》

列斐伏尔不厌其烦地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任何空间都置身于权力关系网之中,几乎所有的空间无一不成为权力的角斗场。“没有房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一,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于空间的占有,来达到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维持他们自身的统治。因此,“不必建造”(也根本没有建造的可能),无产阶级与无房者要想获得对于空间的使用权唯一的途径就是革命。空间作为一个可读性文本,左派人士见到革命,诗人见到诗意,当然也不乏如波德莱尔这样持有左派立场的诗人,在革命的街垒战斗的血泊中发现诗意。相对而言,巴什拉并不具备波德莱尔那样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家宅中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关于“孤独”的诗意形象,而非革命的宏大主题。
有别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更多的体现了公共空间的特征,巴什拉认为,家宅首先意味着封闭的、隐私的内心空间,构成内心空间的精神元素就是孤独感。形而上学家说人的孤独感由于“被抛于世界”,巴什拉反驳说,此前“人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之中。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换言之,巴什拉认为生存的孤独感和梦想的幸福感与形而上学的论断没有关联。出生的家宅同是孤独感和幸福感的摇篮。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谁此时幸福,就永远幸福。
在巴什拉看来,家宅将人封闭在孤独之中,并且使得他的激情存在乃至爆发。这种爆发沿着家宅中阁楼和地窖之间某种独特的垂直性展开。屋顶象征着白天经验中的阳光与理性,地窖象征着无论白天黑夜都充满着的阴暗与非理性,两者自上而下贯穿了整个家宅的形象(尽管,这种说法在文学形象中存在一些偏差。地窖里的人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找到吻合的形象,屋顶的理性难以培养出一个哲学家却会意外地产生“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伴随着商品的普遍化,土地也成了商品”,都市居住者并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随心所欲地拥有地窖与阁楼。巴什拉引用布斯凯的诗句描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只有一层楼的人:他的地窖就在阁楼里。”——在他看来,相对于过去的精神维度中垂直的性质,如今,“在家的状态只不过是单纯的水平性。嵌在一层楼当中的一套住宅的各个房间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甚至可以说,“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这个悬空的旅馆
让投宿者找不到方向
     ——何小竹《天堂旅馆》

现代都市中悬于高层的家宅,是居住者按照天堂的幻象构建起来的旅馆,他们把家宅想像成天堂和旅馆的中间状态,却又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最后只能把家宅沦为长期逗留的旅馆。这些世俗的巴别塔,在巴什拉眼中丝毫不具备诗学意义,“城市里的建筑物只有外在的高度。电梯破除了楼梯的壮举。住得离天空近不再有任何好处”;在列斐伏尔眼中,都市住宅却充满了政治学的意味,这种类型的空间“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对于空间的规划权从而异化和奴役人。两人观点的差别即在于,巴什拉认为现代住宅无法提供完满而自足的诗意气息与孤独感;而列斐伏尔则恰恰认为现代住宅提供了孤独感,只不过它与诗意无关,是一种受他者限制和隔离的孤独感。
巴什拉所谓的孤独感跟个人与他的记忆过分贴近有关,家宅中无处不在的个体性印记足以标示出个人独一无二的孤独感。家宅是形象的载体,是一座收藏个人记忆的博物馆。抽屉、箱子和柜子等家具最大限度地保存着那些凝固与附带记忆的物件,它们全都指向过去的时间。借用柏格森的“绵延”与胡塞尔的“悬置”这两个哲学术语,巴什拉认为,空间的作用就是“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并且,记忆穿越这些小洞,时光的飞逝就此在绵延的时间中得以悬置。最终,这种奇妙的过程通过记忆与家宅,赋予人内心空间的广阔性。
既是幸运,也同是不幸,这种广阔性只可能内在于人。列斐伏尔宣称,“都市空间最核心的本质或属性:构成性中心”,即都市必须先有一个具有向心力的中心,然后以辐射状向外扩张,在使用价值相等的条件下,空间的交换价值依次递减。这样,他所谓的“进入都市的权利”也可以理解为靠近构成性中心的权利。两人都认可空间包含着时间,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巴什拉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记忆,即过去的时间;列斐伏尔则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现状,即当下的时间。在他看来,都市空间的辐射状分布表明了它的等级制度,越是靠近都市中心,也就越是靠近权力中心和最高等级,反之亦然。那么,在都市中购买空间的实质就是“购买了对时间的支配,也就是同时节约了时间又得到了愉悦”,节约时间是因为靠近地理中心,获得愉悦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这两个中心本就合二为一。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北岛《白日梦》

在一个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都市的构成性中心往往不是高楼云集的商业中心,而是一片政治功能极强的空旷广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入都市的权利”尚且可以通过填补不同地段的地租差额来获得,而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连这样的可能都不存在。列斐伏尔为无产阶级振臂一呼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却发现那些已经占据都市的权力者们只把这样的呼喊看作白日梦。比起依靠资本形成等级制度的社会来,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壁垒森严,那里容不下一个碗,一把小匙,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在那里,占据广场的人回答列斐伏尔说——这不可能。
尽管存在着程度不同和性质差异,但不论何种社会类型,只要构成性中心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满怀跻身都市中心希望的年轻人最终都将感到异常残酷的绝望。因此,在一个经济萧条又革命无望的年代里,年轻人迫不得已地纷纷从空间的政治学退回到了空间的诗学。他们成为了一个既非由社会属性、也非由政治身份,而是由诗学身份确立起来的新群体——御宅族。
“宅男”与“宅女”的学名是“御宅男”与“御宅女”,这份舶来品的原产地是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称呼。所谓“御宅”,也就相当于“您的家”,这种尊称最早是流行于日本动漫迷之间的江湖切口,他们见面询问彼此的“御宅”中珍藏有什么漫画书。因此,“御宅族”就被借代来表示那些动漫迷、游戏迷的家。久而久之,“御宅族”的含义引申为那些耽于迷恋动漫与游戏,并且因此而足不出户终日在家的男女。如今,广义上的御宅族即是指那些不愿意上学、上班,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接触他人,宁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的人。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一个不带任何道德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完全有理由认为御宅族是一群任性的孩子。他们无力改变列斐伏尔揭示的现实,而只是想涂去一切不幸(仅仅是想,而不能做;涂意味着掩盖,却并不能消除);他们无法改变大地上的格局,却只想画满窗户,在不改变现实的情况下让自己接受另一种光线。他们渴求家宅,渴求巴什拉揭示家宅的三种隐喻意义上的形象:鸟巢、贝壳与角落。“鸟巢是临时性的,但它却在我们心中激发起关于安全的梦想”;“贝壳在这里成了独居着的‘要塞城市’,他是一位伟大的孤独者,懂得用简单的形象来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不需要栅栏,不需要铁门,别人会害怕进来”;“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御宅族是空间的政治学与诗学中双重孤独感的合成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旁敲侧击地描绘了御宅族的成因,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则详尽地勾勒了御宅族的心理图式。

谁能够从它坚实的俄式建筑中看到旧时代
的阴影?一代人的梦境却从这里开始。
如今,当我站在院子中,回首童年,
一切那么遥远,像从月亮到地球的
距离。哦,我的母亲,已度过她生命
的黄金岁月,成为一个衰弱的老人。
而惟有那些桉树长得更高更粗,枝叶遮天。
             ——孙文波《铁路新村》

尽管如此,我认为御宅族的普遍情绪既不会像是列斐伏尔高亢激昂的文风,也不会像是巴什拉温情动人的语句。不论是端详如今安居的家宅,还是年老之后回眸曾经的旧宅,御宅族想必都会透露出这首诗中的忧郁气息,它来自对于这个时代不动声色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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