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的角度度量生命——理想国中的政制堕落问题探析

短章
2009-01-13 看过
一、为什么论及政体?
布鲁姆认为,整部理想国皆在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诸种“德性”中的一种,“正义”(Justice)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还是在于其辅助性的功益。 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书中又进一步涉及到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生活哪一个更幸福的问题。这些可以看做是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那么,在解答关于正义的价值和正义者的幸福这些核心问题时,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提到政体(包括理想政体的构建、政体的败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为什么要走如此大的弯路?更进一步地,他是如何走的这些弯路?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仔细研究苏格拉底言辞中透露出的深意。

(一)大字与小字
在第二卷中,当苏格拉底面对着格劳孔等人提出的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作用的挑战时,给出了大字与小字的譬喻。他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探讨非比寻常,在我看来,需要有敏锐的目光。可是既然我们并不聪明,我想最好还是进行下面这种探讨。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368D)这段话透露了苏格拉底涉足政体问题的初衷,也即其意图通过辨识较大的城邦里的正义,来解释个人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小见大。”(368E-369A)这样苏格拉底便带领着听众们开始了对城邦的在言辞上的构建。“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城邦的成长,我们也就能看到那里正义和不正义的成长。”(369A)
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首先建成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猪的城邦,然后应格劳孔的要求使其逐渐奢侈起来,构建起了发烧的城邦。但紧接着,苏格拉底便通过规定护卫者的教育的方式,即改变现有的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完成了对城邦的净化,并达到了言辞上最理想的城邦。
这一城邦构建的过程对应着寻找城邦里的正义的过程,在书中直到第四卷第五章末为止所描绘的全部国家制度,都是为了借政治来造就内在的正义。因而这对于完成全书主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苏格拉底论述政体问题的缘起。

(二)政体源于人的心灵
在第八卷中,当苏格拉底经历了第五卷至第七卷冗长的插入部分后,将对话带回了第四卷末尾的问题,即考察由王制而下逐渐败坏的四种政体。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弄清楚四种政体的缺点及其相应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确定最善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对话再次回到了全书的主题——“正义者是否幸福”。
在分析四种政体之前,苏格拉底提醒了格劳孔,“那么,你一定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面。”(544D-E)
上面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语,透露出了他对两种灵魂的关系的理解,也即人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小写的城邦的灵魂,什么人占据了城邦的统治地位,他便能通过统治权力将自己的灵魂及相应的习惯、德性转化为城邦的灵魂、习惯与德性。这样,城邦的政体便由于统治者的不同而发生分异。
在这样的分析路径下,探讨政体的特性及其败坏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探讨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而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或曰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


二、政体败坏的过程
苏格拉底在描绘政体败坏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时,都是首先描绘国家制度的转变,然后描绘这种与这种制度转变相对应的个人灵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每个阶段就又划分为两个部分。在此我就按照这一逻辑将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逐一铺陈,以为下文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作出铺垫。

(一)第一阶段
1、从王制/贵族制到爱荣誉的政体:
由于人的局限性,金银铜的天性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混乱与冲突。这种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而金银集团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护卫者本来是保卫供养人的自由,现在却变成奴役和压迫他们的人了。(547B-C)
这样的张力使得其影响下形成的政体介于贵族制和寡头制之间:一方面尊崇统治者,另一方面不敢让智慧者执掌国家权力,而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他们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547D-E)这种制度里勇敢起主导作用,仅有一个特征最为突出,那就是好胜和爱荣誉。(54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热爱荣誉者与该城邦的性质相似,他是其父亲理性教导与母亲和仆人世俗影响的折衷产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他们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又不被许可公开捞钱,所以他们花钱也会是吝啬的。他们轻视了真正的文艺女神,重视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因而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灵魂开始堕落。(548B-C)

(二)第二阶段
1、从爱荣誉政体到寡头制:
在爱荣誉的政体中,每个人还依然按照自己的天性决定归属,也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城邦中的位置,也许会有些许偏差,但尚未严重到影响政体的根基。随着爱荣誉者内心中理性的不断消退和欲望的不断增长,其财富聚敛得也越来越多。
第三卷中苏格拉底曾分析了使技艺退化的两个原因:贫和富,“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穷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422A)当爱荣誉者财富逐渐增多时,其骄奢淫逸的品性便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一步地使得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形成了同一种风气。这样下去,发了财的人就越加瞧不起善德,于是好胜的爱荣誉者变成了爱钱财的人。这时他们便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财产的标准来选择统治者。(551B)寡头制由此形成。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下允许同一人兼有多种不同的职业,而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更甚者,这一制度还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直至最后破产而作为一个所谓的穷人和依附者在城邦中无立锥之地。(552A-B)在寡头制城邦中,除了统治阶级差不多都是乞丐,于是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551D)在上述这些情况的基础上,统治者作为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一贫如洗的平民作为罪犯都成了城邦中的雄蜂。(552B-E)城邦的动乱根源也就此埋下。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同爱荣誉者的出现类似,寡头制中这些爱好钱财的人起初效法他的父亲,但后来看到父亲忽然在政治上触礁人财两空,就变得胆小起来,他灵魂里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会立即动摇,并进而把欲望和爱财原则奉为神圣,而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他们与寡头制的第一个相似特征是崇拜金钱,第二个相似特征是省俭和勤劳。这种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是某种双重性格的人。(553A-554E)

(三)第三阶段
1、从寡头制到民主制:
根据人的本性,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555D)这就意味着寡头制注定不能持久。如果爱财富者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寡头政治便过渡到平民政治。具体的途径是:寡头社会中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是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的贫民,于是他们武装起来,像有刺的雄蜂,急切地希望革命;而那些专讲赚钱的统治者终日孜孜为利,面对恶的火焰时也不想办法去扑灭,结果使得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繁殖起来,日益增多。总之,在寡头制里统治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自己养尊处优,对于道德简直不闻不问。于是国家生病,党争与内战就起了,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民主制度便产生了。(555D-557A)
民主制下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都被准许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这个城邦里就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各色各样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由于民主制的宽容性,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但它对建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原则是蔑视的,也即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557B-55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而民主式的人物则是由爱钱财者自然发展演变来的,即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吝啬的环境里培育出来以后,初次尝到了雄蜂的甜头,只知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他内心的寡头思想便与享乐的内心发生冲突,这时如果由于寡头思想的教育不得法,享乐的欲望便会占了上风,将年轻人的心灵堡垒占领,并用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充满这一堡垒,然后将美德全部驱逐出境,以便为别的成分的进入准备条件。这样从那些必要欲望中培育出来的年轻人便蜕化变质为肆无忌惮的傲慢、放纵、奢侈、无耻的小人。(559C-560D)民主者认为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561C-E)

(四)第四阶段
    1、从民主制到僭主政体:
民主者过分追求自由导致僭主制的产生。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562B-D)当什么东西都充满自由精神时,公民的灵魂便会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而这就是僭主政治所由发生的根。(563D-E)然而物极必反,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奴役。(564A)
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具体略,见564D-565A),各部分之间可能会为争夺利益而相互争斗,或曰革命,为此一方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作为他们的保护神。“于是可见,僭主政治出现的时候,只能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565D)但“那位保护者打倒了许多反对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便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566D)。与此同时,城邦堕落到只是僭主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其他的所有成员都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与天性相合的位置,这样政体也变完成了最后的沦陷,成为极端自私、充满不正义的僭主政体。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民主政制中的人尝试所有可能性,他们最终会堕落为僭主式的个人,追求任何可能的物质享受。正如民主式的个人从不将自己限定于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僭主式的个人也不愿放过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即便是吃人和乱伦(571C-D)。同时,与僭主制国家相像,僭主式的人物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且最优秀最理性的那个部分受着奴役,这一心灵永远处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之下,因此充满了混乱和悔恨,也必定是永远贫穷和苦于不能满足的。
然而,“僭主型的人物,当命运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僭主暴君,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这时他的境况一定还要更糟。这正如强迫一个病人或瘫痪的人去打仗或参加体育比赛而不在家里治疗静养。”(579C)

(五)总结
这样,最邪恶的护卫者的灵魂——僭主的灵魂便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真正的僭主实在是一种依赖巴结恶棍的最卑劣的奴隶。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透过欲望的众多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真正贫穷。他像他的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不安和苦痛。……他的权力将使他更加妒忌,更不忠实可信,更不正义,更不讲朋友交情,更不敬神明。结果他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使周围的人成了最为悲惨的人。”(579E-580A)“现在不是可以看出来了吗:最恶的人不也正是最为不幸的人吗?并且,因此,他执掌的专制权力愈大,掌权的时间愈长,事实上他的不幸也愈大,不幸的时间也愈长吗?”(576C)
到这里,政体的败坏过程便最终以理性的死亡和欲望的极大化宣告终结,而苏格拉底涉足此领域的目的——证明正义者的生活之幸福与不正义者的生活之不幸,也同时完成了铺垫的工作,并在随后立即深入地开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带领年轻人们从死亡的角度开始了度量生命的工作:最接近理性死亡的政体与最善的理想政体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世界上的最正义与最不正义之间的距离,这样研究便一步步将本书的主题揭示出来。
此时还剩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答,那就是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中其接续的时间性该怎样看待?它们是彼此可感地承前启后的吗?这个问题大概也可以回到言辞与事实的区分上去解释。在事实中,政体的变化必须有一个先后关系,也即变化就意味着确切的时间属性;但是在言辞中,政体的变化并非来源于现实的可感世界,而只是思维的跳跃与活动的结果。在那儿,苏格拉底用一系列故事来说明政体的败坏及其人物的性格,却并没有确定地说明这一系列败坏是否存在时间上的接续。这样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现实的败坏了的城邦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政体的。否则的话,如果时间的接续性在现实可感意义上也是严格的,那么理想国的建立就是不可能的。但换一个角度,一旦理想国建立了起来,则它的败坏便是单向性的,因为灵魂的上升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唯一作用就是防止灵魂堕落,所以政体不败坏已经是其护卫者最大的贡献。这个悖论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如下观点: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谈论着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政制”(ariste politria/the best regime)。


三、政体为什么败坏?
理想政体的建立有其自然与社会根基,那么相对应的,政体的败坏也应有着相似的来源与方式。因而在分析政体败坏的原因时,我将之分解为自然性原因与社会性原因两个方面,试图通过此途径更清晰地揭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体为什么会败坏?

(一)自然性原因

自从第二卷中苏格拉底提出寻找城邦的正义来映射个人的正义起,他和其他的谈话者便开始努力构建一个自然和谐的正义的城邦。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先后分析了护卫者教育的两方面内容(376E-410E)、统治者的选拔(412C-414B)、护卫者的生活方式(416C-E)、统治者的任务(423B-427A)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一揭晓之时,苏格拉底言辞上的理想城邦便最终建立了起来。
在分析这一过程时,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城邦以及城邦建立的过程都是植根于言辞的基础上的,而言辞(speech)与事实(deed)有着根本区分,并且言辞对不稳定性的反应要远不及事实敏感;第二,城邦建立的过程是建立在一个“高贵的谎言”即腓尼基神话的基础上的。
这两点从自然性上决定了城邦的堕落与政体的败坏之不可避免性。

1、言辞的超脱性
布鲁姆在《理想国》英译本前言中介绍了言辞和行动的区分及其意义:“属人的世界被规定为言辞(speech)与行动(deed)的区分。通由特殊到达普遍这一路径糅合了敏感性精神的具体和几何学精神的科学;它一方面避免了特殊主义的善感性的陷阱,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普遍主义的抽象性的陷阱。诗人与科学家和解而为一,因为二者的天分同样不可或缺于谋求唯一的目的——真。”
由于理想中的城邦之建立只是在言语上实现了,它在现实世界中会否实现以及如何保存,或者说现实世界中如果无法建成理想的城邦,那么能够建成什么样的城邦,就是一个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了。在观察的基础上,苏格拉底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分析了政体败坏的过程,这也正是建立理想城邦的方法。
在建立理想的城邦之后,苏格拉底证明了取消家庭、实行某些方面的公有制将给统治阶级以及相应地给整个城邦带来完全彻底的和平。在秩序良好的统治阶级中,和平是稳定的保证,因为只要统治者内部不发生争吵,低等阶级之间的小纷争没什么可怕的(465B)。在第八卷中,苏格拉底针对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好城邦怎么会开始解体,踏上由王制滑向荣誉政体的道路的呢?“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政治制度的变动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引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只有很少的一致,政治制度的变动也是不可能的。”(545D)
那么城邦怎么样才能失去它的稳定的秩序?这个问题不能被直接回答,因为关涉到邪恶的秘密,即宇宙形式本身的不确定性。 因此柏拉图假想荷马向文艺女神祈求答案,而她们则“像逗弄小孩子一样,用悲剧的崇高格调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话”(545E)。这一表述语含戏谑却又故作严肃,表明其试图以此来缓和这个问题的尖锐性。
“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546A)这是苏格拉底口中文艺女神给出的答案,也是城邦堕落政体败坏的自然根源所在。好城邦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即使这样一种构造物,既然处在时间之中,最终也必定要走向解体(lysis),它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观察宇宙运动的节律总是超出了人的能力。 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统治者尽管是智慧的,但却很难永远准确无误地计算出生育的有利时节和不利时节,而一旦出错,后果便会逐渐加剧,以致年轻人越来越缺乏教养,并导致城邦中不一致和不和谐的产生。(546A-E)归根结底而言,从自然角度看,城邦之所以堕落、政体之所以败坏,根源于人的局限性和宇宙形式的不稳定性——无法获取完全知识的人在不稳定的宇宙中构造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永续的,何况结构复杂的政治制度?

2、植根于谎言的真理
与此同时,理想城邦的建立植根于腓尼基神话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城邦是以谎言为根基的。“现在,一个突兀的主张陡然而出,即唯一真正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宁愿以理性的清明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生活秩序及其制度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启蒙’的基础上;如若没有谎言,则必没有诸多妥协,这是关于正义与真二者的冲突的关系的毫不妥协的表述,它不得不导致一个悖论:只有在谎言中并通过谎言,真理的智慧方可践行统治。” 在前述人的局限性和宇宙形式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上,一个植根于谎言的真理又能维持多久呢?更进一步甚至可以发问,这样的真理与相应的城邦是可能实现的吗?恐怕答案都应偏向否定。
这样,自然地可以看出,城邦的堕落、政体的败坏不仅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件,甚至是合乎逻辑的正常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性原因

政体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身又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性具体而言就是指社会中人的行为对政体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在分析自然性导致的政体的败坏之后也应当看到:在自然性导致政体败坏的过程中,社会性加剧了这一过程。根据《理想国》中的言辞,我认为影响政体变化的社会性因素有两个,一为教育,另一为社会关系。教育的失败和负面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加剧政体败坏的两个重要原因。

1、教育的失败
首先必须明了教育的内容、意义及重要性,才可能弄清楚教育的失败是如何导致了政体的败坏。为此,让我们回到《理想国》的开头。
在全书的开篇,苏格拉底便在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辩论中确立了如下观点:正义是技艺的最高形式,德性就是知识。
在第三卷论及护卫者的教育时,苏格拉底认为,“假使我们要坚持我们最初的原则,一切护卫者放弃一切其他业务,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参与或模仿别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要模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395C)
接下来他还论述了儿童文艺教育的重要性:“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401E-402A)
此外还有关于智慧的结论:“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428E)
以及作为个人正义的结论:“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激情应该服从它和协助它。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将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因为它们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训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教育使得智慧与激情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后,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441E-442A)
以上所引的苏格拉底言词皆说明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即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在第六卷后半部分到第七卷,苏格拉底更全面地介绍了护卫者教育的问题,并通过太阳比喻、线段比喻、洞穴比喻来说明为什么需要教育和教育的目标何在,最终来到灵魂转向的问题上,也即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因而要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518D)立法者的职责就是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然后迫使他们下降,与囚徒同劳动共荣誉。因为立法是不是为了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城邦作为一个政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519D-520A)
“在第八卷中,苏格拉底考察了四种建立在由‘护卫者’有缺陷的德性所产生的危害之上的政制。政制取决于德性,而不是取决于制度。——护卫者之上的护卫者唯一的只有正确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谈起过这种教育:它的构成是理性,但并非仅仅是理性。他必须调适以非理性的元素,藉以驯化前哲学的与哲学的粗野及严酷的质地。……苏格拉底(对音乐的净化)使音乐变得理性清明。”
综上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理想城邦所要求的教育是一种全面的、促进灵魂转向的教育,“辩证法像墙石头一样,被放在我们教育体制的最上头。”(534D)它的质素是丰富的,要求是严厉的,条件是苛刻的,意义是重大的。因而这也就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一旦教育的某一个环节或某一方面出了问题,后果便会很严重。因为教育的失败可以来源于任何与之相关的微小因素,却能导致整个政体的败坏。而且一旦出现第一次错误,以后的错误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程度日渐加深。
教育发生偏差的来源有两个,这也可以从苏格拉底论述教育的言词中推断出来,它们分别是教育方法与途径的不当和被教育者(护卫者)的选择不当。前者指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诸种内容或形式的问题导致教育的效率和效果出现问题,甚至更严重者,如果音乐的形式发生变化,则会败坏人的心灵,影响政体的稳定;后者则是腓尼基神话失灵的特定结果,也即金银铜的天性被混淆,使得正义——城邦中的人“各行其是”的要求无法继续保持,从而导致教育的失败。
而教育的失败可能导致其他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中最要紧的,便是政体的败坏。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败坏。由于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因而凡是与之产生偏差的皆可视为败坏。这样,在分析政体的败坏时就必须明了:凡是与理想的城邦制度产生偏差的皆为败坏,凡是与上一阶段制度有偏差的亦为败坏。
在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的时候,护卫者的品性大体上没有堕落,国家的制度也不会面临发生变化的危险。而如果教育没有达成说服护卫者的目标,不能使其“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那么意见离开心灵的悲剧便会发生。
在由理想城邦到荣誉政体的败坏的第一阶段中,善的理念开始被尊崇勇敢的意见所取代;之后的所有败坏阶段都无一例外的是意见离开心灵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上一阶段制度和护卫者品性较好的“意见”被品性教坏的“意见”排挤出去的结果。
被排挤的原因,如苏格拉底所明示:“一个意见之离开心灵,或为自愿的,或为不自愿的。一个错误意见离开学好了的人是自愿的离开,一切正确意见的离开是不自愿的离开。……人们的正确意见总是不愿被剥夺的。不自愿的放弃总是发生在人们被巧取豪夺——或被欺骗诱惑或被强力压迫的情况下。所谓被欺骗诱惑,是指人们经过辩论,被人说服了,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忘掉了,于是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他们受享乐引诱,或者怕字当头,有所畏惧,改变了意见。;所谓被强力压迫,是指有些困苦或忧患逼得人们改变了原有的意见。”(413A-B)
具体而言,在政体败坏的过程中,欺骗诱惑的因素包括辩论中被击败导致对理念的怀疑和动摇,母亲、仆人等社会关系的唠叨对其灵魂的争夺,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以及灵魂已经败坏的人的刺激与引诱,这些加强了他们的欲望与激情的力量,理性不再具有控制力。强力压迫的因素的典型代表则可以认为是寡头制败坏时爱荣誉者的儿子看见其父亲突然触礁人财两空时的心理际遇,这一困苦与忧患迫使他灵魂中的荣誉心和好胜心离开,爱财和欲望的意见趁机充满了他的心灵。
而追根溯源,这两个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教育的失败导致护卫者内心的闭塞,温和善良不见了,懦弱与残暴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这样的心智如何能够抵挡整个社会堕落的氛围?这样的心智面对诱惑或压迫时怎么能够坚持住关于正义与善的理性、理念而不让欲望得逞?教育的失败就这样将护卫者的心智败坏的道路扫平了,心智败坏的唯一后果便是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政体的败坏。
并且,由于教育是教导护卫者灵魂转向的工具,一旦教育无法达成目标,护卫者的灵魂转向也就无从谈起,从而可能使得天赋越高的人作恶越多,政体的分崩离析也行将到来。“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但是心灵的优点似乎确实有比较神圣的性质,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能力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它可以变得有用而有益也可以变得无用而有害。”(518E)教育失败导致温良和善的意见离开心灵,护卫者的内心日渐简单粗暴,其灵魂也不再试图向善,即便他有着很高的天赋,也不再有动机和激励去按照正规的要求接受教育,走哲人王之路,而只是面对着洞穴中的墙壁以虚假为真,心甘情愿地堕落于虚假世界,这一切便奠定了政体败坏的另一基础。
随着教育失败程度不断加深,爱智慧在人的灵魂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低,这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下降,灵魂的降低又使得与人的品性完全相应的城邦政体也不断下降、败坏。

2、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教育的失败导致政体败坏的同时,社会关系对护卫者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每一个败坏的步伐中,都可以看出欲望与激情通过外界人物(也即社会关系)对护卫者施加的影响与其父亲进行的理性灌输之间的博弈。
比如在爱荣誉的年轻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其社会关系所起的负面影响包括:“起初他听母亲埋怨说,他的父亲不当统治者,也不大注意钱财,而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灵修养,对她也很淡漠,……她叹着气对儿子说,他的父亲太缺乏男子气概,太懒散了。”“还有一些仆人表面上很忠实,同样会背了主人向孩子讲这类话。”“孩子走到外面去,所闻所见,也莫非如此:安分守己的人,大家瞧不起,当作笨蛋;到处奔走转管闲事的人,反而得到重视,得到称赞。”(549C-550A)这些负面的力量与其父亲代表的理性的力量进行争夺,“使其变成了一个折衷性的人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他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550B)。
由于教育的失败,护卫者们的灵魂日渐堕落,其理性部分不断枯萎,因而领导激情控制欲望的能力不断削弱,这使得上述的博弈过程往往都以理性的失败而终结。这样的失败又加剧了教育的失败程度,从而形成了双向负反馈的过程。


四、结语
政体的败坏在上述原因的推进下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一种政体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比自身更为低劣的城邦和灵魂,直至最后的“美好的政体”——僭主政制。
好城邦不能逃脱存在与生成的宇宙之谜。曾经实现在形体中的形式终将远离形体。战胜逝去的滚滚红尘,创造永恒不变的存在,实非人力所能及。位于生成变化的事物中的永恒形式,只是创造与消亡间白驹过隙般的片刻。
人们无法重返自己父辈享有的那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政治秩序,没有谁可以阻止某一阶段的堕落。这是一幅人无法控制的人类生活画面,人无从选择。这些政制和灵魂中都存在的政治技艺皆未按照人类目标对个人或物质要素做出安排。分分合合,都不在人的控制之中。
这样,政体的变化或者说其败坏就成了一出悲剧。这是人们不愿发生却又无力改变的事件。而这来源于政体的本性。为了探究这一本性,就需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宇宙以及人的本质,这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来源于苏格拉底言辞的这样一出悲剧的创作,是否就意味着他对政体、对正义、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呢?我认为不是。

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是苏格拉底在全篇对话中一直默默贯彻的主线。正是为了达成丈量生命的目的,也就是教育年轻人正义的技艺,劝导其从事哲学学习,苏格拉底带领他们观察死亡,也即政体不断败坏直至到达最坏的僭主制状态。这样的死亡绝不是绝望与悲观的外显,相反的,它是对新生的向往的外显。
在第十卷最后的厄洛斯传说中,苏格拉底从言辞上完全地塑造出了正义者所获得的全部荣光与报酬,包括了今生与来世。而当他讲完这一传说时,如下的话语让所有曾经出现的绝望与悲观都顿时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621D)

如果所有人的生活都能达成圆满与幸福,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便没有了受教育和努力认识世界的动力。正是由于生活的不完满,正是由于政体的败坏的必然性,教育才更显得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易逝,投身于国家为更多的人奉献才更显现出其永恒的价值。
可以说,这也是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

于是掩卷后我开始明白:美好生活,始于现在,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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