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满怀虔敬!

尹智龙
2008-12-29 看过
   朋友晖兄似乎对本书作者很瞧不上,他说诸如秋风、笑蜀之类的学者,很乐意在自由主义西方右派的大本营《南方周末》上发表高论。而那些言论,大抵上都是在鼓吹一些博爱、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者,而这些却往往很不合中国之具体国情。
   不知道,幸抑或不幸,我已经很能够接受普世价值之说了,故每次网上遇见该兄,免不了一场激辩,所谓书生谈国。
   对于持“国情论”者,我很认同老鹤先生的反问:请那些动辄“国情论”者阐明何谓国情。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在胡适之先生的警醒下,我学会不再固步自封,也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并非绝对真理,只是它比“主权高于人权”来得合理一些些。按老鹤先生的说法: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够保障国民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主权,又有何存在之意义?!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剪刀浆糊之后,法国大革命就以一个俨然绝对正义的角色。法国著名油画家大卫的作品《马拉之死》仿佛让我看到一个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革命领袖之悲惨死去,由此,以激起了更多年轻人果敢而蛮动的热血。于是乎,更多的法国贵族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而刺杀马拉的法国姑娘科黛临行前说,处于对伟大法国的热爱,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刺杀马拉)。
   历史,如果说是一卷画作,那么它从来就不是清晰可辨的单色素。不同的价值观的导引之下,马拉和科黛的红色或黑色的脸谱,随着灯光摇曳,变得模糊,变得邈远。
   或许真的是“经历决定认知”,中国经历文革之后,对于法国那种广场式的群众运动,来了一个大转弯,由绝对的认同到绝对的排斥。于是乎,倾向于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比如: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回忆录》、爱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大概也属于此类(因本人尚未通读,但据其译者为自由主义学者秋风,故臆断之)。
   法国大革命,其宣扬的口号(博爱、自由、平等)可以说达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耸立的道德高峰,可是,在这些最伟大的口号烘托之下,进行了最嗜血的大屠杀。难怪,罗兰夫人会说出那句千古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是假汝之名以行!”
   人性有多复杂,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就应该多有谨慎。
   于是,面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和正在进行着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满怀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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