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

BLAKE
2008-12-24 看过
误读
     当我们在面对大量的文学评论,有时候不得不做这样的考虑,我们是不是总是在寻找一个代替我们思考的脑袋,尤其是面前摆着是象《局外人》,《鼠疫》这样的小说。而被我们所寻找来的脑袋所作的思考往往是剔除了个人阅读体验的思考,它更像是一种专为普罗大众而预备的解读,它所思考的出发点是你们(站在思考发出者的立场)或者是我们(以产生共鸣为基础)而不是你或是我。但凡你所能从书本之中所寻找到的解读(事实上当我们面对上世纪80年代母语作品也常常是如此)时常会被拿来进行时代或者是历史的阅读,然后打上标签。它被抽象或者凝结成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就像所谓“对司法制度的控诉”“对二战的影射”,一部作品在这样的转述中被抽空,显得极为苍白和无力, 而对于那些刚从原著晕头转向地走出来的阅读者来说,他们无疑将开始另一场误读,盲从于已有的结论笃信不疑。一部作品不得不被打上标签,所以误读是需要也是必然的。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误读可能意味着某种偏差,但是却无限接近真理,最容易成为真理。
这样的标签或者可以称之为关键词,是我们进行阅读的航标,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让你保持一个稳妥而基本正确的方向,然而你是否会因此而错过其他的风景则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它显然是缺乏异彩的。说句实话,关键词有时是令人作呕的东西。我们总是要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按照导游图来走,还是愿意自己闲庭信步。而看看那些关键词,你会发现它们往往大同小异,无疑是历史的,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
     然而一流的小说必然是超越于一个时代的,或者说是超越于历史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小说或许真的是历史的附庸,不过是历史的艺术化呈现。在《鼠疫》诞生的若干年后,你依旧能在不少版本的序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有关二战的一个寓言,或是反复出现“二战”的字眼给予读者鲜明的暗示。似乎《鼠疫》完全应当归功于历史,“即使许多读者认为这部作品取得了成功,那也是战争部分起了很大作用”(《阳光与阴影P118)。但是显而易见,《鼠疫》又完全不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加缪事实上在讨论一个有关荒诞以及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使这层含义(我们曾经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生存概念”(加缪《记事》),鼠疫是人的一种处境的象征,“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的恐怖,圈禁,流亡”,而在小说之中着重突出则是人在荒诞中觉醒后的群体性反抗。笼统的历史的解读是不能让作者满意的(尤其是对于提出反抗历史的加缪,当然两种历史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也不能让阅读者信服。我并非在为《鼠疫》唱赞歌,只是想申明它绝对不会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 不是镶嵌在历史的壁垒之中。“二战”这样的标签给《鼠疫》所带来的是“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混淆,《鼠疫》被概括为“一个二战的寓言”肯定是加缪所不希望的,只可惜他不能从墓地中爬出来进行辩护。
     加缪需要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包括针对于类似于本文这样不负责任的揣测)不仅仅限于《鼠疫》。如果说《鼠疫》是因为二战在无形之中被削减了魅力,那么《局外人》无疑是被道德和政治所累。小说在发表之初就被很多人指责为不道德,非道德的小说,“似乎背上了精神消极,道德沦丧的可悲声誉”,而在意识形态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国家里,很多评论家或是研究者更加热衷于认为这部小说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司法程序的一种揭示,尤其是其罗织罪名的邪恶性质。虽然有关荒诞的问题仍然被人们提到,但是显然上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更加的炫人耳目。而20世界小说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探究在此时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加缪自护似乎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失语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过于显性的社会,政治的寓言是不是总能造就一部经典。奥威尔的《1984》是否会比他的《动物庄园》更为优秀呢?当你翻阅完《玩笑》时仅仅是记住了托洛斯基的“玩笑”,这是否会让昆德拉感到失败呢?突然间感叹起王小波的睿智,因为他知道如何让性超越和消解历史以及政治,更不用说道德了。或许对于很多作品来说,脱离不了的政治,历史,以及道德,只不过是作品的底色而已。
    误读有时候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误读,其对象也往往会出现在作者本人的身上。而在存在主义者中尤为明显。从海德格尔,马塞尔到马尔罗,很少有存在主义者是自愿接受这个称谓的,即便是萨特也是如此(在思潮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萨特才欣然地戴上了这顶十分受用的帽子)。加缪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即便是承认,也需要再三声明自己是一个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者。但世人对他的误读难道仅仅限定于此吗?当他的名字和唐璜,浮士德(还有加缪打算创造的“唐 浮士德”)紧密相连的时候,人们开始念念不忘他的那句“不是活的更长,而是活的更多”,这多少有些类似于人们眼中的伊壁鸠鲁或者是中国的杨朱(人们往往会将穷尽生命曲解为生命的放纵),而对于加缪来说,或者是从他诸多的作品中抽象出来的更多则是一个有清醒认识的堂吉诃德,一个不排斥肉体的斯多葛。
     当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误读所带来意想不到又在意料之中的助益。即促生了一部含混的作品。可能过多的赘述令人厌恶,但仅仅从萨特一个人对《局外人》的解读我们就可以得到粗略的体会(人们在分析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喜欢引援萨特的看法并做出各异的阐释)。他曾经也将《局外人》归结为出众人皆知的模式 :“一部篇幅不长的道德说教小说,说到底,十分近似伏尔泰的故事”,而后在《时髦》杂志上又称“这种文学努力描绘人类形而上的生存条件,于此同时又全部得投入社会运动。”萨特的前一种解读完全是出于道德的角度,而后一种则较为中肯(但依旧不能称之为准确),也符合在创作上十分注意当下性和社会化的加缪的风格。甚至在他的评论你也能发现类似于评判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解读。对于其他人的其他解读就更为丰富了,诸如莫尔所的俄狄浦斯情结,被谋杀的阿拉伯人。多解与含混显然使得《局外人》成为了一部幸运的作品,但同时也不是不幸的。因为加缪似乎越来越没有了发言权。但他至少还能说上这么一句:“《局外人》尽管是一部将逻辑推到极端,直至消亡的小说,然而,切不可认为这部作品是单一线型的或是呈方程型的。”
    当我在反复情调作者加缪的解释时,另一个与误读相关的问题又出现了,作者是不是一定阅读者更有解读的权利,或者说他的解读更具有权威性呢?这可能是个很荒诞的问题,或者说是很用破坏力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即作品完成之后,已经与作者无关。作者与读者在作品面前地位同等,就阅读来说,甚至还存在着一种障碍,因为作者的阅读指向是唯一的。不得不承认,这也为误读提供了极为正当的存在理由,也是如加缪所说的对小说绝对化的一种反抗。
由此可见,误读又不是应当受到全盘否弃的。可以说,没有那一种解读不是误读,也不存在一种毫无合理性的误读。阅读者意识到的误读只不过是在警惕一种不负责任的解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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