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光荣与我的梦想

追风筝的人
2008-12-23 看过
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这本书的,我没有赶上这一波,但是除了遗憾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发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老爸老妈即便知晓这本伟大书籍的意义,也无法通过脐带转告我。
商务的重要地位在于其在中国内地范围的文化传播使命,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编纂编译并出版了数百部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辞书类丛书,数量不多,但在其出版的五万余种各类书刊中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抛开已经超出了国际上关于知识产权著述期限的,版权作者有生之年后再加50年的规则,对于处在受限范围内的,商务百分之九十九是先拿来再说,稿费别想,版税更谈也不要谈。反正你告我不得,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呢”。
今日的中国人谈起商务印书馆,记忆恐怕更多地停留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合法化盗版书籍上,而不是它与北大一起的“中国近代文化双子星”的头衔,或者从商务走出来的陈云、茅盾、周建人、陈叔通、叶圣陶、蒋梦麟等若干大拿级人物。
就好像当年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为了丰富中国孩子的业余生活,而完全无视日本的漫画家的辛勤劳动一样,商务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所获口碑全是正面的。当然强盗逻辑这也造成了几乎所有商务六七十年代出版发行的国外图书的再版困难,外国人不是傻子,拿到版税的渠道所印刷的码洋尚不及盗版渠道数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和你理论知识产权,还被告知政府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这就好比台湾文章在电视里看到香港王菲唱红豆一定立马换台。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末才得到改观,如今商务每年印刷的图书,再版的要多过新书一百余种,在我看来,这才是积极而健康的表象。

还是说《光荣与梦想》,在新版以前,我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见识它,首印的数量有限,1988年再版的原因也是因为洛阳纸贵,迫不得已满足新读者的要求,在今天看来,这几乎是现在所有的书商们艳羡不已的事儿。再到后来,受限于版权争议,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出版了。于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也见不到它,市、区图书馆也没有。到后来每套四册5.85 元的价格,据说已经变成了800元大洋的黑市价。这是我觉得异常搞笑又让人欣慰的事情。
新版不是我买的,几年以前我的一位让我尊敬的老领导送予我,他是一位二十多年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装在一个大厚纸盒子里的两本简装书厚如板砖,拎久了手酸,看久了练二头肌。因为过于厚重和冗长,我分了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里又分了若干个时间段才将它读完。
客观地说,《光荣与梦想》在世界范围内久誉盛名,但是在中国读者中的震动性却是超出理智的夸张的。在它面世之后以及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在美国的传媒界毁誉参半,却是中国的媒体和群众眼里的“圣经”,这本书对一大批中国记者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否认真研读过这套书,成为上世纪 70 年代末进入新闻行当的年轻人是否够“档次”的标准之一。
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说,这册书真的算不得最好,但是它出现得恰如其分,时机刚刚好,而且在话语权紧缩的年代中神话般得揉身而入,并“被保护”至今,于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当然,这其中有历史赋予的某种关联性质的必然性,而更重要的是《光荣与梦想》中文版中营造出的厚重感和磅礴气势与刻薄嘲讽相并重的奇异氛围,与刚刚经历了历史变革的中国知识青年的青春期错觉和冲动所形成的曼妙反应。从这个角度说,译者(应当是一个翻译组)和作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功劳是不相伯仲的。

尽管这本书以美国总统的更迭牵起主线,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作者对于各个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侧面的细致生动的表现,才是更吸引他们的内容。以今日之眼光来品读书中记载的美国媒体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段充满趣味的表达,更是饶有趣味。比照中国的当下现实,我竟能时常发现与当时的美国颇有些异曲同工处,只是貌合神离,形似而神缺。
虽然是从1929年至1972年的“美国社会百科全书”,但“百科”的味道并不干涩,鲜活之甚入木三分。全书中精彩的桥段不计其数,除了交代了这40年间美国甚至国际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也讲述了了一些对后代有着深刻影响的“家长里短”。以大萧条时期的惨境和“补偿金大军”事件开始,从二战的辉煌来到美国内政的黑金时代,艾森豪威尔将美国从麦卡锡政府的泥潭中带出来,并从此迈入一个“全速而稳健地进行”的时期。对于美苏两国的太空竞争,曼彻斯特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生动展示了美国民众在面对苏联处于领先地位时的有趣反应。
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反共斗士、马丁路德金引发人权运动、金西教授的报告、黑人居住区哈莱姆的形成、退伍军人问题、冷战观点的流行、中国的崛起和威胁、直至水门事件为全书终结……
四十年间的美国历任总统和政要,在曼彻斯特的笔下性格鲜明至斯——平庸无能的胡佛、天才的传奇式的罗斯福、虽然勤勉却仍然一副小丑模样的杜鲁门、稚嫩的肯尼迪及其倍受争议的夫人杰奎琳、平淡却彪炳千秋的艾森豪威尔、可敬可怜的尼克松、可耻的麦卡锡参议员、自大狂麦克阿瑟、勇敢又粗鲁的巴顿……曼彻斯特的观点多数与今日的评价相吻合,又存在不少出入。
无论如何,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坚持使用宏观视角,细节处又不惜采用尽量多的平行线进行蒙太奇式样的特写,以牺牲逻辑换取细节的丰满与张弛,这一点是殊为不易的。而这一切的根本前提在于丰富详实的史料积累和作者自身的犀利及与身居来的幽默感。以上这些造就了《光荣与梦想》的不计其数的优秀品质。
当罗斯福接替胡佛当选总统之后,曼彻斯特写到:“消息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 火到底点着啦!’”
当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之后,曼彻斯特写到:“他三步两步冲上台阶,两只睾丸撞得叮当乱响”。
当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曼彻斯特写到:“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但是他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当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曼彻斯特写到:“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
……
这全都是可以让处在青春期的文学青年视野大开、汗毛直立、毛孔放大、血脉贲张、震撼兴奋,甚至天天梦里遗精的情节。

史书小说话,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初创,更不是曼彻斯特的初创,从行文风格和叙事逻辑上说,《光荣与梦想》和《三国演义》别无二致,可能更像《七侠五义》,差别只在作者的价值角度和世界观不同,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这类文字并不应该陌生。
曼彻斯特在文字中大量注入评价而罗贯中石玉昆只是忙着讲述故事,在我看来,这二者并不是多么不同的写作方式,他们都是在记录,一则将评判直接说出,一则将评判间接显露,但他们都无法做到真正真实。
可是为什么这本书如此之夸张地受到中国新闻人的推崇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或者真的觉得《参考消息》烂如垃圾?都不是,原因只在另外一种“梦想”和另一种“光荣”。
在曼彻斯特的文字中,强烈的纪实性和极端的戏剧化是两大颠扑不破的规律。杜鲁门是小丑式的,而尼克松却是可歌可泣的,这里面有政治人物的本身气质,当然也一定掺杂了作者的自身政治观点、喜好甚至审美。不过重要的是,在读者看来,曼彻斯特的“力求客观和真实”是跃然纸上,显而易见的。
“脸谱化”往往被中国媒体人所不容,念到这个词的时候,总是一脸不屑,我倒觉得能够真的做到“脸谱化”就算不错了。客观的“脸谱化”应该是大多数中国新闻人的毕生追求,而不是虚无飘渺的普利策或者何塞云云。
在我国的新闻出版物上,我看到的不是戏剧化,也不是脸谱化,而是新闻品质低劣化。别说在政界你除了新闻稿新闻语言新闻心态,什么都不能说。即便在文化圈,我们很难见到一位具备评判能力的记者告诉我们哪些作品值得看,哪些不值得看,他们总是跟随着国外媒体的声音,人云亦云。财经媒体呢?有多少主流财经报刊的信息披露费和软文好处费要低过它的正常广告收入,《财经》或许算一本吧,此外你还能再举个例子,我想并不容易。体育界,如果你敢说谭望嵩是小丑化的,他会用刀割掉你的喉咙;如果你敢说毛剑卿的女朋友相貌难看,他会一拳打爆你的睾丸。好吧,还有娱乐圈,但是不要以为他们就好欺负,冯小刚的大嘴巴子和倪震的阴茎还在等着你呢——亲爱的记者桶子们。
所以我所见到的中国的新闻记者,距离他们所深恶痛绝的“脸谱化”还有不小的差距,新闻是怎么写的,文学作品又是怎么写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在于手法、水准和风格,而在于人格、人性和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理解《光荣与梦想》在二十年前风靡新闻工作者间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总是有人不厌其烦地说,“态度决定一切”。仅在足球这个领域,从施拉普纳到徐根宝到阎世铎到米卢到谢亚龙到南勇,他们全都重复过这句话,但是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什么叫做“态度”尚且含糊不清。如果说勤勉劳作就是“态度”的全部,那么中国足球运动员要比骂他们的大多数人高尚得多。而值得一提的是,米卢和施拉普纳提倡“态度”更提倡“享乐”,剩下的中国人则只说“态度”并只是偷偷地一个人享乐。
曼彻斯特在他的著述《总统之死》问世的若干年后,当事件的当事人基本都无甚瓜葛和疼痛之后,面对公开采访笔记和信息来源的要求时依然坚定地拒绝:“我没有借鉴谁的作品,我的采访笔记不会公开,我的消息来源都已经死了。”他坚持自己公开、客观而真实,但是那才怪,这是不可能的。曼彻斯特曾经与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发生激烈的争吵,并最终删除了《总统之死》中的一些章节,他自己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有采访笔记都真实,令人信服。
虽然曼彻斯特是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但是他自己也承认:“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他也知道,这并不重要,“没有人可能拥有我的风格,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将我的理解贯穿在文字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写此书的人。”他在没能完成《丘吉尔传》便宣布放弃的时候这样说,而他的身后是已经完成了的几十种语言的近千本丘吉尔传记。
这个,就叫做态度。
在美国人眼里,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才是他的文学创作中的标高,而不是这本《光荣与梦想》。《总统之死》的精装本卖了130万册,而我们的图书市场呢,畅销书的概念是5千-2万册。
他一面坚持“一切的作品来源都是真实的”,一面又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渗透着自我情感。四十年代的美国生人大都喜欢这样评价他们的时代,“沉默的一代人”,而这个词汇正是出自曼彻斯特的作品。
真实和情感。他知道这或许是矛盾的,但是这又统统是他无法放弃的。古怪的充满了感觉气息而又真诚非凡的混合特质,使曼彻斯特的作品在《时代周刊》看来是“80年代最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品之一”,在《纽约时报》看来又是“许多毫无价值的主观性的臆断”。

其实同理可证,任何的文学作品,如果成为了某项教条式的标准,其结果大都可悲。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脉伸出的《光荣与梦想》的印记清晰无比,这本书被广为推崇,又成为中国的某一个阶段的史话“标高”。我无意论证曼彻斯特书中的杜鲁门、罗斯福、尼克松、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有多么真实可亲,而吴老师书中的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们有多么面具遥远,相反的,《激荡三十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光荣与梦想》的逻辑层面的缺陷,并同样用充满感召化的语言承载起了当下这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呐喊。
但是就像是吴老师在书中说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这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光荣与梦想”这个词汇的语态结合,我认为是不很适合过去的三十年的中国的。
从宏观的角度说,《光荣与梦想》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在于,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坚信了“伟大的作品不应该仅仅来自于才华横溢的虚构的小说家,也应该来自于扎实的具备历史责任感的记者”这一观点。
不管新闻工作者有没有这么去做,但是从字眼理解,这还是一个充斥着神圣气息的职业——所以尽管大多数的中国的现代的历史研究者,或者是小说家,从来没有过用一分为二的而又毫不偏颇的心态去创作过,我还是得以保有“这是个体的问题而不是民族的问题”的微薄自信。
在书的最后,曼彻斯特写道:“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
这是一个定性。
通过历史和传记加以影射的,通常不是一类人,而是一代人。这也是记录历史的真正意义。
然后曼彻斯特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美国人看到这些,他们会流下眼泪。我还相信,当曼彻斯特耗用了他长久的坚持并真正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时候,他也会流下眼泪,因为他用笔杆操纵了历史。这种感觉那么真实,值得人类耗费一生。于是,它的轻描淡写、嘈杂和混乱、不客观不真实、毫无价值的记录、肤浅的文化讨论、看似宏大实则掩饰和辩解的真相——就一点也不重要了。
真的,这本书在特定的时代为一个封闭国家的人打开了一个再也封闭不了的视野。它对于中国读者的影响(某一特定时刻),竟然超越了对于美国人的影响。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在《光荣与梦想》中间的一段,作者饱含激情地歌唱了白宫乐队演奏的内容,他们说:“美国啊,美国!上帝赐福予你!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从海洋,再到光辉的海洋!”
对应书的结尾,菲茨杰拉德的那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多么曼妙。

其实,看书的本身是为了获取,这本应该是很单纯的事情。获取了呢,就看得值得;没有获取就是浪费时间,看得不值得。就书而言,合上了它就与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人们总是违背它。其实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要慷慨地给予《光荣与梦想》如此高的评价与推崇,在上述文字中,我解释了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没有一个年代是美好的,但是每一个年代,又都是不一定不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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