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醒酒良药

TVhead
2008-12-10 看过
重读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虽相隔百十年光景,到激荡处仍觉掷地有声。“一切神圣的都已腐朽,一切坚硬的都已烟灭。”这可能是史上最好的一篇檄文,用斩钉截铁的果决把人类历史大卸八块,用坚硬如铁锤一样的语言把所有古老的、保守的、封建的王公贵族们一锤一锤地敲进历史的深渊,然后在余音未散之时昭告着人类社会崭新的篇章。“颠扑不破”这样的形容词大概只适合于这样的文字,在宣告“我即是真理”的时候,他们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王顾左右。于是它改变了一个时代。那个席卷欧洲的幽灵吸魂摄魄,化身红色钢铁之躯,所向披靡。

然而真理终究不是靠宣告出来的。马恩也许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中那个结局。他们看到了十九世纪急剧加速的阶级分层,却没有预见到他们身后,阶级不是两极化,而是复杂化了。 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成为横陈在最富有的商贾大亨和最赤贫的劳工苦力之间的厚重夹层。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是一句无产阶级大团结就能一笔勾销的:一个低技术工种的工人最恨的也许不是他的老板,而是那些站在街边随时准备抢他饭碗的无业游民。正因为他们的存在,老板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让要求加薪的他们滚蛋。正因如此,他的生活和底特律的那些工会化了的高技术蓝领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们同属“工人阶级。”阶级也不是抹除其他差异的万灵药。尽管马恩在《宣言》里豪迈地宣布机器化大生产将使得工人阶级的性别、年龄与国界无关紧要,但历史却倔强地宣布性别、种族与国别仍然是分割和消耗人类的利刃。而他们所制造的最大神话,就是一个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没有任何私利,不会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相争,永远只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尤显珍贵。如果说马恩的《宣言》是一碗烈酒,奥威尔的《致敬》可能就是醒酒的良药。它并不像奥威尔的那些更著名的作品一样直接向斯大林主义开炮,成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旗帜之作(尽管可能并非奥威尔的本意),而是以新闻性的写实笔触记录下了1937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一段往事。在波澜壮阔的西班牙内战中,这段往事也许只能算得上是小插曲。奥威尔也近乎老顽固地再三向读者强调这只是他个人视角所看到的部分真相,以防读者“偏听偏信”。但在他谨慎、冷静和不乏幽默的描述中,隐约显现了后来在《一九八四》里被戏剧化了的秘密警察、政治宣传和草木皆兵的肃杀。他如实地记录下了阶级团结大旗掩盖之下的残酷的左翼党派斗争,并用清澈干净的语言展现了那些被左右两派同时选择性无视了的英勇与单纯,背叛与构陷。

在谈论奥威尔时,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是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正如Trilling在序言中写道的那样,奥威尔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泰晤士报的一个大右派主笔。”而实际上,1936年末,奥威尔是受左翼的英国独立工党(ILP)委托以记者身份去记录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发觉“到前线去对抗弗朗哥是当时唯一应该做的事。”因为对在欧洲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有足够的警觉,他没多少犹豫就从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跟着当时加泰罗尼亚地区林立的左翼党派之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军队到前线打仗去了。他的左翼倾向从他对自己所在的这支仓促组织起来的反法西斯“军队”的描述中显露出来。 一方面,他对物资的匮乏和士兵的缺乏训练(很多人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深感无奈;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并不吝惜对这支队伍的赞赏:他看到了也许只有在革命军队中才能见到的高度的平等。没有森严的等级之分,人人享受同样的薪资,指挥官对士兵的调度完全依靠士兵的革命志愿精神,却极少出现不服从命令和逃兵的现象。对于当时外界媒体对这支队伍的冷嘲热讽,奥威尔真诚地为他们辩护,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英勇的志愿精神,西班牙政府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对于弗朗哥的如此顽强的抵抗。在一个政治气味浓厚的环境里对周遭所见作出独立的评价并不容易。奥威尔的力量就在于,当他看到闪光之处的时候,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但仍与党派信条保持距离;而当他发现暗角的时候,他讥刺嘲讽毫不留情,但并不转而走向否定一切的犬儒。

最让奥威尔感到惊讶的是当时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浓厚的革命氛围。1937年初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工人掌握的城市。工人们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工厂、交通和通讯;工人纠察队代替了原先的城市警察在城中巡逻;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如“先生/小姐”的称呼、毕恭毕敬的侍应生和小费乃至华贵的洋装都已经了无踪影。这座明显是已经经受过革命洗礼的城市与当时外界媒体的描述大相径庭。在伦敦和纽约,这场战争仍被定义成“捍卫民主对抗法西斯”,却没有人提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这个困惑促使奥威尔进一步深入观察当时西班牙纷乱的左翼党派政治,并用他所见到的事实呈现了这场战争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西班牙工人阶级之外,全世界都不希望西班牙发生革命,尤其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它的支持者苏联。这是1937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治的诡异而残酷的现实。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全部重心就是力保苏联,而苏联的安全又维系在它与英法之间的军事同盟之中,因此,苏联不能允许西班牙出现一个“威胁”其盟友法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法共和英共早已被要求收声)。于是,西共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为“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摇旗呐喊的最中坚力量,所有不赞成这一路线的主张都被认为是在分化反法西斯队伍。

但是加泰罗尼亚的工联主义者(工会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是发动这场工人革命的主导力量。他们认为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它迟早会把法西斯主义“从后门放进来,”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那样。只有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上台,因此“反法西斯战争和工人革命不可分割。”他们组织工会控制工厂与经济命脉,建立地方性的自治社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并消灭教会势力。奥威尔虽然开始颇为反感这套做法,认为这是不知轻重缓急的捣乱,却在后来意识到这一战略的可取之处,即争取支持弗朗哥的贫农与无产者,撼动其后方。

然而,手腕决定胜负。西共支配着苏联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军火,并开始系统性地瓦解工人革命的成果。政治局面由灰色阴霾瞬间转为浓黑的夜,污陷、追捕、关押、杀害由此展开。这成为《致敬》之中最具荒诞感和悲剧性的篇章。奥威尔用平实锐利得如同黑白胶片一样的语言,为我们捕捉下了一幅幅浸透着他的悲伤与愤怒的画面。当那些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拿着最差的装备、穿着残破不堪的制服在前线奋勇对抗弗朗哥的时候,他们所属于的政党却在后方被宣布是“叛徒,”是弗朗哥的“第五纵队。” 当他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巴塞罗那,面对的却是秘密警察马不停蹄的追捕。在街头,这些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只能用眼神交流他们的困惑与无奈;一个违反本国军法,独自来到西班牙志愿抵抗弗朗哥的比利时军官,仅仅因为所加入的部队属于受清洗之列,而在再赴前线的途中遭到逮捕、关押,从此音信全无;一个年仅25岁的英国小伙子,在前线奋战数月之后,却客死在了巴塞罗那阴冷潮湿的地牢里。奥威尔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稚嫩和天真的脸庞。没有他们,我们便无法体会什么叫侮辱,什么是背叛。文学在这里显示出了她的力量,她穿透政见、是非和相对主义的迷雾而直接诉诸良知,她照亮人心。

奥威尔在追捕之下仓皇离开了西班牙,带着他那几乎致命的枪伤。他愤懑、无奈,却依然清醒和坚定。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画面是他的故乡英国平静的乡间草原,他说那是数百年来没有改变过的田园美景。这是一个寓意深远的结尾。这百年不变的田园所代表的也许就是他那一代英国知识分子所尊重的“愚蠢的美德”(the virtue of stupidity,Trilling语)。那种为捍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奋力抗争的憨傻和顽固,比起那些为了抽象的理念而大兴杀伐的“伟业”来,自有其可爱与珍贵。

历史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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