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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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8 看过
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我们的时代》

                 文∕ 杨梅剑光 编辑∕张微 甲林

我们拥有一个怎样的历史?面对着什么样的现实?我们将如何获得一个发展的中国、和谐的中国?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们的时代》一书力邀活跃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三位学者——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和文学批评家韩毓海,以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现实中国,给大家带来对中国问题的全新思考。

在漫长又跌宕起伏的十九、二十世纪,图存和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多少仁人志士不甘中国落入、任人宰割,开始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经历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君主立宪、改良维新、血肉抗争、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到反法西斯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到三个五年计划,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提“四个现代化”,到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北京奥运,都是要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只有清楚地记忆昨天,并不断思索,才能深刻地理解今天,自信地展望明天。本书对历史的回顾,促发大家的神经敏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条先辈们千辛万苦走过来的生死荣辱之路,尤其不要忘记那些曾为我们所珍惜的理想。

80年代崔健喊唱着《一无所有》,王朔紧接着王蒙,自由主义者引领着哈耶克和后现代主义,一同进入人们的视野,物质开放了,思想自由了。这个时代解放了一批人、一些作品,有限的下放话语权,针对政策的巨大调整,进行了必要的在舆论、人事乃至社会心理上的准备。然而思想解放及其遗产是怎样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指导思想、政策、文艺三个层面是如何展开的?《我们的时代》给了我们更多更详尽的解答。

“从历史的终结”处考虑泛自由主义在思想、学术、知识领域上的溃散也是很有必要的,这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实现良心和责任,用黄平先生的话来说:“‘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义为落伍者,因此要‘赶超’,要‘接轨’。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我们自己也成了西方化的非西方人,这有时候是很尴尬的。这不是简单地要不要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成为具有文化自主性的思想者、阐释者、批判者和守护者。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中国全面小康了,人均收入和 GDP指标达到中等水平了,但是我们不能只在物质层面上做得不错,而在精神层面上没有一套自己的叙述。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真正挑战。” 作为自80年代走来的人,《我们的时代》做到了重新反省和挑战自己,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它从经济、体制、技术、管理、文化、思想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冷静的思考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国家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逐渐开化、大国地位日益彰显,但社会仍存在许多问题。贫富差距、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冲突、单边霸权主义、大国利益与责任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把中国知识分子从书堆拉回到现实,从象牙塔拉回到街头巷尾,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重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

在城乡发展的问题上,我们直接面临乡村建设和继续城市化的选择。这关系到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二者原本并不矛盾,在分配层面和生产层面实现社会公平,实际就是考虑了效率最大化,因为这么大的中国,只管少数人的幸福是不可取的,还要考虑长远和整体利益。

而在文化上,则要开启一个时代的先声,不能仅仅接受一种思想、一种声音,更要包容和接受多元文化的洗礼。这是一种有力的态度,更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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