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德的两难:写与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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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6 看过
庄南


  □影评人,上海


  有些人可以从影评人华丽地转型为大师级的电影导演,而有些人我则祈祷他们永远只执笔而不去碰摄影机,这是我看完《施拉德论施拉德》一书后的感慨。这并不是说保罗·施拉德才智平庸,而是说作为一名影评人,作为一名编剧,他足以成为楷模。


  与FaberandFaber(原著的英国出版社)出版的其他电影导演访谈录不一样的是,这本书留出了相当的篇幅给保罗·施拉德写的几篇标志性的影评。比如,导致他失去报纸专栏并且同时也让编辑丢掉饭碗的那篇关于《逍遥骑士》的影评。在舆情一致为这部影片叫好的时候,保罗·施拉德却唱了反调,他认为这部影片“肤浅”,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看这篇文章,它的价值依然闪耀。与欧洲的艺术电影相比,美国式的“肤浅”,我们现在更加容易理解。


  国内影评人Magasa在这本书的封底说:“施拉德是解开新好莱坞之谜的一把钥匙,新好莱坞有了他,才打通了连接欧、美电影血缘的任督二脉。”通过对布烈松、安东尼奥尼、罗塞里尼赞扬式的评论,施拉德让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电影界的新鲜血液开了眼界,他同时为四五十年代的黑色电影提供了一份研究文献,这些都促成了他成为新好莱坞的重要一分子。他对欧洲电影的热爱无疑传递给了身边的朋友。在失去了美国电影学院的教职之后,他转型做了电影编剧,和布莱恩·德·帕尔马、马丁·斯科塞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罗伯特·德·尼罗等人厮混在一起。如果列举一下他的编剧作品,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出租汽车司机》、《愤怒的公牛》、《蚊子海岸》、《基督最后的诱惑》、《穿梭鬼门关》,基本上,他可以看作是某段时期里马丁·斯科塞斯的幕后人。保罗·施拉德是这样总结他和斯科塞斯的关系的:“我们俩从根本上来说有着一样的道德背景———某种封闭社会的基督教道德观,尽管我的是乡村的、新教的,他是城市的、天主教的;我的是北欧式的,他的是南欧式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能达成一致,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正是这种共同的宗教氛围,使得他们对于一部电影的拍摄动机形成了协同的观点,相反,当施拉德试图将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的剧本变为一个“现代圣徒保罗”的故事时,他显然没有吃透斯皮尔伯格的孩童心理。斯皮尔伯格无法接受施拉德的宗教感,所能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了。


  保罗·施拉德的编剧生涯是这本书里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了。他强调剧本来自于一种动机———当你能把一个故事的讲述时间由五分钟延长到四十五分钟而听众并不生厌的时候,你就可以动手去写剧本了。保罗·施拉德的经验足以使一个新手明白在好莱坞生存的丛林法则:必须反复修改剧本,必须能够迅速地修改别人的剧本,必须学会把一本六百页的小说浓缩为一百页的剧本。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反映了剧本在好莱坞崇高的地位,将剧本中的每一个词进行打磨的偏执。


  施拉德靠疯狂地写剧本认识了重要的导演,获得了财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进而获得投资能够做自己剧本的导演。但是,正像将他带入电影圈的引路人宝琳·凯尔说的,施拉德不是一个好的电影导演,但却是一个好的编剧,虽然保罗·施拉德本人对这句话不以为然,但是他说起自己第一次当电影导演,那种狼狈着实令读者难忘,凭着他在编剧方面的声誉,他说动了三位大牌演员来出演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毫无疑问,这三位大牌互相抢戏,搞得施拉德非常为难,拍了三星期之后,(施拉德)“站在拍摄现场正中,忽然之间,失声痛哭,怎么都停不下来”,于是三大牌之一说:“你这娘娘腔———这部戏,你是要当个男人,还是不当?”


  在那种时刻,我们似乎更加喜欢那个喝了很多酒,然后彻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疯狂写作的施拉德。在今日好莱坞越来越喜欢那些以拍摄音乐录影带起家的导演时,保罗·施拉德做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甚至搞砸了《驱魔人前传》这样按理能够票房飘红的电影),但是我们很清楚,正是如他这般的人,夯实了美国电影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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