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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哒
2008-11-10 看过
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从帮忙到扯淡》)《随园诗话》,是清人众诗话中最著名的一种。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县,十三年(1748)辞官而定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其晚年亦自称随园老人或仓山叟。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


宋人许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因此诗话著作或以评论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考据为主,一般皆属随笔性质,篇幅不大。《随园诗话》当然亦属随笔性质,但其主要内容为采录性灵诗与阐述“性灵说”诗论,间有记事,体例与前人诗话同中有异。它的宗旨是借采录大量“一片性灵”的诗作论证其“性灵说”的理论,或者说是以“性灵说”的美学思想为标准采集、鼓吹时人的佳作。此书共有二十六卷,(《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近五十七万字,其规模诚属空前。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兹略作介绍于下: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诗论于《诗话》中部分是单独成条,直接阐述;大多则是结合选诗生发。诗论的美学思想是《诗话》的选诗标准,它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因此《诗话》内容的基础正是大量的选诗。袁枚曾说过:“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答彭贲园先生》)可见其撰写《随园诗话》与选诗之密切关系。《诗话》的选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尽管身后毁誉交半,但《诗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广为流传,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性灵派诗人更奉之为诗学圭臬。


《诗话》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余种著作一起自费付梓印行,并得到毕弇山尚书、孙稆田司马“为资助刻”。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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