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者们的“浪漫”症候群
近来阅读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很有意思的一本小书。书的篇幅不长，论及的作家也大都耳熟能详。只是观点很新，即使逻辑上算不得十分缜密，我喜欢他把那些现代作家：林纾、郁达夫、苏曼殊、徐志摩，还有郭沫若、萧军等，定位成“浪漫”的一代，虽然他们的大多并不成熟。
从前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单就迷恋这民国三十年，特别五四时期的一批文人，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体文字交接的特殊时期，就创作水准而言，应该是相对较弱的才对。古代文学的浩瀚，当代文学的圆滑，不论怎么说都要来得更成熟一些，至少在文字表达上。那些五四时期的作家可是连个“的”的用法都搞不清楚的，没头没脑的就一个“底”来充数，一读一个别扭。
也许确实幼稚，但幼稚却有他的自由，于是喜欢，仅就自由这一条，对我这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就够爱得紧的了。什么时候的文字能像他们那时那般无拘无束，那般潇洒？像个撒开腿就跑的小丫头。那时的作家，是写得越好的越个人主义，或者说越是个人主义的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就越大。鲁迅是这一批人里最优秀的，他虽不浪漫，但书里偶提及他的时候，别的不说，就说他是个爱得罪人的种，无论是文研社还是创造社，无论大社小社哪个流派他都给你得罪得光光的，他就有这份执拗与坚持。鲁迅是民国以来最孤独的文人，他从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把个人主义发扬到极端的地步，于是他成了最伟大的。
其实即使是那帮表面上拉帮结派的文人，骨子里真的就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文研社和创造社表面上是“art for art”与“art for life”的区别，实质上不过是因为两派社员间的各种不合造成的。要真说分派，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比如留学生涯，性格特征，倒更能成为其依据，而非什么文学主张。说起主张，即便是当时写得最好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也没能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是为人生什么是为艺术。他最多说说自己是怎么写作的，觉得就应该这么写罢了。事实上编进文学史里的材料大多只是因势利导的结果，英雄通常是一时冲动造就的，当然冲动也同样造就历史的炮灰。
于是我发现书里写的所有人，包括最“老古董”的林纾，都有极其严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也由此，他们开始在作品中创作自己的幻象，他们把“自我”与“他我”混为一谈，在“他我”的哀情或激荡中肆意沉沦，甚至丢掉性命。郁达夫就是个最极端的例子，谁都知道他一生有两个偶像：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前者直接作用于小说《银灰色的死》中，而后者则促他写成了唯一一篇历史小说《采石矶》。这两个敏感、孤独而伤感的天才让郁达夫有了精神的依靠，甚至直接成了他模仿的对象，他的酗酒、自怜自艾、颓废孤独的本性在这两位偶像中得到了名正言顺的赞同和拥护。他感到痛苦，总嚷嚷着要跳黄浦江自杀，却又自我沉溺于这种伤感的气氛中，对漂泊的孤独怀有自恋式的敬意，甚至越来越沉醉。虽然郁达夫也喜欢罗曼•罗兰，亨利•巴贝斯，但对于这些有力量感的，充满重塑世界欲望的人，他仅止于一种理性的渴望和仰慕，而非竭力靠近模仿的对象。事实上郁达夫的性格确是悲观颓废的，自我幻象的塑造对他来说与其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依据，倒不如说是他派遣郁闷的途径。他必须通过不断强化内心的悲观意识来自我认同，自我伸张，以自虐的手段来维护个人主义的名正言顺。如果郁达夫早生100年，活在个人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满清王朝里，他即使有这种个性，也只能被压抑，最后回归集体无意识。“偶像”或是“幻象”对其而言，更可谓是一种自我宣泄，一种潜意识里慢性自杀。郁达夫渴望漂泊、对生命采取有意识的疏离姿态，最后果然独自死在苏门答腊，这倒成全了一次浪漫的人生旅程的完满结局。
与郁达夫的悲观消极相反，同样“浪漫”的徐志摩可是个积极乐观的“爱”的信徒，他视泰戈尔为灵魂的指引，穷其一生疯狂而无理性地追求爱、美与自由。他把所有有力挽狂澜能力的，发了疯的追求爱的人当作偶像，甚至把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有意识地幻想成他所希望的那类人，比如哈代。人家明明是个“悲观派”，他偏要一厢情愿地撰文为其开脱解释，说人家其实不过是指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错误”罢了。徐志摩是个主观意识非常强烈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个非常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可不管别人乐不乐意，统统把他喜欢的人纳入他的价值观中去，一厢情愿地把他们崇拜个死去活来，包括女人。这个毛病到了晚年才偶有顿悟，但还没悟到家就飞机失事去世了，将错就错地成就了完美——一辈子爱得稀里糊涂执迷不悔。
很多人认为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喜欢塑造幻象，才会去崇拜偶像，才会有英雄情结，其实这些也确实都是人不成熟的标志，其不成熟的根本就在于其犯了个人主义的症候群，自恋、自哀、乃至自虐，以至于根本无法认清自己，无法对自己有一个冷静的把握。大凡这样的人，如何能冷静地观察、把握、判断这个世界？所以民国文人大多是癫狂的，有种疯疯癫癫的傻气，却又可爱。也许文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本质上冷静、客观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通常只会拥有一门精湛的技术，而无法拥有出彩的灵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于疯人的表述部分明显是带有敬意而非敌意的，可见“疯”并不意味着愚昧，“疯”恰恰因其特立独行的姿态而赢得了一份尊重，至少是自己对自己的。文学的振颤人心，也并不在于创造它的人有如何精湛的技艺，仅有技术的人并不可爱，他们缺乏一些温暖。
虽然书中不常提到鲁迅，但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他的问题。我在想，郁达夫或徐志摩在创作技法上的不成熟，是不是他们性格中的自我沉溺所造成的，“浪漫”阻碍了他们的创作了吗？似乎惟有拿鲁迅作比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鲁迅没有成为“浪漫一代”的主角并不代表他不够浪漫，浪漫在我的定义中也并非能与不成熟、幼稚或偏执这样的词语划等号。浪漫应该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襟怀，情怀，是一种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我的悲悯，鲁迅是浪漫的，只是这浪漫是向内的，委婉的，甚至因为藏匿的太深而更显出其悲剧的一面来。鲁迅虽说在创作中受过一些大家的影响，但本人并没有偶像，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偶像，他的灵魂才更无所依傍，他必须面对更孤独的境地并自我扶持着走下去，这些情绪在他的《野草》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许鲁迅的浪漫就在于他的无所依傍，他的灵魂的无傍成就了他骨子里最深沉而苦涩的浪漫。
从前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单就迷恋这民国三十年，特别五四时期的一批文人，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体文字交接的特殊时期，就创作水准而言，应该是相对较弱的才对。古代文学的浩瀚，当代文学的圆滑，不论怎么说都要来得更成熟一些，至少在文字表达上。那些五四时期的作家可是连个“的”的用法都搞不清楚的，没头没脑的就一个“底”来充数，一读一个别扭。
也许确实幼稚，但幼稚却有他的自由，于是喜欢，仅就自由这一条，对我这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就够爱得紧的了。什么时候的文字能像他们那时那般无拘无束，那般潇洒？像个撒开腿就跑的小丫头。那时的作家，是写得越好的越个人主义，或者说越是个人主义的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就越大。鲁迅是这一批人里最优秀的，他虽不浪漫，但书里偶提及他的时候，别的不说，就说他是个爱得罪人的种，无论是文研社还是创造社，无论大社小社哪个流派他都给你得罪得光光的，他就有这份执拗与坚持。鲁迅是民国以来最孤独的文人，他从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把个人主义发扬到极端的地步，于是他成了最伟大的。
其实即使是那帮表面上拉帮结派的文人，骨子里真的就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文研社和创造社表面上是“art for art”与“art for life”的区别，实质上不过是因为两派社员间的各种不合造成的。要真说分派，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比如留学生涯，性格特征，倒更能成为其依据，而非什么文学主张。说起主张，即便是当时写得最好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也没能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是为人生什么是为艺术。他最多说说自己是怎么写作的，觉得就应该这么写罢了。事实上编进文学史里的材料大多只是因势利导的结果，英雄通常是一时冲动造就的，当然冲动也同样造就历史的炮灰。
于是我发现书里写的所有人，包括最“老古董”的林纾，都有极其严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也由此，他们开始在作品中创作自己的幻象，他们把“自我”与“他我”混为一谈，在“他我”的哀情或激荡中肆意沉沦，甚至丢掉性命。郁达夫就是个最极端的例子，谁都知道他一生有两个偶像：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前者直接作用于小说《银灰色的死》中，而后者则促他写成了唯一一篇历史小说《采石矶》。这两个敏感、孤独而伤感的天才让郁达夫有了精神的依靠，甚至直接成了他模仿的对象，他的酗酒、自怜自艾、颓废孤独的本性在这两位偶像中得到了名正言顺的赞同和拥护。他感到痛苦，总嚷嚷着要跳黄浦江自杀，却又自我沉溺于这种伤感的气氛中，对漂泊的孤独怀有自恋式的敬意，甚至越来越沉醉。虽然郁达夫也喜欢罗曼•罗兰，亨利•巴贝斯，但对于这些有力量感的，充满重塑世界欲望的人，他仅止于一种理性的渴望和仰慕，而非竭力靠近模仿的对象。事实上郁达夫的性格确是悲观颓废的，自我幻象的塑造对他来说与其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依据，倒不如说是他派遣郁闷的途径。他必须通过不断强化内心的悲观意识来自我认同，自我伸张，以自虐的手段来维护个人主义的名正言顺。如果郁达夫早生100年，活在个人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满清王朝里，他即使有这种个性，也只能被压抑，最后回归集体无意识。“偶像”或是“幻象”对其而言，更可谓是一种自我宣泄，一种潜意识里慢性自杀。郁达夫渴望漂泊、对生命采取有意识的疏离姿态，最后果然独自死在苏门答腊，这倒成全了一次浪漫的人生旅程的完满结局。
与郁达夫的悲观消极相反，同样“浪漫”的徐志摩可是个积极乐观的“爱”的信徒，他视泰戈尔为灵魂的指引，穷其一生疯狂而无理性地追求爱、美与自由。他把所有有力挽狂澜能力的，发了疯的追求爱的人当作偶像，甚至把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有意识地幻想成他所希望的那类人，比如哈代。人家明明是个“悲观派”，他偏要一厢情愿地撰文为其开脱解释，说人家其实不过是指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错误”罢了。徐志摩是个主观意识非常强烈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个非常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可不管别人乐不乐意，统统把他喜欢的人纳入他的价值观中去，一厢情愿地把他们崇拜个死去活来，包括女人。这个毛病到了晚年才偶有顿悟，但还没悟到家就飞机失事去世了，将错就错地成就了完美——一辈子爱得稀里糊涂执迷不悔。
很多人认为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喜欢塑造幻象，才会去崇拜偶像，才会有英雄情结，其实这些也确实都是人不成熟的标志，其不成熟的根本就在于其犯了个人主义的症候群，自恋、自哀、乃至自虐，以至于根本无法认清自己，无法对自己有一个冷静的把握。大凡这样的人，如何能冷静地观察、把握、判断这个世界？所以民国文人大多是癫狂的，有种疯疯癫癫的傻气，却又可爱。也许文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本质上冷静、客观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通常只会拥有一门精湛的技术，而无法拥有出彩的灵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于疯人的表述部分明显是带有敬意而非敌意的，可见“疯”并不意味着愚昧，“疯”恰恰因其特立独行的姿态而赢得了一份尊重，至少是自己对自己的。文学的振颤人心，也并不在于创造它的人有如何精湛的技艺，仅有技术的人并不可爱，他们缺乏一些温暖。
虽然书中不常提到鲁迅，但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他的问题。我在想，郁达夫或徐志摩在创作技法上的不成熟，是不是他们性格中的自我沉溺所造成的，“浪漫”阻碍了他们的创作了吗？似乎惟有拿鲁迅作比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鲁迅没有成为“浪漫一代”的主角并不代表他不够浪漫，浪漫在我的定义中也并非能与不成熟、幼稚或偏执这样的词语划等号。浪漫应该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襟怀，情怀，是一种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我的悲悯，鲁迅是浪漫的，只是这浪漫是向内的，委婉的，甚至因为藏匿的太深而更显出其悲剧的一面来。鲁迅虽说在创作中受过一些大家的影响，但本人并没有偶像，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偶像，他的灵魂才更无所依傍，他必须面对更孤独的境地并自我扶持着走下去，这些情绪在他的《野草》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许鲁迅的浪漫就在于他的无所依傍，他的灵魂的无傍成就了他骨子里最深沉而苦涩的浪漫。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