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者们的“浪漫”症候群

黑伞
2008-11-09 看过
近来阅读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很有意思的一本小书。书的篇幅不长,论及的作家也大都耳熟能详。只是观点很新,即使逻辑上算不得十分缜密,我喜欢他把那些现代作家:林纾、郁达夫、苏曼殊、徐志摩,还有郭沫若、萧军等,定位成“浪漫”的一代,虽然他们的大多并不成熟。

从前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单就迷恋这民国三十年,特别五四时期的一批文人,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体文字交接的特殊时期,就创作水准而言,应该是相对较弱的才对。古代文学的浩瀚,当代文学的圆滑,不论怎么说都要来得更成熟一些,至少在文字表达上。那些五四时期的作家可是连个“的”的用法都搞不清楚的,没头没脑的就一个“底”来充数,一读一个别扭。

也许确实幼稚,但幼稚却有他的自由,于是喜欢,仅就自由这一条,对我这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就够爱得紧的了。什么时候的文字能像他们那时那般无拘无束,那般潇洒?像个撒开腿就跑的小丫头。那时的作家,是写得越好的越个人主义,或者说越是个人主义的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就越大。鲁迅是这一批人里最优秀的,他虽不浪漫,但书里偶提及他的时候,别的不说,就说他是个爱得罪人的种,无论是文研社还是创造社,无论大社小社哪个流派他都给你得罪得光光的,他就有这份执拗与坚持。鲁迅是民国以来最孤独的文人,他从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把个人主义发扬到极端的地步,于是他成了最伟大的。

其实即使是那帮表面上拉帮结派的文人,骨子里真的就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文研社和创造社表面上是“art for art”与“art for life”的区别,实质上不过是因为两派社员间的各种不合造成的。要真说分派,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比如留学生涯,性格特征,倒更能成为其依据,而非什么文学主张。说起主张,即便是当时写得最好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也没能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是为人生什么是为艺术。他最多说说自己是怎么写作的,觉得就应该这么写罢了。事实上编进文学史里的材料大多只是因势利导的结果,英雄通常是一时冲动造就的,当然冲动也同样造就历史的炮灰。

于是我发现书里写的所有人,包括最“老古董”的林纾,都有极其严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也由此,他们开始在作品中创作自己的幻象,他们把“自我”与“他我”混为一谈,在“他我”的哀情或激荡中肆意沉沦,甚至丢掉性命。郁达夫就是个最极端的例子,谁都知道他一生有两个偶像: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前者直接作用于小说《银灰色的死》中,而后者则促他写成了唯一一篇历史小说《采石矶》。这两个敏感、孤独而伤感的天才让郁达夫有了精神的依靠,甚至直接成了他模仿的对象,他的酗酒、自怜自艾、颓废孤独的本性在这两位偶像中得到了名正言顺的赞同和拥护。他感到痛苦,总嚷嚷着要跳黄浦江自杀,却又自我沉溺于这种伤感的气氛中,对漂泊的孤独怀有自恋式的敬意,甚至越来越沉醉。虽然郁达夫也喜欢罗曼•罗兰,亨利•巴贝斯,但对于这些有力量感的,充满重塑世界欲望的人,他仅止于一种理性的渴望和仰慕,而非竭力靠近模仿的对象。事实上郁达夫的性格确是悲观颓废的,自我幻象的塑造对他来说与其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依据,倒不如说是他派遣郁闷的途径。他必须通过不断强化内心的悲观意识来自我认同,自我伸张,以自虐的手段来维护个人主义的名正言顺。如果郁达夫早生100年,活在个人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满清王朝里,他即使有这种个性,也只能被压抑,最后回归集体无意识。“偶像”或是“幻象”对其而言,更可谓是一种自我宣泄,一种潜意识里慢性自杀。郁达夫渴望漂泊、对生命采取有意识的疏离姿态,最后果然独自死在苏门答腊,这倒成全了一次浪漫的人生旅程的完满结局。

与郁达夫的悲观消极相反,同样“浪漫”的徐志摩可是个积极乐观的“爱”的信徒,他视泰戈尔为灵魂的指引,穷其一生疯狂而无理性地追求爱、美与自由。他把所有有力挽狂澜能力的,发了疯的追求爱的人当作偶像,甚至把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有意识地幻想成他所希望的那类人,比如哈代。人家明明是个“悲观派”,他偏要一厢情愿地撰文为其开脱解释,说人家其实不过是指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错误”罢了。徐志摩是个主观意识非常强烈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个非常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他可不管别人乐不乐意,统统把他喜欢的人纳入他的价值观中去,一厢情愿地把他们崇拜个死去活来,包括女人。这个毛病到了晚年才偶有顿悟,但还没悟到家就飞机失事去世了,将错就错地成就了完美——一辈子爱得稀里糊涂执迷不悔。

很多人认为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喜欢塑造幻象,才会去崇拜偶像,才会有英雄情结,其实这些也确实都是人不成熟的标志,其不成熟的根本就在于其犯了个人主义的症候群,自恋、自哀、乃至自虐,以至于根本无法认清自己,无法对自己有一个冷静的把握。大凡这样的人,如何能冷静地观察、把握、判断这个世界?所以民国文人大多是癫狂的,有种疯疯癫癫的傻气,却又可爱。也许文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本质上冷静、客观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通常只会拥有一门精湛的技术,而无法拥有出彩的灵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于疯人的表述部分明显是带有敬意而非敌意的,可见“疯”并不意味着愚昧,“疯”恰恰因其特立独行的姿态而赢得了一份尊重,至少是自己对自己的。文学的振颤人心,也并不在于创造它的人有如何精湛的技艺,仅有技术的人并不可爱,他们缺乏一些温暖。

虽然书中不常提到鲁迅,但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他的问题。我在想,郁达夫或徐志摩在创作技法上的不成熟,是不是他们性格中的自我沉溺所造成的,“浪漫”阻碍了他们的创作了吗?似乎惟有拿鲁迅作比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鲁迅没有成为“浪漫一代”的主角并不代表他不够浪漫,浪漫在我的定义中也并非能与不成熟、幼稚或偏执这样的词语划等号。浪漫应该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襟怀,情怀,是一种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我的悲悯,鲁迅是浪漫的,只是这浪漫是向内的,委婉的,甚至因为藏匿的太深而更显出其悲剧的一面来。鲁迅虽说在创作中受过一些大家的影响,但本人并没有偶像,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偶像,他的灵魂才更无所依傍,他必须面对更孤独的境地并自我扶持着走下去,这些情绪在他的《野草》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许鲁迅的浪漫就在于他的无所依傍,他的灵魂的无傍成就了他骨子里最深沉而苦涩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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