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语天涯 独语天涯 8.2分

獨語天涯》裏,父親這樣寫道:

seesee
2008-11-04 看过
獨語天涯 裏,父親這樣寫道:


    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

    當往昔的田疇碧野重新進入我的心胸,當母親給我的簡單的瞳仁重新進入我的眼眶,當人間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繼續顛倒,我便意識到人性的勝利。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視為淺薄的人性,被淺薄的人視為高深的人性。

    此刻我在孩童的視野中沉醉。大地的廣闊與乾淨,天空的清新與博愛,超驗的神秘與永恆,這一切,又重新使我嚮往。揚棄了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

    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擁有。凱旋門上有孩子的圖騰:赤條條的渾身散發著鄉野氣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張著眼睛面對人間大困惑的孩子。



「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種品格,一種視野。這是父親給我的最大的財富。父親常告訴我,由於人生的艱難和社會環境的惡劣,人很容易變得世故,我們應當拒絕世故,永遠保持一種天真天籟。拒絕世故,就是拒絕從利害關係的角度去考慮寫甚麼、說甚麼,而用純樸的赤子之心直面事實與真理。聽了父親的話,我心裏蹦蹦直跳,覺得自己才三十剛剛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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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語天涯 裏,父親這樣寫道:


    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

    當往昔的田疇碧野重新進入我的心胸,當母親給我的簡單的瞳仁重新進入我的眼眶,當人間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繼續顛倒,我便意識到人性的勝利。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視為淺薄的人性,被淺薄的人視為高深的人性。

    此刻我在孩童的視野中沉醉。大地的廣闊與乾淨,天空的清新與博愛,超驗的神秘與永恆,這一切,又重新使我嚮往。揚棄了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

    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擁有。凱旋門上有孩子的圖騰:赤條條的渾身散發著鄉野氣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張著眼睛面對人間大困惑的孩子。



「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種品格,一種視野。這是父親給我的最大的財富。父親常告訴我,由於人生的艱難和社會環境的惡劣,人很容易變得世故,我們應當拒絕世故,永遠保持一種天真天籟。拒絕世故,就是拒絕從利害關係的角度去考慮寫甚麼、說甚麼,而用純樸的赤子之心直面事實與真理。聽了父親的話,我心裏蹦蹦直跳,覺得自己才三十剛剛出頭,但天真已丟掉不少,可要小心。如果丟失赤子之心,讓世故壓倒學問,這學問恐怕也沒有多大意思。



張愛玲在《談女人》一文中曾說:「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又說:「超人是男性的,神卻帶有女性的成分,超人與神不同,超人是進取的,是一種生存的目標。神是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父親也一直把柔和的女性視為「神」性,認為美好的女子如同永恆之女神,她們會引導詩人們飛升,會引導男人遠離塵世間的各種誘惑。他還認為女性是美的象徵,希望我保持「弱女子」的溫馨與美。

我在博士論文中不時用到學院派的女權主義理論。父親常常怕我成為過激的「女權主義者」與男性化的「女強人」。在這方面,他的看法是古典的。他不喜歡李雙雙似的性格與形象,不喜歡革命文學裏失去女性美的粗糙形象。相反的,他在《紅樓夢》的女性王國裏陶醉並認定真性真情的女子才能體現文學的審美向度。

其實,學院派的女性主義理論是多樣複雜的,並不只是簡單地反男權。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ioir)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並非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種說法是為了讓人們認識到,女性不是由天然的本性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政治、文化所規定的產物。也就是說,女性主義所要做的工作,是要梳理清男權社會的權力結構是如何製造、定義及限制女性的。女性的定義及其性別(gender)的定義,決不可以脫離歷史語境而單獨存在,相反,這些定義與種族、階級、倫理、性愛、地域等各種話語都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所以,女性主義理論不僅拒絕把性別定義成一個固定的認同,而且反對把女性看成是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的整體。它並不局限於壓迫和反抗的二分法,而是積極參與話語和權力關係的討論。目前的女性主義理論,重視歷史性和差異性,比如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就不完全認同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主義理論,而同性戀的性別定義就不能認同異性戀的性別定義。

我受了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而不能完全接受父親對女性的看法。我也不大明白許多國內的女作家,為甚麼要特意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能夠體會到父親希望我成為美好女性的願望,但我反對將「美好女性」神化,當然也反對女子男性化。由於自己並不完美,我更看重「人性」,而不是「神性」。我自己與其他女子就有差異,我的知識背景和我看問題的角度與其他女子肯定有不同之處,我對女性主體的認同和我說話的位置(position)有關。

在《金庸小說中的性別政治》一文中,我曾分析金庸筆下的女性起到了引導少年男俠超越父輩價值體系的作用。其中有一群美若天仙,讓人無法逼視的少女,美到似乎不食人間煙火。這種神話固然極其尊敬女性,可是並不真實,它忽視了人間女子具體的痛苦。相對而言,我更喜歡黃蓉,她既精靈古怪,又有點小心眼,可愛極了。而金庸筆下的「壞女人」、「怪女人」群像也寫得比神似的美女群更好,因為這些壞女人超越了男性中心社會對女性的規定以及對女性固定的「凝視」。

我羨慕近於「神性」的女子,但我作為女性,更理解女性真切的痛苦。在女性的書寫中,我喜歡更貼近真實女性的作品。比如說,張愛玲的小說,經常以平凡女子的遭遇為故事,體現人類於生存困境中的掙扎;丁玲的某些小說,像《我在霞村的時候》,雖然政治概念減弱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可是,她的女性觀點卻在對女性身體的描述中頑強地表現出來;蕭紅的《生死場》,驚心動魄地把抗日背景下女性與國家的關係暴露在女性書寫裏;而當代小說家如王安憶、西西、李昂等筆下的性別政治,都非常耐人尋味。

雖然我在女性主義上與父親的觀點不同,可是我卻很理解父親所說的「神性」。我知道,那是做人方面他對我的期待,他不願我陷入名利場中,他希望我有超越的力量,進入文學殿堂就像進入大觀園裏那個一塵不染的女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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