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不足方丈
2008-10-20 看过
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物质主义与现代性的隐忧

张洪彬

   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中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忧虑: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有此在的时间,而无“更高的时间”。所谓没有“更高的时间”作何理解?这其中首先包含着上帝之死,或称现代世界的祛魅,然而,这只是更高时间的隐退的一个中心意向而已。更高时间的隐退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完全局限在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既不需要对上帝负责,也不需要对人类负责;我们既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也不需要对未来负责,我们唯一的追求是此生的现实欲望的满足,而此生的现实欲望往往又特别体现在现实的物质欲望上,精神生活则日益空虚。于是现代性往往一方面体现为物欲横流的汹涌景象,另一方面体现出精神文化的浅薄空虚。这种景象无疑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失望与害怕,史华慈就是其中一个。
   在史华慈晚年,他对现代世界的物质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忧虑。他看到,现代人已经把物质主义当作“百忧解”,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一切人类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人类所遭遇的苦难、绝望都可以获得此在的救赎。在史华慈看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固然解决了人类所遭遇的很多问题,解脱了人类不少苦难,然而如果以为物质主义可以包治百病,那不过是一种痴人说梦。他质问道:物质主义“保证能使人们长时段享有单纯的、没有反思的满足的时候,他便感到幸福了吗?” 史华慈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物质主义可能会“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自己自身的堕落:诸如对于立即快感的疯狂崇拜、对于成名(无论多小)的渴望、以及经由不断扩大财富的累积以便达成对于更高名声的崇拜等等”。 疯狂地无节制地创造财富、占有财富、挥霍财富,无止尽地追求感官的快感,这属于此在时间的一切,可以名正言顺地完全占据人类的全部生命。更为深邃的人类命运问题,超越性的精神提升,都不再成为人类的关注对象,历史、未来,上帝,人类命运,甚至个人心灵世界都隐退在个人的外在的、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这意味着人生格局的极度狭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人只是沦为一种一般的动物,区别于、超越于一般动物的那一点点东西消失了。无疑,这样的人生,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个倒退。
    无疑,这样的人生观是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物,然而这种人生观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主流,最具正当性,最有强制力的人生观,却只是近代世界才开始的。换言之,这种所谓“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是现代社会才发展起来的。这种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马克斯•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极端化发展形态。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欧洲历史上,人们看待财富的最正当的态度是把获取财富看作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个工具,人不应该追求超出必需限度的财富,而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获取财富不在只是为了满足于自己的物质需要,赚钱自身就成为人生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第一种财富观是把财富看作一种中性的工具甚至是必要的恶;第二种财富观则把财富看作一个不证自明的善。这两种财富观念之间有如此显著的差距,其间的转折动力,韦伯归因于路德的新教改革。资本主义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需要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于是涨工资作为刺激,然而持有旧的财富观的工人觉得涨工资之后,维持原来那样的生活只需要付出比原来更少的劳动,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措施适得其反。路德宗教改革提出的新的教义——“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加尔文宗继承了这个路径,主张基督徒在尘世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那么基督徒有责任做好上帝赋予他的世俗职业。渐渐地,这种观念中的上帝渐渐隐退,做好世俗职业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价值。这种新的职业观创造了物质的繁荣,而宗教中的禁欲主义则造就了节约,二者之差造就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虎添翼。这是让宗教改革家们始料不及的。更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财富的增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又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东西,财富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赚钱可以不再是为了上帝的感召,而是为了赚钱本身,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等而下之的是,禁欲主义和上帝都日渐消退,入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纵欲主义。人类世俗的物质需要不再只是抵达彼岸世界,等待救赎的必要的工具,而成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以“趋乐避苦”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也成为判断世俗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为根本的一个内容。功利主义的“乐”和“苦”,在很大程度上指的都是现实的、基于感官的、与物质丰歉密切相关的“快乐”(快感)和“痛苦”,而这样的快乐与“幸福”却并不同义。“宗教改革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一切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彼岸世界和上帝的恩宠也渐渐模糊以至消褪,宗教改革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吊诡。
    史华慈在世纪的尾巴上见证了马克斯•韦伯在世纪之初的预言。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离宗教、离禁欲(节欲)越来越远,最后剩下的只有财富: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财富,消费财富。广义地说,就是希望依靠物质力量、科技手段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这让人想起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人类精神生活日趋浅薄,人文精神、宗教精神都日益边缘化。然而,正如史华慈所忧虑的那样,物质主义恐怕并非一剂奏效的“百忧解”,它可能导致人类生活更加狭窄、局促、萎靡,甚至导致人的力量的削弱和人类的堕落。正如林同齐先生所注意到的,史华慈先生所反对的不是“物”本身,相反,他对物质发展造福人类颇有赞词,他反对的只是“沉迷于物质享或单单依靠改进外在环境和制度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苦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长足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人的精神生活。然而,如果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这个篮子里,把解决正当性危机、平等问题、自由问题、教育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环境问题等的方法都寄托在这上边,把解决中国困境的出路指向这唯一的出口,一旦这个出口轰然倒塌,我们将何以自处?更何况,即使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它已不见得是平坦的,它也不是没有陷阱的。如何防患于未然,是应该思考的。
    史华慈所指出的方法是发扬人类自身的力量,他敦促我们,“在面临这种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的优势时,更要好好估量一下我们的人文资源(对于面对当下及未来的意义和用处)”。 有哪些人文资源可资利用,如何转化,如何利用。种种问题,都足以引起深思。

参考文献: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章,三联书店,1987
马克斯•韦伯:《宗教与世界》第1章,载《韦伯作品选》第5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与比较文化研究》,载《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林同奇:《两种幸福观和人生观》,载《史华慈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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