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芜的信仰到信仰的荒芜

卤鸡
2008-10-12 看过
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在看《圣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样一种近乎宿命式的淡定的祷词,很难和西方式,特别是美国式的那种狂热和争逐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精神提倡的那种以赤裸裸地追逐利益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与清教徒式的静修似乎是格格不入。
韦伯绝不是一个如同马克思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在很多时候,他显得理性、现实和近于残酷的冷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如此,几乎从第一个字开始,韦伯便干净利落地介绍起了唯有西方才有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各种关系,直奔主题,文字干净、细密和克制,毫不拖沓,一切就如同他那张冷峻的脸庞。有人说这本书是为了反驳马克思而写的,且不说是真是假,但在那种冷静的文字背后,显然有一张和激情澎湃的《共产党宣言》完全不同的面孔,一种从宗教式的虔诚脱胎而出的冷峻,一种并非来源于对世人的冷漠而来源于对上帝的忠诚的冷峻。
天主教认为人在尘世中所犯的罪恶可以通过善行和忏悔来弥补,并获得上帝的宽恕,使自己不因原罪而下地狱,但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要通过在修道院进行“苦修”的教士和僧侣,个人无法与上帝直接沟通。这种虔信和忠诚的宗教观点使得天主教派对资本主义世界中追逐利益的观点极为反感,“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思想)则肯定会遭到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对这种思想都抱有排斥态度。” (马克斯•韦伯) 然而追逐利益毕竟是一种无涉道德的生活方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直陈与其说是美国佬浮躁和贪婪的自白,不如说是对天主教虚伪的假面具的一次彻底的清除,其作用恰恰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疯狂的言论一般,振聋发聩。“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 (马克斯•韦伯)
然而,从天主教到新教,到现代社会面临的信仰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新教伦理的现世化,从天主教的虔诚和禁欲主义走向了信仰的荒芜。
一、荒芜的信仰

新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产物,天主教在基督教创立以后的初期成为整个欧洲的统治性的基督教派,天主教强调人与神的互动,强调“有所为”的信仰。然而,作为一个以教皇作为第一位分的教派,天主教在创立以后日趋腐化,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教廷势力越来越大,教会占有土地,出售赎罪券,与世俗政权联系密切又彼此争斗,教廷和一些教士的腐化极其严重, 各阶层民众对之日益不满。
附表显示了新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上的主要区别:(见27页)
由此,我们可以读到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宗教改革将基督教从“神”的宗教、集权的宗教、精英化的宗教,转变为“人”的宗教、开放的宗教、平民化的宗教。新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天主教的“对神的”理性元素,使得基督教彻底理性化,将大多数仪式从宗教行为本身剔除出去。“浸礼宗诸派和预定论一起,尤其是和严格的加尔文教徒一道,对于作为得救途径的种种圣事进行了彻底的贬毁,从而以最极端的形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
当宗教从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平民化和理性化,毋宁说宗教已经成为了一种“荒芜的信仰”,不再需要仪式,不再需要神职人员的引导和解释,甚至神职人员本身,也失去了禁欲主义的神圣性,十字架上赫然消失的耶稣基督,其实标志着祭拜上帝的基督教本身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俗世的、荒芜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信仰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各种标明宗教崇拜的仪式已经被彻底简化和舍弃。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中世纪以来宗教的腐化和堕落早已经剥去了宗教鲜亮的光环。
韦伯叙述过社会理性的四种形态,即实用型理性、理论型理性、实质型理性和形式型理性。新教伦理的价值,在于将天主教提倡的那种遵循最高价值的实质型理性转化为一种服从人正论的理性。需要注意的是,神正论转化为人正论,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就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无法抗拒。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形而上道德的根基,马基雅维利式的彻底理性化虽然在一开始受到的诅咒和诋毁远远多于赞誉,但却为后世的人们不动声色地接受,打着平等自由旗号的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和卢梭们把新教伦理所引领的契约精神推向了全世界,从此君权不再由神,而由人民来授予,板着面孔的基督教道德卫道士们是终究无法抵挡长期被非人化的政治和宗教所奴役的人性的全面爆发。
新教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因信称义”,“宗教改革领袖们远不止于痛斥对免罪系统的过于明显的滥用,他们并且还否认罗马教廷得以提出原罪和救赎问题的根据与前提条件。” (列奥•施特劳斯)加尔文曾经写道,“即使是圣徒,也不能作出一件功事,这种功事,若按其功绩来评判,不应当收到谴告。” (约翰•加尔文)这样一种面对上帝的无力态度,不仅仅使得所有的功事成为虚无,更成为一种在20世纪才重新被唤醒的思想即存在主义的先驱。这样的现代性元素虽然挽救了作为信仰的基督教,却渐渐地无形地对基督教的存在进行着消解,皈依宗教的门槛减低和得救的不可知性,使得宗教从人间道德的指针转化为俗世生活的附加品。新教伦理于是提倡以人间的成功换取得救的信心,事实上是将上帝之城、天上之城、超验之城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同时却将(让人确信)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降低到了俗世人可以达到的标准,这种看似矛盾的二元对立恰恰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可能。商人将追逐利益作为人生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同时也遵循严格的勤俭、守时、公平的契约精神,“自此,资本主义精神从个人野心的领域跳脱出来,而被赋予了道德的律令。” (乔治•瑞泽尔)
新教是一种荒芜的信仰,而正是这种荒芜的信仰,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真正开始萌芽。
二、信仰的荒芜

“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加尔文教徒是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基督徒行为。……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的,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 (马克斯•韦伯)韦伯很清楚地阐述了新教伦理的“因信称义”导致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精神致使人们以自己的工作和财富创造的行为增添自己得救的信心。此时的宗教信仰,依然延续了其作为宗教的本质,但相对于崇尚苦修崇尚灵魂纯净和“对上帝负责”的天主教来说,已经变得更加理性和实际,其理性范围,已经从遵从最高价值,转化为遵从社会理性。
让我们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跳脱开来,来看看韦伯对于宗教的理性化的论述。韦伯认为宗教的对于社会的影响分为三个种类:一是拒绝现世,如中国的佛教,二是适应现世,如中国的儒教,三是支配现世,如西方的新教。在拒绝现世的宗教中,以解脱为要,但现世的态度是排斥态度,这不可能推动现世的发展;在适应现世的宗教中,以当前的社会为最高标准,这种宗教对于社会的实质性推动微乎其微;只有支配现世的宗教可以对社会实质影响。西方宗教伦理有助于发展理性行为,使世界得以祛魅。新教伦理使得人们从对上帝和更高价值的崇拜,转向了对自身的“世俗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仲东阳, 2006)
然而,作为宗教的理性核心,已经被对于自身享乐的约束和财富的增殖所替代,教会的力量变得史无前例的弱小,新教作为一个没有宗教核心的宗教,其价值几乎必然地会开始崩塌。财富的增殖使得物质化开始统治整个新教世界,信仰的荒芜变得无法避免。世界性的理性化步伐缓慢而坚定,科学开始代替宗教占据人的大脑。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食物、技术和代替神性的人性的回归,却从此将形而上的道德彻底从人类社会剥离开来,原本从非人化的政治中解脱出来的人类又重新被物质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所奴役,被人类自身的欲望所奴役。“在(资本主义精神)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经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的世俗的情欲相关联。” (马克斯•韦伯)虚无主义的瘟疫开始在全人类蔓延,尼采说“基督教的道德是一种奴性的道德”并将强力作为一种唯一的道德来遵从,萨特宣扬除了人的生存之外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道德和体外的灵魂。耶稣基督正式走下了道德的神坛,变得战战兢兢、步履维艰,道德的大厦前所未有地支离破碎。我们正式迎来了一个信仰荒芜的时代。
然而作为宗教精神的新教伦理并未从此彻底从西方绝迹,机器和工厂让我们几乎被迫地从事劳动,“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了这斗篷将成为一只铁的牢笼。” (马克斯•韦伯)作为宗教的新教伦理虽然逐渐被消解在了物质化和理性化的洪流之中,却仍然如同一个幽灵无时不刻不在西方社会甚至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游荡,在信仰荒芜的时代,对物质的追求犹如铁笼一般禁锢着人类的灵魂,极度发展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的回归,却一步步将道德引入罪恶和冷酷的深渊。人道主义的理性,或者我将之称为的“形而下的理性”虽然业已存在和发展,但仍然被资本和纯功利主义的暗潮所统治,近代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早已在富兰克林时代就腐朽和死亡了。异化的人类必然导致异化的道德,而韦伯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世界最后的结局,那便是: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马克斯•韦伯)

引用作品
列奥•施特劳斯. 政治哲学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治•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 北京大学出版社.
约翰•加尔文. 基督教要义. 伦敦.
仲东阳. (2006). “理性化”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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