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夭折与消逝──读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

ArGuM
2008-09-22 20:24:53 看过
  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成立女校,1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浪潮在全国兴起,1920年北京大学更首次招收女学生 ,为女性的学术前途开拓光明的未来。

  〈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主角是就读女校的“罗米欧”影曼与“朱丽叶”云罗。两位女性因演出话剧结缘,生出一段如幻似真的同性恋爱,最后云罗嫁人,恋情夭折。从众多女性女作家的文章,如白薇〈跳关记〉、萧红〈手〉和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可以窥见当时女校的面貌。当时的女校绝大部份学生是寄宿于学校的,只有在长假才能回家。少女在对爱情最向往的青春期被“囚禁”在只有女性的学校里,与女性朝夕相对,“情境性的同性恋” 很容易发生。云罗与影曼都处于封闭的“女儿国”中,恋上同性的机会自然大增,而合演话剧则给予她们恋上彼此的契机,两人分别饰演罗米欧与朱丽叶更给予她俩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把一种应该潜藏于内心的感情藉“罗米欧”与“朱丽叶”掩饰而公诸于世。

  可惜,这段感情还是夭折了。从云罗跟影曼哭诉“我祇愿我们俩能够在一块过一辈子,他……祇是终怕母亲同哥哥不……” ,说起母亲安排的种种相亲时反问“你瞧见我的泪光吗” ,可见这段恋情夭折的表面原因是家庭压迫。民国时期自由婚恋的观念开始传入,对包办婚姻带来冲激,但包办婚姻仍是中国传统礼教的其中一环,其中牵涉到的不仅是婚姻观,还有强调子女事父母当“不违其亲” 、“无怠逆于所命” 的孝顺等观念。要反抗整个礼教传统,令一个环从一整串礼教锁链中脱勾并不简单,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在强调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云罗一家失去拥有权力的父亲已是于宗族间居弱势,而她又因母亲“为哥哥同我受的苦恼真不少” 而怜惜和同情母亲的处境,故她不愿因自己反抗而让母亲受到宗族与社会的压力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也表现了云罗这角色人性化的一面。在普遍接受和认同包办婚姻的社会中,云罗的委曲求全不仅避免了自己因反抗而承受惩罚,更免去了亲人和家族在社会上有可能受到的耻笑与屈辱。

  既然云罗明白同性恋在社会中的不可行,那她当初为何让自己爱上影曼呢?这可能是云罗试图于他人身上寻求温暖与慰藉。云罗离开家人只身赴远地求学,能给予精神支持的亲情一下子消失,心中感到彷徨与空虚是绝不奇怪的。影曼的亲密举动能驱除云罗“往常半夜醒来所感到的空虚” ,也所以云罗不排斥甚至回应与鼓励这种举动,并错把这种寻求温暖与安慰的动作看成是对影曼的爱恋。云罗是“恋”着影曼的,但那“恋”是依恋。这种一时的迷失与依恋,或者是“情境性的同性恋” ,在离开女校和受到现实社会的压力后自然消逝。

  从另一角度看,云罗在旧社会中成长,不会不知道包办婚姻是怎么回事,这也与她所受的新式的西方思想产生矛盾。她与影曼相恋是依循西方自由恋爱的观念,她不写信拒绝哥哥的说亲是沉默地接受传统思想。于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夹缝中挣扎,对接受着西方思想的云罗而言,想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是理所当然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瑞格瑞认为女同性恋是结束父权文化秩序的象征手段,她认为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被当作男人之间交换的商品,无论在语言领域或社会生活上,女性只能是物和客体,而女同性恋对父权文化有着颠覆的作用 。哥哥被科长看重而替其说亲,明示暗示云罗答应这段婚姻,这事件中云罗就是“被当作男人之间交换的商品”,是一件哥哥用以报答科长看重的谢礼。要颠覆父权制度,女同性恋正好是颠覆“父权制文化给她们的异性恋角色” 的理想工具。正如简锳锳说“华人女性从家庭(如重男轻女、相亲制度)、学校(如性别隔离)、社会(如贞操观)所加诸的多方限制与压迫,使得在校园里发展出的同性情谊成了她们精神(甚至肉体)上的另类支持与表达” ,云罗放任自己对影曼产生感情,除了可能出于依恋或真爱外,更可能是因对父权文化的憎恨与厌恶而使用的反抗手段。若是如此,那对云罗来说,这种“反抗传统的同性恋” 与爱情无关,影曼只是反抗包办婚姻的工具,其中不牵涉爱情,纵然不是影曼也能是别人,也所以云罗于返家后极少写信予影曼。云罗在归家后的通信并没有受到家人的阻挠,要是她们如表面般热恋着,她必会常常与影曼通信,但她只给影曼回过一次信,而信的内容以哀叹自己的命运居多,几乎没有表达对影曼的思念。从她对影曼的冷淡与缺乏思念,除可证明她俩的恋情是“情境性的同性恋” 外,或可以证明她“爱”影曼只是个手段,事实上她对影曼并没有爱情。当云罗知道反抗无望后,“爱情”迅速消逝,她在出嫁时甚至是笑的,显然对包办婚姻适应良好,衬出她对影曼所谓的“爱”是多么虚假。

  若云罗对影曼并无爱情,那影曼对云罗又是否有爱情呢?从影曼对云罗的身体产生欲望如“望着她敝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那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或肉香的甜滋滋醉人的香味” ,对云罗做出亲密的行为如“把脸伏在云罗胸口,嗅个不迭” 、“她的唇正碰在云罗额上,不觉连连吻她” ,期盼跟云罗通信和极度思念云罗,可见影曼符合彭怀真提出的三个同性恋定义的“真的同性恋者具有一种不可仰制的心理状态,想要与同性有亲密的行为,包括亲吻、爱抚及至性交” 和“他渴望同性的书信、谈话,甚至为之神魂颠倒” 。定义里的“同性”因文本所限,单指云罗而言,而影曼对异性的态度在文中并无提及,只好存疑。于我们仅有的片段来看,影曼对云罗的感情或许是真正的爱情。造成她恋情夭折的原因,除了是云罗家人所象征的传统父权势力的压逼外,云罗对影曼的利用也是原因之一。若云罗非以影曼作为反抗父权的工具,配合影曼的亲密行为,或许影曼根本不会对云罗投放感情。影曼失恋的原因,是因为她一直以为这段恋情是双向的,却不知道事实是她单恋云罗。不是双向的感情的唯一结果只有夭折。

  二十世纪初的今天,同性恋仍不被广泛认同与接受。接近三成香港市民认为同性恋者因性倾向而受到歧视的情况严重,超过四成认为歧视情况一般,而受访者更认为同性恋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歧视是在众多歧视中最严重 。云罗和影曼同处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女校,却并没有在学校受到同学与师长的反对与歧视,这个极有可能出现的使同性恋情夭亡的原因竟然在文章中缺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简锳锳对此的解释为“由于历来对性别隔离的风俗普遍执行与压力,华人女性间的联络网络(自然?)也相对地较为密切;女生学校十分普遍,女学生间牵手搭臂之亲密举动亦不被社会排斥,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次文化’现象” 。若以此论套在〈说有这么一回事〉中,则是因为女学生间常有亲密举动,故云罗与影曼的举动虽然过于亲昵,但却仍被视为正常的女性情谊。众人甚至为她俩的相处提供帮助,或出言“罗米欧,别不知抬举吧!朱丽叶留你住下,你还要推?”, 或以行动“咱们关门睡吧” 方便两人逃过查舍的周太太的耳目,可见众人并不反对她俩的举动,甚至是赞同并支持的。以上的推论是在众人视云罗与影曼的关系为同性情谊而不是同性恋,若众人已知她们为同性恋,又为何要帮助她们呢?“女儿国”观念与对父权的集体反抗可能是原因之一。

  女校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整个父权社会中可说是另一个国度。父权社会指派的监察者在“女儿国”只有老师等少数人,而老师中也有感情极好甚至“住在一块儿五六年” ,相对于“女儿国”外无处不在的监视与压力,“女儿国”中的监察形同虚设。一直受父权规条压迫之下的女学生,心中或多或少会对父权社会有所不满,来到“女儿国”犹如脱离父权统治,自然会顺心而为,甚至故意做出父权社会所不容的事,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并视之为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既有这个心态,同学会给予云罗与影曼协助自然不难理解。她们都是父权统治下的受害者,有着同舟之谊。或许不是每个人也有胆量直接反抗父权规条,但提供帮助予勇敢反抗的人却不难办到,也不算是判离父权规条太远,故同学对云罗两人反抗父权乐观其成,并乐意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同学提供帮助也许是对云罗两人的同情与怜悯。渺小的“女儿国”让云罗两人产生感情,但她俩总有回家的一天,总有离开“女儿国”的一天,到时这段感情就会因父权社会的压力而夭亡。这段感情既然注定夭亡,那现在提供的帮助也不算得是什么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大影响。而且人皆有同情心,看到一段注定夭亡的恋情不可能不动恻隐之心,故给予帮助只是一种同情。心理学曾分析给予帮助的动机,其中一个原因是消解看见令人难过之事而产生的不安。若此说属实,那同学给予云罗两人的帮助可能只为消解自身的不安,消解那注定出现的悲剧结局会带来的悲伤。

  凌叔华以第三人称写作〈说有这么一回事〉,笔调极抽离,不像同期庐隐的的第一人称女同性恋小说〈丽石的日记〉般慷慨悲愤如“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但自杀我又没有勇气,抑郁而死吧!抑郁而死吧!” ,也不似同期的冯沅君〈隔绝〉般激进,动辄想自杀殉情。凌叔华不像同期的女性作家,她把角色很多的内心自白隐去,给予读者一个更客观更冷静的角度去看整件事,使读者对这段同性爱情的夭亡能有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从而有更多样的想法和更深刻的反思,不再只能听信主人公片面之词。

  《浮出历史地表》言凌叔华的文章“更贴近历史──现实结构中的女性生存位置,更像是社会造就的女性而不是作家造就的女性” ,从〈说有这么一回事〉看,本文除了包含反抗包办婚姻的思想外,更包含了当时女性不能自决的悲哀与无奈、自由恋爱与家族声誉的冲突、社会性别框架的限制、爱情与亲情间的挣扎等。同期的作家多以反抗包办婚姻与父权社会为主轴,如〈说有这么一回事〉的前身〈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 ,重点不是爱情本身,而是同性恋这个形式与包办婚姻的压迫。此外,杨振声对云罗与影曼的爱情建立与情感互动描写不多,文笔冗赘和过份直白,对女性迂回反覆的心理与婉转内敛的说话口吻认识不足,使云罗与影曼的口吻轻佻,影曼的举动更像刚烈的男子。加上杨振声对两人的心理描写欠缺细腻,使两人的感情进展太仓促,令〈她〉文不能如实反映女同性恋者的心态,不能如实反映女性的心态,甚至不能如实反映人的心态 ,对反映当时社会的面貌帮助不大。究其原因,则〈她〉文是为鞭挞包办婚姻而作,把包办婚姻塑造成令爱情夭亡的唯一凶手,好让读者了解包办婚姻的无理与残忍。相较而言,凌叔华更正视爱情本身,也更了解女性的思想与言行。虽说她把影曼塑造成偏向男性形象,可能是把同性恋“异性恋化” ,但不能否认同性恋中扮演另一性者确有机会有比较明显的仪表障碍 ,故不能单以一篇作品,一口咬定凌叔华未能掌握女同性恋的真实面貌,并把女同性恋“异性恋化”。凌叔华与杨振声以至于其他同期作者不同之处,是她没有把爱情和其他现实条件割裂,也没有把爱情夭亡的原因单一化,更没有把爱情视为宣扬理念的工具,而是真实与平衡地呈现各种使爱情夭折与消逝的元素,兼且恰如其份地表现出当时女性的言行和思想,使文章更写实。

  总括而言,〈说有这么一回事〉不但显出凌叔华对爱情的深刻了解,也忠实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与女性思想,如实地道出了当时女性在恋爱与社会间的无奈与挣扎。

 
参考书目:
一) 彭怀真:《同性恋 自杀 精神病》,(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出版部,1983年)
二) 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凌叔华小说集》,(台北,洪范书店,1984年11月)
三) 张福清编注:《女诫》,(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四)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五) 简锳锳:〈何处是(女)儿家?〉,《何处是女儿家:女性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
六) 庐隐:〈丽石的日记〉,《丽石的日记》,(北京,北京燕山,1998年)
七)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台北,时报文化,1993年9月)
八) 杨振声:〈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晨报副刊》,(第一四二二号,1926年1月11日)

其他资料:

一)〈新女性〉,《百年中国》,(北京,中国中央电视台纪绿片),http://www.takungpao.com.hk/100years/five.asp?id=51&title=%A4T%A1B%B7s%A4k%A9%CA+
二)弘达顾问有限公司:《市民对同性恋者看法的意见调查》,(香港,香港民政事务局,2005年10月),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public_consultation/public_homosexuals_chi.pdf
三)郑如玲:〈是女同问题?还是女权问题--谈〈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主题所在〉,(http://sex.ncu.edu.tw/course/liou/4_Papers/Paper_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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