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散记
据说04新版的上下两册基本上可以用来当枕头，在床上看的话相当于练习举重。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电子版，断断续续地看完。
看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散乱的感想。
● 现实往往更加YY
对美国现当代史的最初印象来自阿甘正传，一直以为里面的描写很夸张（比如黑豹党、林肯纪念堂前的反战集会上此起彼伏的F-word），毕竟时间久远，当年这些风起云涌的运动和潮流，到了现在也只剩下几句不痛不痒的"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具体的细节并不了解。
正经地看完这段历史才知道，当年的现实原来一点也不比电影夸张，激烈的民权运动、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反战、嬉皮士运动、学校枪击、监狱暴动，还有那些惨烈的枪杀……
“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至制订了什么叫做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十二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抢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
“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 宏观大势和随机路径，以及阴谋论
在猪湾事件、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层级组织的固有顽疾——失真、延迟。专家、决策者、特工们都会犯一些可笑的错误，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喜剧。
历史大势是确定的，但其路径充满偶然，在现代社会这样复杂和庞大的系统中，个人或组织的判断力和执行力都会受到相当大的扰动，那种控制一切的阴谋论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当我看了两章《货币战争》，就基本上把它跟《达芬奇密码》划归到同一类别去了。
“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 从理论到实践
美国是幸运的，《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大萧条发生后，凯恩斯又及时出现，并试图把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灌输给罗斯福政府，为罗斯福新政提供理论支持。
● 历史总是在重复它自己
①大萧条的时候，美国高材生在百货公司开电梯，比较起来，北大学生卖猪肉实在也不算啥。
②二战后普通美国人跑欧洲旅游，欧洲人也会一边拿着马歇尔计划的救济，一边嫌弃美国观光客没素质。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 新兴媒体的力量
1952年，电视媒体第一次展现其巨大影响力，尼克松借此化解了他的六次危机之一：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 关于流行
大多数流行就像热带风暴，它来去匆匆、席卷你的钱包、还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回过头看看才发现其实挺傻。
没想到呼拉圈原来是50年代就在美国流行过的东西，三四十年后它的爆炸性流行几乎在中国又复制了一次——包括同样迅速的销声匿迹。
“……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 敌人和朋友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总统座机在北京降落，5个小时之后，他和“头号国际匪徒”的手隔着茶几握在了一起，几天之后，“上海公报”产生。现在，“嗜血成性的强盗阴谋集团”表示要和中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只争朝夕”。这时候，苏联人通过电台用普通话对中国人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 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将会在时间中发酵，变成黑色幽默
比如本书商务印书馆79年版的出版说明：“……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国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国的盛世荣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而感到仿惶。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
● 写作风格
①注重细节
甚至到了让人觉得冗繁的地步。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②宏微观叙事的平滑切换
大处着眼，小处着力。尽管书中内容组织始终是以美国总统为主线的，但他却力图从多角度表现了整个美国社会那段时期的社会生活，阅读时感觉就是在重新翻阅这四十年来的报纸。在细节描写与宏大叙事的切换过程中，仿佛可以看到涓涓细流如何演变成风起云涌，那种浩浩荡荡的历史感不断撞击你的胸膛。
这本书并不能让人感觉到有多么深刻，但是其写作手法的确可以说开新闻写作风气之先，几十年之后，你仍然能轻松找到它的痕迹，比如《激荡三十年》，比如各种架空yy小说，《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据说也深受其影响。当然，这也无可非议，这些手法的确非常合理，可以说是一种“范式”，毕竟人们在读史时追求的某部分趣味，不就是下面这则评论中所说的“操纵历史的快感”和“记者的牛逼感”么：
“后来，光荣与梦想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与之出现频率相当的另一个词组是“美丽与哀愁”。在我拿到新版的《光荣与梦想》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在这本书的结尾之处，我终于发现它在十几年前为什么打动我，作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它打动我的是文学青年叙述历史的卤莽，它的英文原名是“叙述史”而非我们曾翻译过的“实录”。1932年，作者的历史篇章开始之时，他才10岁，但这不耽误人家通过材料与档案追述，文学青年在纪实性的写作中可以获得一种操纵历史的快感，或者说“记者的牛逼感”，这种感觉催生了我们这里许多虚妄的报告文学。重新阅读，《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调侃一下，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韩战的分析轻描淡写，对二战的记录毫无价值，对60年代文化的讨论也显肤浅，只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情怀试图笼罩住1932到1972年的那40年光阴。”
③平行视角
让叙事呈现出“平行蒙太奇”的效果，具有一种电影的美感。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 总结
如果非要有一个总结的话，那应该是：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堕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看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散乱的感想。
● 现实往往更加YY
对美国现当代史的最初印象来自阿甘正传，一直以为里面的描写很夸张（比如黑豹党、林肯纪念堂前的反战集会上此起彼伏的F-word），毕竟时间久远，当年这些风起云涌的运动和潮流，到了现在也只剩下几句不痛不痒的"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具体的细节并不了解。
正经地看完这段历史才知道，当年的现实原来一点也不比电影夸张，激烈的民权运动、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反战、嬉皮士运动、学校枪击、监狱暴动，还有那些惨烈的枪杀……
“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至制订了什么叫做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十二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抢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
“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 宏观大势和随机路径，以及阴谋论
在猪湾事件、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层级组织的固有顽疾——失真、延迟。专家、决策者、特工们都会犯一些可笑的错误，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喜剧。
历史大势是确定的，但其路径充满偶然，在现代社会这样复杂和庞大的系统中，个人或组织的判断力和执行力都会受到相当大的扰动，那种控制一切的阴谋论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当我看了两章《货币战争》，就基本上把它跟《达芬奇密码》划归到同一类别去了。
“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 从理论到实践
美国是幸运的，《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大萧条发生后，凯恩斯又及时出现，并试图把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灌输给罗斯福政府，为罗斯福新政提供理论支持。
● 历史总是在重复它自己
①大萧条的时候，美国高材生在百货公司开电梯，比较起来，北大学生卖猪肉实在也不算啥。
②二战后普通美国人跑欧洲旅游，欧洲人也会一边拿着马歇尔计划的救济，一边嫌弃美国观光客没素质。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 新兴媒体的力量
1952年，电视媒体第一次展现其巨大影响力，尼克松借此化解了他的六次危机之一：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 关于流行
大多数流行就像热带风暴，它来去匆匆、席卷你的钱包、还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回过头看看才发现其实挺傻。
没想到呼拉圈原来是50年代就在美国流行过的东西，三四十年后它的爆炸性流行几乎在中国又复制了一次——包括同样迅速的销声匿迹。
“……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 敌人和朋友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总统座机在北京降落，5个小时之后，他和“头号国际匪徒”的手隔着茶几握在了一起，几天之后，“上海公报”产生。现在，“嗜血成性的强盗阴谋集团”表示要和中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只争朝夕”。这时候，苏联人通过电台用普通话对中国人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 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将会在时间中发酵，变成黑色幽默
比如本书商务印书馆79年版的出版说明：“……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国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国的盛世荣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而感到仿惶。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
● 写作风格
①注重细节
甚至到了让人觉得冗繁的地步。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②宏微观叙事的平滑切换
大处着眼，小处着力。尽管书中内容组织始终是以美国总统为主线的，但他却力图从多角度表现了整个美国社会那段时期的社会生活，阅读时感觉就是在重新翻阅这四十年来的报纸。在细节描写与宏大叙事的切换过程中，仿佛可以看到涓涓细流如何演变成风起云涌，那种浩浩荡荡的历史感不断撞击你的胸膛。
这本书并不能让人感觉到有多么深刻，但是其写作手法的确可以说开新闻写作风气之先，几十年之后，你仍然能轻松找到它的痕迹，比如《激荡三十年》，比如各种架空yy小说，《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据说也深受其影响。当然，这也无可非议，这些手法的确非常合理，可以说是一种“范式”，毕竟人们在读史时追求的某部分趣味，不就是下面这则评论中所说的“操纵历史的快感”和“记者的牛逼感”么：
“后来，光荣与梦想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与之出现频率相当的另一个词组是“美丽与哀愁”。在我拿到新版的《光荣与梦想》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在这本书的结尾之处，我终于发现它在十几年前为什么打动我，作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它打动我的是文学青年叙述历史的卤莽，它的英文原名是“叙述史”而非我们曾翻译过的“实录”。1932年，作者的历史篇章开始之时，他才10岁，但这不耽误人家通过材料与档案追述，文学青年在纪实性的写作中可以获得一种操纵历史的快感，或者说“记者的牛逼感”，这种感觉催生了我们这里许多虚妄的报告文学。重新阅读，《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调侃一下，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韩战的分析轻描淡写，对二战的记录毫无价值，对60年代文化的讨论也显肤浅，只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情怀试图笼罩住1932到1972年的那40年光阴。”
③平行视角
让叙事呈现出“平行蒙太奇”的效果，具有一种电影的美感。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 总结
如果非要有一个总结的话，那应该是：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堕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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