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

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 张业松 一 一般认为，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如果对此不存异议 ，2007年就正好是“伤痕文学”诞生三十周年。三十年过去，“伤痕文学”的“风水”轮转到了哪里？作为曾经揭橥了改革开放的先声，开启了“文革后文学”大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伤痕文学”在今天还有值得关注的价值吗？当此之际，带着这样的疑问追本溯源，对“伤痕文学”的缘起及内涵做一番考校，或许不无意义。 通过简单的梳理，本文认为，过去对“伤痕文学”的讨论过于局限于风格流派的层次，而忽略了它作为受压多年的社会能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个突破口，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文学先声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事实上，基于过去年代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伤痕”、且作用于“伤痕”的文学表达，并不只是存在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新时期文学”中。鉴于其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作用于时代文学的深入性、以及所包含和释放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丰富性，这一类的文学应该被概括看待，作为具备文学思潮性质的文学现象、或干脆被放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来讨论。在此基础上，整个这一时段的文学史，亦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伤痕文学阶段。 二 首先明确，将《班主任》视为“伤痕文学”的起点只能算是事后追认，因为作为文学史术语的“伤痕文学”的出现要晚得多。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写道： “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有人把“伤痕文学”又称为“暴露文学”、“伤感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蕴含着明显的贬斥、不满之意……也有人给“伤痕文学”以极高的评价。尽管“伤痕文学”的概念是否科学还值得研究，但关于如何评价“伤痕文学”的论争，却激烈展开，波及甚广，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 《伤痕》是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卢新华的课堂习作，在班级墙报贴出后，引起校园轰动，随后被上海《文汇报》发掘、发表。鲜为人知的是，在被《文汇报》发掘之前，这篇作品曾遭《人民文学》退稿。当时的《人民文学》，应该正处于发表《班主任》带来的兴奋中。这一历史细节是否正好说明了《班主任》和《伤痕》内在质地上的某些差异，可以讨论，但至少，这一细节的原始出典值得记取。当年责编《伤痕》的《文汇报》高级记者钟锡知说： ……我和卢新华在文艺部办公室见了面。一开始卢新华就告诉我，两个月前他向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投寄了这篇小说，但前几天他收到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他说他并不遗憾，相信小说会有问世的一天。我跟他说，你的想法会得到支持，文汇报会冲破阻力发表你的小说。 他还说：“小说《伤痕》的发表，也给文坛带来了整整一代‘伤痕小说’和‘反思文学’的兴起，其意义远远超出我们的初衷。” 他是对的。 但究竟是谁最先使用了“伤痕文学”这一术语，笔者见及的其他材料也大多语焉不详。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谈到“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时，为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加注说： 对这些小说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艺》(黄安思，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和《“歌德”与“缺德”》(李剑，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文艺，应该“歌德”。因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并说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 引文提及的两篇文章中也没有出现“伤痕”或“伤痕文学”的字样。那么“伤痕文学”最初的命名权是否不可考呢？应该不会。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述及“1978年春天至年底在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时说：“9月2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于“伤痕文学”一词的原始出处的记载。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辑录的《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1985）》 也保存了大量线索。该书文献题录显示，在1970-1980年代之交国内发生的关于“歌德”与“缺德”、关于“向前看呵！文艺”、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论争中，最早公开使用“伤痕文学”概念的很可能是陈恭敏，他在1978年12月号《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发表了《“伤痕”文学小议》。去掉“伤痕”二字上的引号，大大方方将“伤痕文学”作为一个固定术语来使用，到1979年初就变得很普遍，其中鲍昌的《漫话“伤痕文学”》（《新港》1979年第1期）和张春予的《关于“伤痕文学”的对话》（《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最引人注目。此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吕铭康的《“伤痕文学”与文学伤痕》（《海鸥》1979年第8期）、王振铎的《的确出现了一个新流派——从“歌德”与“缺德”谈到“伤痕文学”》（《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5期）、刘启林的《替“伤痕文学”辩诬》（《长春》1979年第11期）等。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的说法在国外也开始流传。叶穉英提供的材料说： 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上谈到：“（中国大陆）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文学作品方面以短篇小说最为活跃，最引起大众的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就是‘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锋头，这类小说的作者，回忆他们在‘文革’时所受的迫害，不单是心灵和肉体的迫害，还造成很大的后遗症。我把这一批现在还继续不断受人注意讨论的文学，称为‘伤痕文学’。”这是“伤痕文学”一词首先出现了学术界。 这一说法经人引用后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 ，也比较容易引起误解。许芥昱先生的意思应该是说他赋予了“伤痕文学”以英文译名，而不是说他创造了这个文学术语。“首先出现了（于）学术界”的结论也有些轻率。尽管叶穉英的脚注表明许先生发表此番言论的时间的确较早 ，但估计再早也该在这批作品“受人注意讨论”、即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之后吧。倒是当年拍板发表《伤痕》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先生的回忆显示，国外的新闻媒体有可能先于学界人士使用“伤痕文学”一词：“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只是这些外电究竟有何说法、发表于何年何月，尚需进一步查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伤痕文学”概念确立和普及的过程中，出现得更早、应用得更广的其实是另一个术语“暴露文学”。1978年第2期《文艺报》刊载以洪的《是“暴露文学”吗？》一文，再度引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敏感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1978年9月，陈荒煤在《文汇报》上撰文支持《伤痕》，提及“有人批评这类小说是‘暴露文学’” 。到1979年春，在黄安思、李剑的文章发表之前，伴随着“伤痕文学”概念的确立，有关“暴露文学”的讨论已经进行得很热烈，随后也讨论得很深入，大量文章是发表在大专院校学报和专业理论刊物上。到1980年10月，《外国文学动态》报道《苏<文学报>载文评我国“暴露文学”》，同样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一波新变所引发的国际关注。 问题还在于，即便解决了概念的缘起，也并不意味着在概念内涵的理解、外延的界定上会变得容易一些。事实上就在“伤痕文学”概念开始流传的同时，已经有人对之加以“技术杯葛”，而且文章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作“伤痕文学”。如果说这个概括虽不很准确，但还多少有点道理，那么，这个称号对近来出现的一些短篇佳作，如《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锁》、《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就完全不合适。因为这些作品已经不把描写、揭示“伤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们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让人通过作品去探索、思考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及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且从中寻找对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作为术语的“反思文学”另有出处 ，但这一以“更高的目标”为号召的批评，无疑应是对在文学史描述中紧随“伤痕文学”而来的“反思文学”的最初定义和召唤。还不止此。“时代”的脚步是匆促的，对文学的要求也是峻急的，在“更好”和“更有利”的不断鞭策下，更新的术语迫不及待地要求登场：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潮流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时代潮流的发展，对它积极的时代意义应该有充分的估计。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全国人民为祖国的四化开始新长征的时候，要求我们的文学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反映四化斗争这个新的生活领域，提出和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的问题，积极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乔厂长上任记》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提出并回答了实现四化斗争中的一个尖锐问题。 不用说，这就是所谓“改革文学”的滥觞。这篇文章也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有所了解者，不会昧于理解《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所要传递的言外之意——通过言论引导动向，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通过文学评论引导文学动向。如果说“伤痕文学”概念的出现还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的话，“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则明显偏重于“引导性”。从1977年11月到1979年9月，也就是从《班主任》的发表到《乔厂长上任记》的受肯定，时间仅仅不到两年，“新时期文学”的脚步就已经匆匆跨过了从“伤痕”到“反思”再到“改革”的复杂“阶段”。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本身足够复杂，非以不断翻新的术语命名不足以区分其内在的差别吗？或者仅仅是劫后余生的国家政治的外在要求容不得文学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低徊？又或者是长期遭受宰制的文学批评一时之间无法摆脱“紧跟”的奴化之态，而在又将得宠的想象下表现得过于亢奋？我想每个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但无论原因如何，结果都只有一个：术语留下的问题比它解决的多。洪子诚先生认为：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伤痕文学范围的作品。因为“这部长篇完稿于80年代初，写‘知青’在内蒙古农村和牧区‘插队’的悲剧生活。由于描述的直率，几家出版社先后拒绝接受。1986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北京）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这就意味着，起点问题之外，谈论“伤痕文学”面临的麻烦还在于，它的终点也没能随后续术语的出场而到来。 三 过去十多年来，涉及“伤痕文学”的议题，学界一直在尝试给出新的阐释，现有的成绩可以说也已从多个层面拓展对“伤痕文学”的理解。视见所及，我觉得至少有如下几个层面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着眼于作品的“技术”层面，对“伤痕”作品本身在观念或艺术上的“伤痕”加以检讨，这又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显性方面，指出其在观念层面仍未脱出对特定政治的迎合，或在艺术处理上“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 ；隐性方面，通过对其文学史来源的梳理，指出其“历史局限性”，诸如“‘十七年文学’仍然是它的重要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二者在文学观念、审美选择、主题和题材诉求等问题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问题意识’成为伤痕文学‘干预’与‘服务’于现实的主要基点，成为其引起轰动效应的一个原因，然而，当上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作家的创作便会出现意料之中的障碍和困难” 等。这些探讨，显然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伤痕文学”的基本状况。 其二，通过文本分析，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透视“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从而把握特定时代的文明发展态势。这一层面，贺桂梅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她通过应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重读《班主任》，解读出其中“个人话语以理直气壮的正确者、先进者的姿态否定、指斥集体话语，其本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集体机器运作的必要，是一种权力的胜利，只不过由知识分子充当了发言人而已”，而“现代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在虚构一种二元对立，并将其神圣化，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激情” 。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立足于更高的层次反省自身，以更平和的心态度看待社会和文化变迁。 其三，“伤痕文学”的直接缘起和作用对象无疑是社会政治层面，但它既然出之以文艺的形式，就必然携带并受制于文艺自身的要求，由此使得它伸展出艺术的丰富性和完美性要求，具备多样和多彩的形态。这一层面（“艺术”层面）也许“伤痕文学”从总体上说做得还不够好，但“伤痕兴起带来的一个比伤痕本身更大的内容，就是吟咏伤痕的合法性”，从对这种合法性的追求和实践中，“可以有、而且也确实有比政治更多、更广、更深的内容”，也可以、而且确实得到了“新时期的文学新生命的开始” ，甚至比这更多、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在此我想举出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作例子。这个作品当初通过封闭环境中的山村少女对城市和“文明世界”的纯真向往，感动了许多人，孙犁先生曾由衷赞叹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干里的、始终—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毫无疑问，这些当初的感动和赞叹都是十分正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正常而高尚的阅读反应，但问题是，除此之外，这个作品是否就不能带给读者新的思考和启发了呢？一个走出山村的香雪，在她所憧憬的“外面的世界”会有怎样的遭遇，作品发表以来的30年间的社会历程已经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答案，这些答案中的每一种与她当初的纯真向往相比会是怎样的情形，相信都足以启人深思。而这些不断被引出的思考的端绪，正是文学“吟咏”的魅力所在。 以上基本是在原有的概念范畴内讨论“伤痕文学”。如果尝试扩大外延，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包括进来，会是什么情况呢？我想举出汪曾祺的例子。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无时间性”，好像卓然超拔于任何特定的时代之外，自成一体，所以尽管也发表于1980年代初，却似乎从未被“联系时代”加以讨论。如果说他曾与“伤痕文学”有过什么瓜葛的话，多半也只是被拿来作为“伤痕文学”的反例。比如一位作者写道：“他的《受戒》，如东风第一枝，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对中国文学而言具有鲜明的拐点意义。” 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中也说：“在自称或被称的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很多的‘潮流之外’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也是该书第21章第4节《群体、流派之外》提及、讲述的唯一作家。但照我看来，汪曾祺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特性固然突出，但在作品的实质内涵和诉求上，却也不能说外在于“时代文学”。《受戒》的轻灵通透并非来自于“时间之外”，而恰恰就是“时间之内”的产物。它是基于时代的匮乏而做出的给予，来自于匮乏、作用于匮乏，是与匮乏相反相成的存在，也正是时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固然没有“展览伤痕”，但谁也不能说，在文本表层的宁静恬美、丰富自在之下，没有一颗因为现实的单调贫乏和恶行恶状而深感受伤的心。作品结尾写着：“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梦”是现实的镜子，如果现实太沉重，它照出的就是轻盈的翅膀和飞翔的响望。作品围绕一个小和尚的初恋，铺展一种“时间之外”的生活，从主人公身份、故事情节、人物言行到故事背景、风土人情乃至遣词造句等，果然无不令人有恍若梦寐之感，尤其是相对于刚刚从“革命时间”中走出来的阅读环境而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梦呢？从标注的写作日期往前推，四十三年前的8月12日，正是“七七事变”后一个月、“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的前夜。这个时间点未免太富于典型和象征意义，以及过于意味深长、涵义丰富了。它不可能是可有可无、例行公事式的顺手交待，而必须被视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艺作品的这个部分有个专用名称叫做落款，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落款是一门学问。汪曾祺深通书画，显然也把落款的学问带进小说中来了。《受戒》的落款中隐藏着解读作品的关键信息，提示着作品的创作情境及意图等，如果充分解读了它，其实也就无需乎作者在作品之外自我阐发了。 关于《受戒》，汪曾祺曾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又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还说：“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曾和个别同志谈过。‘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并说：“这两年重提美育，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作家的这些意图和关怀，其实也都包含在作品落款里了。对这个作品的叙事人来说，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很人性，很丰富，很快乐……总之，梦一样的生活，停留在了四十三年前的“八一三”的前夜，也就是江浙地区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的前夜。这个时间点之后，紧接着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十七年，文革，四十三年倏忽过去，直到改革开放，其间再也没有做梦的机会和心境。生活的贫乏和恶质是如此刺心和触目，以至当他试图对之有所概括时，眼前只有“一个打砸抢分子”赫然在目。“打砸抢分子”对美与人性的破环和掠夺，难道不正是四十三年来作家心头的痛？为了安抚和疗救这样的伤痛发愤而作，这样的文学不是“伤痕文学”又是什么？ 除了汪曾祺，1980年代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基于社会和文化的“伤痕”而产生的文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有的对“伤痕”的处理可能比较直接而具体，有的是间接反映，有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触及到，还有的可能需要“隔代的眼光”才能觉察。各种情形，都需要而且值得具体研究。在此不妨简单涉及孙甘露的例子。孙甘露是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标杆人物，其作品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也仍可视为“时尚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先锋”。他的那些极端的语言实验作品，如《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等，具体来谈当然可以有很多精彩解读，但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我想其不可否认的一个来源和功效，是在于对“革命时代”的语言匮乏和想象匮乏的疗救。作为匮乏时代的语言饕餮者，他以他的饕餮为语言和想象性生存的可能性做出了一种示范。这样的文学，也是“伤痕文学”的一种面向。 四 由此，本文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伤痕文学”的概念，以便把它从政治引导下过于琐碎的文学史“阶段”切割中拯救出来，不再去向不到两年的时间段内细致考究它的存在时间，而寻求充实其内涵，扩大其外延，使之适用于一个更长的文学时段。我想这一时段至少可以覆盖整个“新时期文学”阶段。一般认为，“新时期文学”从1970年代末开始，延续到1980年代末，其中重要的界限为1985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这一年的联袂出场；之后随“新写实小说”的出现，这一术语不再适用 。过去的研究因为隔得太近，往往将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细节因素看得太重，导致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描述，在1985年前后各划分了很多阶段、勾勒了很多线索，显得零乱。其实跳出来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总体上说，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文学感应着共同的时代气氛，分享了共同的“时代精神”，诸种文学现象之间，在艺术追求、风格、技巧、造诣和成就上容或有所不同，但在精神追求和实际作用上，共通性可能还是要大于差异性。我想说，“伤痕文学”可能正是一个用来标志这种共通性的恰当概念。 在这一意义上，“伤痕文学”有着很多面向，也存在不同层次。就前者而言，其所触及的“伤痕”，有政治层面的，心灵层面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缺失层面的，也有看似正常的社会组织和机体的内在空洞，信仰和观念的缺失，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等等，形形色色，都可以在1980年代的文学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就后者而言，“伤痕文学”固然可以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派”、“新写实小说”等同时代的文学概念并置，作为对特定阶段、特定风格类型的文学现象的概括，局限在风格流派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但鉴于整个时段的文学中“伤痕”因素的广泛存在、对文学表达的深刻制约、以及“伤痕”表达因“文学吟咏”而来的丰富性和启发性，“伤痕文学”更适合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讨论。一般来说，风格流派主要是指艺术追求和（或）艺术效果上的相似性，往往体现为具体的艺术特点或表现手法；文学思潮则指在特定思想倾向下产生普遍而深入的社会影响的文学动向，其作用面和包含面都要广阔得多。就此而言，如果说曾经有过一种作为风格流派的“伤痕文学”的话，那么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还有一种作为文学思潮、或具备文学思潮性质的“伤痕文学”，覆盖了整个“新时期文学”阶段，其实更值得注意。 如此，以“思潮”和“阶段”为纵横轴，就可以组成一个重新定义“伤痕文学”的坐标系。在这样的坐标系之下，可望打开一些本应包含在这个概念下的被政治要求硬性切割或遮蔽了的理解空间。我想，毕竟“文革十年”乃至更为长远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和累积的创伤，即便曾经找到突破口集中释放，也不能指望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段内充分宣泄，更无法相信可以在同一时段内充分处理。一方面是在政治要求下“钦定正版”的“伤痕文学”未必得到充分解读，一方面是在“正版”渠道受限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借壳上市”，更有可能是像《血色黄昏》那样被动或主动延迟出版。这些复杂的历史状况都在向我们要求正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予重视。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对于处理这些问题至少是一个可行的尝试。 最后应该声明，本文对“伤痕文学”的所有论述都只是尝试性的，不敢曰必；本文提出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看待“伤痕文学”，以之统领1980年代文学，也并不意味着要拿它包办一切，而只是把它作为解读这一阶段文学的一个可能角度，完全不排除可以有其他的角度和概念存在和作用。比如，这一阶段的文学中当然有对过去的反思，也有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现状的呼应，完全不否认在“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概念下，对相关信息加以处理会取得满意的结果。现在把这部分的文学也纳入“伤痕文学”的概念下，初衷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它们在“反思”和“改革”的概念下无法充分处理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我理解还是以“伤痕”成分居多。同理，“朦胧诗”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可能在于表达方式上的新变，回忆性散文鉴往思来，文化意义可能大于文学意义，但也都不排除从“伤痕文学”的角度可以读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想想巴金（《随想录》）、贾植芳（《狱里狱外》）、韦君宜（《思痛录》）、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样的老者拼尽余力，要为历史留下亲历者的证言，这样的文学叫不叫“伤痕文学”固然并不损害它们的价值，然而如果叫了，却完全可能为我们的文学理解增添新的东西。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真诚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看到有人为我们撰写一部较为理想的《中国当代伤痕文学史》。 2007年10月草写，2008年1月修订，时大雪塞路，我行遇阻 当代作家评论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