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在苦苦跋涉》读后

书鱼知小
2008-08-03 看过
《我仍在苦苦跋涉》读后


牛汉回忆里的萧乾描绘出了萧乾的另一面,也让我想起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家书里的话,大意是萧乾自私,只为自己想,一个例证就是对王树藏的行为。王树藏是萧的前妻,当年是萧抛弃了她,也就是萧乾后来所说终生负疚的“小树叶”。牛汉说,“文革”前他与萧乾同在人文社编译所,萧乾爱打小报告,复写四五份:造反派群众组织两份,人事处一份,楼适夷一份,自己留一份。“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萧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气得不行。在萧的小报告里,关于牛汉的有十四处,用牛汉的话说,尽是胡说,根据聊天材料瞎编的,给胡乔木也打小报告。编译所自发开了萧的批斗会,萧乾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
萧乾晚年在他的回忆里对文革时期自己的遭遇有详细的回忆,但却没写因自己打小报告而被同仁自发批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写也可以理解,但有一件事情萧的文章里也没有记录过,至少在我读的萧乾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及:牛汉对他有救命之恩。“萧乾的人缘很不好。”但萧遇难的时候,牛汉还是搭救了他。那是1966年夏,军宣队进驻出版社不久,带全社的人到潮白河游泳,萧乾陷在一个拐弯地方的旋涡中,眼看就下沉了。牛汉用自由泳快速从后面推他出去。事后,有人埋怨牛汉不该救他。后来,萧乾送书给牛汉,都写上“感谢你救我一命之恩”的话。牛汉编《新文学史料》时请楼适夷和萧乾当顾问,在牛汉眼里萧乾确实有学问,《新文学史料》原拟名《新文学资料》,萧说这名字不好,把“资料”改成了“史料”。一字之改,显出了萧的眼光。对于人文社的老领导楼适夷,牛汉的评价非常一般:楼适夷很少写东西,其一生的作品(创作和翻译)基本上没有可留下的东西。在批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牛汉说后来没见过楼对此做过检讨。(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楼适夷的《话雨录》(1984),内有《诗人冯雪峰》《雪峰啊雪峰》等文,通篇洋溢着五十年友情的知心之语,只是在一篇驳夏衍的长文《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中解释了自己当年在批冯的大会上何以“大哭”……)
《臧克家诗选》在冯雪峰当人文社社长时,选了薄薄一本,用当时的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后来臧克家又补充许多新诗送人文社,希望用人文社的名义出版。冯雪峰当着牛汉的面,把送来的诗选稿一下扔到地上:“他算什么诗人!这就够多了。”牛汉捡起来,第二天劝冯不要这么冲动,不该发火。冯认为臧没有真正的诗,臧只有在青岛上大学时写的几首诗好。
在牛汉眼里,冯雪峰很重感情、很倔强,有时固执冲动。在人文社编译所时,牛汉和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彼此相知很深。冯是参加过长征的人,有一段时间跟毛泽东的关系很近,冯跟牛汉聊瑞金,聊长征,说打下遵义,遵义会议后,毛很高兴,送了冯两条烟,还有茶叶。1938年上海版三卷本的《鲁迅选集》,冯特意送给毛,但毛并不认真看。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毛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统一了,应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当时刘少奇已宣扬毛泽东思想,但国统区的文化人对共产党、毛泽东却不了解。为了政治需要,国统区要有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能团结大家的人,这才根据革命的需要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冯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和牛汉谈这个话题,“他看得清楚,他有事实作根据。”
以前读《丁玲散文集》曾记下了一句话,是丁玲曾对陈明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当时曾困惑“纪念”和“怀念”的不同,一个是丈夫,一个是革命战友,但隐约觉得似乎在感情上丁玲更倾向于雪峰。这在牛汉的回忆里得到了“佐证”:在20年代末,冯和丁玲在杭州同居过半年,最终分手的原因是为了冯有妻子儿女。后来丁玲去延安,是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的冯雪峰派聂绀弩护送去的。
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聂绀弩,其人其文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散宜生诗》更是珍贵难得。一则轶事读后至今难忘:大意是他的诗集出版后,有人看到其诗集的序言出自胡乔木之手,很是羡慕,来问他何以能请动胡某动笔,结果聂公勃然大怒,说就是因为有了他的序,一本好端端的诗集给糟蹋了。在牛汉的口述里,提到聂公诗集出版时的情景:《聂绀弩诗集》由胡乔木主动作序。一天聂公夫人打电话给牛汉,让他赶紧到他们家去,聂夫人说:“不好了,大祸临头了。”牛汉匆匆赶到聂家,只见聂仰面朝天躺床上,抽烟,头都不转过来,说:“胡乔木作序,对我的诗全看了,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聂举例说,抗日战争前夕,胡是由雪峰派人护送到延安去的。“左联”时期雪峰是“文委”书记,胡乔木是干事。50年代初,胡向雪峰要了三四本以前出的杂文集,选出几篇送给了毛主席,后来,毛让政治局传阅。雪峰的“右派”是由中央作出的认定。聂认为胡看了自己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他。后来胡是否处理了聂不得而知,但有几首诗当时是被撤了下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在1992年版的《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中的不难看出。
牛汉在80年代所做的两件事今日看非常有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牛汉很自豪地说,他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是为现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当事人的回忆,而且回忆者不仅仅局限在“左翼”文学。后者刊载了许多“先锋”派的作者,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尽管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是在丁玲的“旗帜”下,用当时中国作协的某些人士所说:牛汉“进错了门”。牛汉对丁的评价很高,另外他对严文井的评价也不低:说晚年的严文井大彻大悟,如果没有严文井,“《新文学史料》很难办,办了也难办好。”严文井晚年不参加任何活动,周扬死了,牛汉去八宝山送别周(之前周的儿子到牛汉家恳请牛汉务必参加其父的告别仪式),严看到了报纸上刊载的消息,打电话给牛,质问牛汉怎么去了?严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在延安就这样。”
“我仍在苦苦跋涉”,80多岁的诗人牛汉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牛汉的诗我读得不多,也就是《白色花》中寥寥的几首,也不会再去找他的诗读。但这本由他口述别人记录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很难让我淡忘:他的担当,他的坦诚,他的磊落,他宁折不弯的脊梁。再就是,他所讲述的那些人和事……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口述,何启治等编撰,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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