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所昭示的意义——读聂作平《1644:帝国的疼痛》

绝世天涯
2008-07-22 看过
一本书所昭示的意义
 ——读聂作平《1644:帝国的疼痛》

远 人

早在世纪之初,四川作家聂作平便通过随笔集《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武侯祠:逆光中的神殿》、《苏东坡游传》等多部著作结出了自己对史学研究的第一批果实。其中《历史的耻部》获评新浪、当当网“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正是从这些著作开始,聂作平逐步深入到对史实的研究及个人站在思想、文化层次上的文本探究。
《1644:帝国的疼痛》是聂作平推出的又一部历史类的文本力作。不包括最后短短一章“结语”的话,构成全书核心的划为六章,分别是:“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李自成:驿卒的反抗”、“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史可法:中国式表演人格”、“文人生涯:以陈子龙和侯方域为例”、“在底层:甲申年民间实录”。之所以把这六章的标题全部引出,就在于在这构成全书的六章,每一章的前因后果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作者所要叙述的核心之年。这一年就是岁在甲申的164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大明帝国土崩瓦解的那一年。
对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没有人物,历史将不复存在;而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历史中的人物在他那个时代的舞台上为我们演出了一幕幕值得后人回眸的悲喜剧。因此,在每一章登台的主角中,聂作平采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崇祯帝、李自成、张献忠、袁崇焕、史可法等风云人物置身于历史的悲剧演变当中。在以这些人物为支点之时,聂作平不惜借用福克纳、昆德拉等小说大家的多视角手法,一章一主要人物(次章沦为配角),溯其源、考其变、论其失、明其道,生动翔实地还原出崇祯帝末路的悲凉,李自成造反的初衷和进京后的暴戾,史可法为求死节令名而搭上全城百姓的前途命运,以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王朝中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与东林党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些史上留名的人物在聂作平笔下,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后人的评价,更是作者面对历史所生发的多元思考及个人历史文化观的体现。其中对史可法的论述尤为突出和精到,显示了作者不拘泥于史家对人物的定评,而是透过历史的雾障,以史实为根据,分析并得出个人看法。
在这部22万言的著作中,聂作平要做的当然不是对明末人物命运的简单钩沉,作者以生动而又纵横捭阖的笔触所紧扣的,是1644这一悲剧之年的主题。这一主题是作者在全景式考察了血腥弥漫的1644年之后,得出这一年不仅是一个帝国的毁灭之年,更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在愚昧、贫穷和动荡中继续沉睡数百年的肇始之年。对中国漫长的历史来说,这一年的重要性就在于历史进入了它巨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及思想人文经历了它的勃兴与鼎盛;在此之后,布满疮痍的中国命运还将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滑入越来越深的专制泥沼,开始落后于差不多同时进入文艺复兴及借助资产阶级革命而一步步走向近代化的西方世界。
因此,在作者笔下,1644年的重要性倒还不是明帝国的灭亡,而是在这个时代(1644年只不过充当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历史将它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只给中国留下一个巨大的玩笑——崇祯的励精图治仍免不了帝国的灭亡,李自成的农民军走进北京仍躲不开灰飞烟灭,以文天祥自居的史可法在最后仍忽略了全城百姓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做秀,面对民众亡国之痛比不上剃发之愤的文化冲突,作者才以近乎沉痛的笔调写道,“甲申年的疼痛在于,数遍目力所及,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种子……没有一种势力代表了希望、正义、公平和近现代文明。这是远比乱世更可怕的事情,因为乱世之后完全可能产生一个崭新的盛世,虽然这种盛世与人类的尊严、正义无关……甲申年不仅亡国,而且亡天下,亡人心……这是一个真正令人绝望的时代……”于是我们真实地看到,在1644这一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真正的悲剧是英雄退场了,希望泯灭了,中国历史不再往前发展,所有的萌芽都被掐断。这一年不仅是天下人的命运之年,更是纯正的古典精神至此划上一个句号之年。聂作平通过这本书所要昭示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个意义也让我的阅读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阵痛。
在历史研究领域里,近几十年来,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一直远甚于重考据。聂作平的这本著作三者并存,无所谓孰轻孰重。傅斯年先生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傅先生所言的真实含义,我想就是希望写作历史著作的人应走向去伪存真和溯源补阙。为写作此书,聂作平书房堆放的参考书达到两米多高。这个“两米多高”和聂作平生动的文笔相得益彰地融为一体,使它的分量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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