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边界线--读《中国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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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人半昏暗的大厅里,坐着十几位无声的客人。大厅深处是由灰色丝绸做背景的舞台。演奏者到来,鞠躬,坐下。小鼓,中国的七孔笙,中国古老的箫。地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有25根弦的琴,他们称为古筝。两个男孩擎着两根长长的笛子。
年老的主人张开双手,作出我们平常鼓掌时要做的动作,但是双手没有接触,只留下头发丝一点空间,停在那里。这是无声音乐会开始的信号:演员举起鼓槌,嘴唇靠近笛子,没有吹,手指却在笛孔上迅速动起来。一片寂静。鼓槌在空气中上下,不接触鼓皮;古筝手低头在古筝上,手指在动,偶尔停下,全神贯注,仔细倾听无声的声。什么也听不见。好象音乐会是在远处,很远处,在阴影中,在生命的彼岸举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乐器,沉浸在无声的和谐里。每个人都遵循乐师的节奏,自己补充韵律,音乐的无声无语在腹内翻腾。一个信号发出,每个人让放松的心境去补充空白……
北京给我最真实的印象,竟是来自希腊人卡赞扎基斯,我反复琢磨着这事儿,忽然不能确信,那毕竟是我们国家的一块心腹之地,我从一个遥远的记述中认出它,是不是只是因为老卡是个外国人?还是,只是说,我觉得北京也意味着过去的北京?1935年,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就写下了那次中日旅程。相隔七十多年后,我拿到它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纪行》,封面上的地图浅得象一滩古老的茶渍,书中的城市如同最后那场无声音乐会一样遥远,我差点戴起了手套,象读一本古籍一样把它翻完,才发现书内印着2007年11月第1版的字样。那些蚂蚁一样的中国人,泥土的中国,散发着臭气开满鲜花的乡村,突然食物变成丝、趴着吃和排泄的的蚕虫张开白色翅膀腾飞的神秘种族,从粪便回归到精神的国度,是我熟悉的正在失去的中国,永远停留在1935年和更远的过去。象越境者的一次返程,我对本书的介绍要从书的最后开始。
书的第三部份收录了卡赞扎基斯精神探索的神秘性著作《苦行》,他的中国纪行也突破了某种边界,不仅是游记,也是追寻,是探索,是追悼。
边界无处不在。有一天,走出一条长长的金融街,我忽然无法前行,我意识到我踏在了某个边界上:宏伟的立交桥近头,引出了一截古城墙,黛青色的砖体,象是坠在那边,又象浮在日光下,不高却很远,隔着一条窄窄的护城河,迷惑着我(“一道斜坡,从天空流入屋舍的通道”)。脚下满地黄木槿草一样的落花,散发着细细的香,头顶上却只有参天大树无可奉告的枝和叶(“悄无声息,永恒正守在星辰的叉口”。)然后再一抬头,我碰到杂货店前中年妇女的目光,她奇怪而又冷漠地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于是,我就看见自己转动着看的傻样子。在那妇人的注视下,我从边界走开,至今都无法确认立交桥的尽头,到底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存在。那天晚上回来,我写到:一条金融街和一个古城中间的立交桥,是一个张大嘴巴的预言,入侵者的军队冲破了边界,博斯赫尔的《庭院》需要改写,永恒消失在现在面前。在我看来,城市不断的变化让我们越来越难接近任一城市的本质。城市正在失去记忆,在城市中匆匆行走的人们不断收集着,却是不再存在的记忆。
二十年前,从中国回去,他的夫人回忆,卡赞扎基斯激情地站在朋友们面前,“‘啊,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反复唠叨,‘但是太脏了’。他大笑,又开始说,仿佛说给自己听……越是谈论北京,他内心对北京的向往就越是强烈。”让卡赞扎基斯赞叹的不可战胜的中国魅力,正是那种“把黏黏的泥土变成空气中的歌”的魅力,在将一切都能变成精神的中国,他找到了能够升华的一切。二十年后,卡赞扎基斯重返中国。书的第二部份,《二十年后》,译者李成贵在序言中说,“作者用赞叹的目光观察,用欣喜的心情记录”。真是这样吗?“就象一个商人一样,总是在一次精神企业活动后盘点一下利润和损失”的卡赞扎基斯如果能说话,未必会同意。“北京被破坏了,不再是马桶和吵杂的黄色人群,电器,美国化,全城市都变质了。”只需留意一下他的行程记录,我们就不能得出这要的结论。二十年,已经足够他看到一个不复存在的过去,其中有多少是令他留下闪电般印象的惊喜之所在,而现在,现在带来的闪电又在哪些地方亮起?我们不得而知。
他或许会为他所著的《苦行》,正被一个古老民族不可更改地书写感到不可思议地兴奋,当然,还有遗憾。
边界无处不在,承认这种界限是人的第一责任。卡赞扎基斯说。但人不接受界限,界限里的我窒息,“深沉的,血腥的不安,在不安中生活,这是人的第二责任。”所有的变化都源于这种不安,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测验边界之所在的试验,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于界限中触摸无限。一切都在变,不朽的中国在变。所有的现在,都是不安于现在的变幻,过去在现在来到之前才是真。哪个更好一点,哪个更差一点?更好和更差也只是不断被冲破的界限中的一层,对那更高一层的存在的追求才是永恒。如果有遗憾,老卡也应该有这样的安慰。在不断消失的记忆中,我焦急而又遗憾时,也是这样希望的。
书的第一部份叫“1935年,中国”。是曾经的中国,我们无缘再见的北平、无缘再见的过去。谈论花、女人和月的宴会结束,大门打开,人们站立两旁,主宾从人们中间走过,人们向他深深鞠躬,头快碰到地。他的豪华轿子来到门口停在那里,老人穿过花园来到门口,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抽出剑,一剑砍下老人的头。无头的躯体站立了一会儿,一声不响地倒在路中间。轿夫深深鞠躬,拉上轿帘。主人也常常地鞠了一躬,然后关上宅门。跟随着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卡赞扎基斯坚强起神经,进入了1935年北平.二十年后,卡赞扎基斯二访中国,在回程途中,死神抓住了他,让我们永远无缘看到那本计划中的《二十年后》,如果有,那不知该是怎样的故事,他对他的夫人海伦.尼可斯.卡赞扎基透露过,这次“不再是游记,而是所见到的一切在我内心中形成的故事”。现在,我们只有在想像中完成这个无头的故事,在所有的空白处自己补充韵律。
年老的主人张开双手,作出我们平常鼓掌时要做的动作,但是双手没有接触,只留下头发丝一点空间,停在那里。这是无声音乐会开始的信号:演员举起鼓槌,嘴唇靠近笛子,没有吹,手指却在笛孔上迅速动起来。一片寂静。鼓槌在空气中上下,不接触鼓皮;古筝手低头在古筝上,手指在动,偶尔停下,全神贯注,仔细倾听无声的声。什么也听不见。好象音乐会是在远处,很远处,在阴影中,在生命的彼岸举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乐器,沉浸在无声的和谐里。每个人都遵循乐师的节奏,自己补充韵律,音乐的无声无语在腹内翻腾。一个信号发出,每个人让放松的心境去补充空白……
北京给我最真实的印象,竟是来自希腊人卡赞扎基斯,我反复琢磨着这事儿,忽然不能确信,那毕竟是我们国家的一块心腹之地,我从一个遥远的记述中认出它,是不是只是因为老卡是个外国人?还是,只是说,我觉得北京也意味着过去的北京?1935年,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就写下了那次中日旅程。相隔七十多年后,我拿到它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纪行》,封面上的地图浅得象一滩古老的茶渍,书中的城市如同最后那场无声音乐会一样遥远,我差点戴起了手套,象读一本古籍一样把它翻完,才发现书内印着2007年11月第1版的字样。那些蚂蚁一样的中国人,泥土的中国,散发着臭气开满鲜花的乡村,突然食物变成丝、趴着吃和排泄的的蚕虫张开白色翅膀腾飞的神秘种族,从粪便回归到精神的国度,是我熟悉的正在失去的中国,永远停留在1935年和更远的过去。象越境者的一次返程,我对本书的介绍要从书的最后开始。
书的第三部份收录了卡赞扎基斯精神探索的神秘性著作《苦行》,他的中国纪行也突破了某种边界,不仅是游记,也是追寻,是探索,是追悼。
边界无处不在。有一天,走出一条长长的金融街,我忽然无法前行,我意识到我踏在了某个边界上:宏伟的立交桥近头,引出了一截古城墙,黛青色的砖体,象是坠在那边,又象浮在日光下,不高却很远,隔着一条窄窄的护城河,迷惑着我(“一道斜坡,从天空流入屋舍的通道”)。脚下满地黄木槿草一样的落花,散发着细细的香,头顶上却只有参天大树无可奉告的枝和叶(“悄无声息,永恒正守在星辰的叉口”。)然后再一抬头,我碰到杂货店前中年妇女的目光,她奇怪而又冷漠地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于是,我就看见自己转动着看的傻样子。在那妇人的注视下,我从边界走开,至今都无法确认立交桥的尽头,到底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存在。那天晚上回来,我写到:一条金融街和一个古城中间的立交桥,是一个张大嘴巴的预言,入侵者的军队冲破了边界,博斯赫尔的《庭院》需要改写,永恒消失在现在面前。在我看来,城市不断的变化让我们越来越难接近任一城市的本质。城市正在失去记忆,在城市中匆匆行走的人们不断收集着,却是不再存在的记忆。
二十年前,从中国回去,他的夫人回忆,卡赞扎基斯激情地站在朋友们面前,“‘啊,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反复唠叨,‘但是太脏了’。他大笑,又开始说,仿佛说给自己听……越是谈论北京,他内心对北京的向往就越是强烈。”让卡赞扎基斯赞叹的不可战胜的中国魅力,正是那种“把黏黏的泥土变成空气中的歌”的魅力,在将一切都能变成精神的中国,他找到了能够升华的一切。二十年后,卡赞扎基斯重返中国。书的第二部份,《二十年后》,译者李成贵在序言中说,“作者用赞叹的目光观察,用欣喜的心情记录”。真是这样吗?“就象一个商人一样,总是在一次精神企业活动后盘点一下利润和损失”的卡赞扎基斯如果能说话,未必会同意。“北京被破坏了,不再是马桶和吵杂的黄色人群,电器,美国化,全城市都变质了。”只需留意一下他的行程记录,我们就不能得出这要的结论。二十年,已经足够他看到一个不复存在的过去,其中有多少是令他留下闪电般印象的惊喜之所在,而现在,现在带来的闪电又在哪些地方亮起?我们不得而知。
他或许会为他所著的《苦行》,正被一个古老民族不可更改地书写感到不可思议地兴奋,当然,还有遗憾。
边界无处不在,承认这种界限是人的第一责任。卡赞扎基斯说。但人不接受界限,界限里的我窒息,“深沉的,血腥的不安,在不安中生活,这是人的第二责任。”所有的变化都源于这种不安,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测验边界之所在的试验,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于界限中触摸无限。一切都在变,不朽的中国在变。所有的现在,都是不安于现在的变幻,过去在现在来到之前才是真。哪个更好一点,哪个更差一点?更好和更差也只是不断被冲破的界限中的一层,对那更高一层的存在的追求才是永恒。如果有遗憾,老卡也应该有这样的安慰。在不断消失的记忆中,我焦急而又遗憾时,也是这样希望的。
书的第一部份叫“1935年,中国”。是曾经的中国,我们无缘再见的北平、无缘再见的过去。谈论花、女人和月的宴会结束,大门打开,人们站立两旁,主宾从人们中间走过,人们向他深深鞠躬,头快碰到地。他的豪华轿子来到门口停在那里,老人穿过花园来到门口,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抽出剑,一剑砍下老人的头。无头的躯体站立了一会儿,一声不响地倒在路中间。轿夫深深鞠躬,拉上轿帘。主人也常常地鞠了一躬,然后关上宅门。跟随着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卡赞扎基斯坚强起神经,进入了1935年北平.二十年后,卡赞扎基斯二访中国,在回程途中,死神抓住了他,让我们永远无缘看到那本计划中的《二十年后》,如果有,那不知该是怎样的故事,他对他的夫人海伦.尼可斯.卡赞扎基透露过,这次“不再是游记,而是所见到的一切在我内心中形成的故事”。现在,我们只有在想像中完成这个无头的故事,在所有的空白处自己补充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