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注意

王安息
2022-02-20 20:59:07 看过

除了对具体研究成果的评介之外,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是域外中国研究对“中国”的想象与误读(代序《缺席的中国》P6-8;P24评论日本中国学:汉学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在最近几年是老生常谈了;但异域之眼仍能提供许多洞见,这也是不用多说的。

看得较细的是《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葛常提到此书,如《思想史课堂讲录》,葛赞成艾尔曼说朴学不是“多数士大夫”而是“一部分文化人”(P3,即江南学术共同体)的事业,但基于“学术”(P12:真实的、客观的知识)和“思想”(创造性的解释+意识形态)的较严格区分(翁心存的比喻:汉学如治田得米,宋学如炊米为饭),葛认为“在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学术史与思想史不那么合适地‘对接’,把事后的思想资源当成了思想活动”(P13),而清儒“‘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口号其实只能限制在知识范围内”,因此“十八世纪的学术史给十九世纪的思想史可能提供了超越传统的资源,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使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出现了一定的‘疏离’,但它本身在十八世纪并没有直接颠覆思想,也不曾引起传统的崩溃”。艾尔曼在回应文章(《再说考据学》,读书199702)中承认了这一点(P75:清代考据学研究的学术动机和文化后果实际上截然不同;P80:汉学本身从来不是革命性的,尽管考据学者要求变革,但仍停留于儒家基本理论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不是专门研究思想史和清代学术的,甚至对所谓经学毫无兴趣,但照一些了解,儒家的学说似乎从来都不是一门纯粹的“知识”(或者说它特别不纯粹),其中先天地蕴涵着一些“思想”的成分,这也就是“经”的意义所在。

《读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和《读吉川忠夫编<唐代の宗教>》两篇至今仍有价值。前者中陶弘景的医学与书法,后者中P106深泽一幸的论文《李商隐と佛教》此前均未细读,提醒我自己注意。

附录一《读<唐诗的魅力>》主要提出两个批评,一是预设结论与逻辑循环(P143:如对《秋兴八首》的批评,作者显然受到来自“传统”的有关它背景的种种议论的影响,而形成了先入之见,而这种先入之见引发的阅读感受,又成了语言分析的前提)。二是西方句法理论不完全适用于唐诗句法。两点批评都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原书中引戴维《衔接之力》所提到的三个理论来源,休姆、费诺罗萨、朗格均非专业的语言学家,甚至费诺罗萨对中国诗的误读是出了名的,因此我常常觉得高梅的这套方法与其说是语言学批评,不如直接说是语言批评,或者考虑到梅祖麟的专长,也可以称为语音批评。而且高、梅在此(指第一篇)确实有些夸大语言学批评,杜诗对语言,尤其是语音的重视程度的确可以说高度自觉的,但这种语音自觉未必在每一首诗中都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也即语音与情感未必完全契合(倒也不至于就走向反面)。但话又说回来,这正是本文的贡献所在。还有,该书后二篇同样值得重视,葛自己注唐诗,早年也写过《汉字的魔方》,其实也走过相似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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