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还是悲情:三十年企业史回头望

聂日明
2008-06-23 看过
【读品】/李牧之

历史的洪流滔滔而过,作为后来人,我们回顾历史,总会有千般感触,也只有后来人的事后诸葛亮,才能查觉到历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喜悦、辛酸和进退维谷。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变化起伏可谓波澜壮阔,“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吴晓波用这个做题记开始了企业的发展历程。这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热播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中国崛起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如何描述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则是历史给当下的一份问卷。

著史有云,最难下笔当代史,的确如此,身在庐山之中,撰史者难免会受到当下的利益群体或价值观念的牵制,很难对事件的意义给出公道的评价。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刚刚过去的事件袖手旁观?科尔奈在执笔《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写到,“对于一个社会研究者而言,即使再过200年,要对这种宏大事件做出评价,同样是为时尚早,或者为时已晚……”,他不想再等下去,在苏东转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剖析。同样的心情,也出现在吴晓波的身上,在2004年的夏天,面对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他萌生了梳理改革三十年以来企业史的念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另辟蹊径的自信”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在1956年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企业全部都属于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社会上的物资奇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企业赚不了钱,连年亏损,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连年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夕,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也走到了尽头。这一僵局在邓小平1979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被逐渐打破,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解禁农村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故事的开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吴晓波叙述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主轴。

从经济学上来看,计划经济的束缚了生产者的行为,计划压制了企业应对需求变化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而另一方面政府纵容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弱化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激励。上述是从政府干预错位的角度来分析,但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产权。生产者不仅对自主决策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剩余收入的处置权。阿尔钦认为产权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担风险,并且有激励去盈利,而无效的生产多半是因为产权的不清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张维迎、周其仁等人认为所有权的实质功能在于保证决策者必须对决策后果负责,即决策者必须是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问题,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进“国退民进”政策才拉开序幕,而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前此后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此紧密相连。

事后来看,如何办好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成熟经验。产权问题是三十年企业史的核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经济学理论界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权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但产权如何清晰、如何界定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而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属性、支柱产业国有垄断一直阻挡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但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无规则可依,模糊的政策设计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标记,除非他无所作为,否则只要找茬就一定会找到有罪的地方。这是国有企业从“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务价高质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营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战战兢兢、腹背受敌的原因,这其间更夹杂着仰融出走华晨、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顾雏军得手科龙等事件,曾经一时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在模糊产权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悲情离场。

如果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激荡三十年》的叙述的主轴,那么试图冲破制度束缚的企业家则是隐藏在企业史背后的暗线。激荡的时代从不缺乏闯关的英雄,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笑到了最后。年广久在改革风云年代那跌宕起伏的经历充分代表了改革初期有商业头脑的冒险者的辛酸,他冲破私营经济雇工人数的限制成为当时私营个体户的代表,但同样,在有奖销售受到政策的闷棍,血本无归,在私营经济的政策低谷的1989年底,他被送进了监狱。15年后,在常人看来值得信赖和托付的戴国芳折戟“铁本”项目,2003年在常州市政府的推动下,戴国芳将原有的钢铁厂扩建项目扩大成占地近万亩、预算上百亿的大项目,最终在宏观调控的大铡下黯然落马。令人不解的是,与此同期宝钢与外资启动了500亿以上的扩建工程,武钢、鞍钢相继都有上百亿的大项目奠基。同往常一样,这一轮宏观调控并未宣布结束,只是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在垄断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大批大型民营企业项目在此期间陷落,被外资和国有企业猎获,民营经济被彻底的排斥在重型化行业之外。更为悲壮的是,戴国芳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获刑,与宏观调控毫不沾边,而十五年前的年广久入狱原因是“犯有流氓罪”,落后制度的守护者根本无意回应时代的争议,这形成了改革时代特有的犯事于东、而获罪于西的“法罪错位”。

柳传志领导的联想、鲁冠球领导的万向和李经纬领导的健力宝、潘宁领导科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是中国企业史上另一出惊心动魄的场景。三十年来,制度对私有(也包括外资)产权的歧视或压制,一些特定的行业无法以民营注册或者注册以后难以生存,用友软件的创始人王文京在注册高新科技企业就未成功,随后以个体工商户登记。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产权模糊的企业,有国有性质也有集体性质,联想、万向、健力宝和科龙均在此列。产权“含糊不清”(模糊产权)的乡镇企业(TVEs)一度成为中国的经济明星,热若尔•罗兰等转型学专家曾把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同计划、市场的价格双轨一起当作中国转型的经验,但这种企业形式只是中国法治不健全下的“过渡性杂种”,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面临再次转型,只不过此时确实有人笑、有人哭。柳传志和鲁冠球是少数具有远见的企业家,联想和万向后来的辉煌也得益于他们早期对企业股权的清晰化,尽管当时只是纸上财富,从主管领导到企业员工都没当回事,但相对健力宝和科龙,他们就幸运万分。

科龙曾经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家电公司,其前身珠江冰箱厂由潘宁创办,但产权却属于镇政府,尽管潘宁多次明、暗示要将企业的产权清晰化,但镇政府并不表态,在随后科龙品牌的独立化操作后,潘宁被突然解职。此后的科龙一年不如一年,前一年赚6个多亿,后一年亏6个多亿,无奈之下卖给了顾雏军。周其仁总结到科龙的教训就是在潘宁时代没有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也不可能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潘宁的结局尚好,安渡晚年,而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则让人心伤不已,事件最终以李经纬脑溢血长期住院收场,2007年健力宝在几经易手后,已经沦为二流企业,易主给统一集团。

如果上面这些是企业史中的奇迹和悲情,那么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耻辱的阴影也如骨附蛆,市场的有效运行源于许多要件,如产权保护、司法仲裁、金融体系、政府效能、投资者保护等各种制度。但过去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是唯一重要的指标,政府甚至会在政策设计公然出现对公平、公正的违反。最明显的实例如早期证券市场的功能设计,证券市场最初是为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融资,申请上市的公司经营绩效经常惨不忍睹,即便如此,还要通过股权分置的形式保证大股东(国有资本)的利益和控制权,这在全世界的证券市场功能设计上都极为罕见的。最终证券市场被迫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企业经营、金融监管等各个领域催生了大量的腐败、财产侵占、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证券市场中吕梁的“中科系”、官商勾结的赖昌星的远华走私案以及最近几年爆出的“蚁力神”和“万里大造林”集资谎言。这不仅仅是伤害了各个弱势行为主体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企业家和投资者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否可以被公平、公正的保护,无法预料自己的风光是否仅是昙花一现,打压了人们长期经营、做百年企业的信心,这才是最要命的。因此必须在制度上树立公正、法治的信心,这也是吴敬琏近年来连连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

历史事件是作为知识、史实存在的,作为商业案例的专家,吴晓波尽其可能为我们呈上了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其文笔的朴实而富有震撼力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中体会中国企业史中的变幻莫测。但历史又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其背后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观念的变迁,作者从技术层面为我们分析“中国式的奇迹与失败”固然有其洞见,但并不能揭示“为什么会这样”。而对这种历史精神的把握正是这本《激荡三十年》所缺乏的,可谓激荡有余、沉淀不足。身处历史当中,当事人拥有的是迷茫和无助,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寻找答案。在今天产权清晰化、市场的法治基础等企业运行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中国企业何去何从,国有、民营和外资未来的发展路径呈现何种状态,现在还未可知,更宏观的分析,从世界企业的发展史来看,中国企业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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