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散文论

意外的旅客
2008-06-18 03:42:27 看过
孙绍振散文论
         
以文学评论闻名的孙绍振是较早“客串”散文写作的学者之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幽默散文恰恰是“反学者”式的。比之时下盛行的讲究“雅趣”的学者散文,他的文风别具一格。他不像南帆那样宁静致远地“叩访感觉”,也没有朱以撒情有独钟的“古典牵挂”。他的拿手好戏是从别人不屑一顾的、平常得甚至鸡毛蒜皮的琐事中,体悟人性的真实,洞察生命的妙谛;他似乎信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铭言,每在纷扰的俗世生活有所发现,便忍不住像他精彩纷呈的演讲一样,谈笑风生,甚至胡吹乱侃一番;在他不落俗套、诙谐生动的论说中,人们不难感受到这位资深教授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幽默风格;他的散文也因此赢得了上至教授下至中小学生的读者的喜爱。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面对陌生人》是一家出版社系列散文作品之一,在出版之前,曾由出版社把作品私下拿到一些有代表性的读者群中去打分,以帮助出版社做出判断。结果在一批作者中,他的分数最高,出版之后的反映果然也很热烈[1]。孙绍振的散文具有一般学者散文殊为难得的可读性。不但如此,他的散文同时也不乏耐读性。正如作者自云,他的灵魂是由幽默和严谨两种元素构成一样,他强调“笑是读者与作者心灵间最短的桥梁”,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理趣、智趣、谐趣的深度追求;尤其是后期从写《美女危险论》系列散文开始,他“有了一种更自觉的文化意识、批评意识,和知识‘考古’的兴趣”,而且“更注意调动自己的文化积累” [2],最终使其散文既通俗好看又耐人寻味,可读性和耐读性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一、自由心灵的探秘

    阅读孙绍振的散文,人们也许不免惊讶于作者作为大名鼎鼎的学者,竟然也有不那么严肃正经、不那么“知识分子”,甚至恰恰相反,还有点调皮可爱,追求轻松、好玩的世俗的一面。尽管孙绍振在其学术研究中一贯以严谨和雄辩著称,但他在散文中暴露给读者的,却有那么多是不够体面甚至煞风景的自我形象。他似乎很乐意和读者一同分享生命记忆中那些曾经使自己狼狈不堪、现在看来倒很有趣的故事,在他的叙述和言说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陈规戒律,没有睥睨世俗的高傲心态,他甚至还特意追求自我调侃、自我解嘲。在这一点上他和一般的学者散文拉开了距离,实际上他对许多人“板起脸孔写文章”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在“自我扼杀”,是“自我被流行的套子窒息了”。
孙绍振的这种作家立场和写作姿态并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源于他一直以来对自由和创造精神的坚持。
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对矫揉造作、虚伪掩饰,那种强烈的反感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写《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为“朦胧诗”辩论助威之时,其自由天性就已经禁不住自然流露。他盛赞朦胧诗人“不屑于做时代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并指出他们的新的美学原则“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其实,“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也是孙绍振夫子自道,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当他拿起散文写作的笔来,他总是忠于表现独特的自我心灵,总是乐于展示丰富的情感体验,自由心灵的探秘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在散文集《灵魂的喜剧》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把生命中最深沉的曾经是秘密的甚至是隐私的心灵财富献给读者,并与他们分享。
自由在孙绍振的散文中,不是空洞的口头禅,它已经深入骨髓,自发而又自觉。因为自由,所以本色,所以作者敢于撇下教授的尊驾,除去学者的荣勋。在他的散文里,你找不到文化名人的影子,呈现在你面前的,首先是作为“人”而生活在世界上的平平凡凡的孙绍振。正因为这样,别人写出国讲学,总有赏不尽的异域风光,道不完的文化底蕴;而他似乎没有这样的雅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所倾心的“是着重展示我的心灵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受到刺激”[3],亦即所谓的“面对陌生人”而激起的心灵波动。这时,孙绍振的感觉层面和任何旅居国外的普通人平行,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在感觉的背后隐蔽着他严肃庄重的文化沉思):对德国随处可见的灿烂的鲜花,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对房东西蒙夫妇的热情而“抠门”,他又感到百思不解;他甚至遭遇到“医疗保险风波”,还经历了“爱滋病虚惊的故事”…… 孙绍振沉醉于抒写世态人情,讲述生活的酸甜苦辣,好象并不曾正襟危坐地讲学,也没有在学术会议上和洋教授探讨过文艺。
在《越洋电话的故事》里,他倾吐自己因为“失语”而孤独,因为孤独而失眠,又因为失眠而大打越洋电话,甚至于不惜花费高昂的话费。孤独的痛苦,失眠的焦虑,巨额开支的无奈以及重获“话语”后的欣慰,人们对每一种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是又远不及孙绍振此处的多重叠加的丰富。常人感觉得到,但又写不出来;写得出来的,又没有他深刻。写到这里,已经够复杂、够狼狈了,他还不满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韩国留学生的出现,使故事变得一波三折,好玩起来。本来,韩国留学生初来乍到,又适逢病倒,对同是异乡人的孙绍振来说,实在麻烦得很。然而,就是到“为了交换一个简单的信息,都弄得我满头大汗”的时候,他还庆幸自己的“舌头却在空前的忙碌中得到了新异的快感”。当另外一个韩国人接走同伴时,孙绍振倒“怀着无可奈何的嫉妒”,而对于照顾留学生的的“别有用心”的隐秘,他一点也不保留,溢于言表。最妙的是,紧接着留给了作家一大堆烂摊子:与医院协调帐单事宜,向学校澄清误会事实;展开拉锯战,“每天早上一醒,就出门奔波于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这时,孙绍振的感受如何?他说: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感到心情十分舒畅。因为每天都变得有目标,每一单位时间都有一大堆重要的话要讲,而且每讲一句都有对方的反应,这比之打越洋电话不但便宜而且充满战斗的激情。
心灵的解放和自由一至于斯,似乎越是难看的、尴尬的、大煞风景的地方,他越能发现人性的优弱和悲喜,越能纵笔驰骋。也正因为此,孙绍振调侃自我,歪论师友,总是百无禁忌;戏说美女,针砭时弊,都能左右逢源。

二、指向世俗的散文话语

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孙绍振,对各种玄之又玄的西方文学理论,总是保持着一种谨慎的省察姿态;他尤其注重理论对于创作的有效阐释和具体帮助,强调可操作性,讲究“落实”。他的学术风格因此呈现出深入浅出的特点;同时这无疑也影响到了艺术风格。 布封说过“风格即人”,中国亦有文如其人之说,这一点在孙绍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谈吐、文风与其天性密切相关。孙绍振性格浪漫,早年作为诗人还出版过诗集;他伶牙俐齿、口无遮拦,讨厌故作高深、大掉书袋,“最得意的就是为很普通的话找到一种全新俏皮的表达,引得同桌朋友傻乎乎地一笑”。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孙绍振在1980年的南宁诗会上曾经一语激起众怒。原来,他对老一辈看不懂“朦胧诗”又主张“引导”颇为不满,所以“大放厥词”言道:
你们说你们看不懂那些诗,还说要对年轻人加强指导。你们既然读不懂,凭什么指导人家?凭你们干饭吃得多?凭你们胡子比别人长?
许多人向文艺界领导汇报:有一个孙绍振,站起来说我们是吃干饭的。其实在我看来,孙绍振只是采取了一语双关的言说策略,既痛快淋漓的挖苦,也不乏愤激的片面的深刻:吃饭多、胡子长,意指年纪大、资格老,但这并不成其为对年轻的艺术弄潮儿进行胡乱指导的本钱。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明明是正经的、深刻的思想,为什么一经孙绍振表达出来就变成了通俗的大白话,以至于让人误解为生活中骂人的粗话?自然,这是他自由不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个性使然;但从深层意义上讲,也许还可以作为其散文话语的一种可靠索引。
孙绍振的散文话语明显指向世俗。他虽然不像舒婷那样“在散文中写了那么多婆婆妈妈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孙绍振语),但是也没有众多学者散文中攀附于历史情境、进行“宏大叙事”的纵横气魄。孙绍振所关注的题材范畴似乎介于二者之间,他喜欢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因而,世俗琐事每每触动他的情思,一有所感,他便诉诸笔端。他的散文有许多篇章都是建立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之上。课堂上作为教授与大学生的沟通交流,引发他写《上课大瞌睡利大于弊》;一家人为一日三餐到底吃什么好而烦恼,给了他写《妈妈政府》的灵感;自行车失而复买、买而复失的城市痼疾,在《办公室里的自行车》中成为描述对象。普通的日常生活,关于购物、乘车、发财梦等等,都能悉数在他妙笔之下生花。孙绍振关注的话题往往与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贴近,他甚至写到香港友人的怕老婆,写到朋友太太为孩子高额择校费而形容憔悴……
他在《武夷写照》文末用设问的方式自我总结说:
如果把心灵比作镜子,为什么我这面镜子里照出来的就很少壮丽崇高、超凡脱俗的形象,而是充满了鸡毛蒜皮、鸡零狗碎可爱的东西呢?
也许,因为我归根到底不是当英雄的材料,而是一个追求轻松的家伙吧!
然而,正是得益于此,孙绍振才能以指向世俗的浓重的生活质感,赢得了读者的普遍爱戴,他的散文才极具可读性。“要征服读者,但得在适应读者的基础上,世俗不是庸俗,高雅不是洁癖,老百姓敬神仙,但更爱灶王爷和土地爷”[4]。孙绍振的散文笔触善于从日常生活出发,“有民间视角,有烟火气,有趣味”[5],让普通人沉醉其中、陶然自乐,这在一般的学者散文中实在难得一见。

三、通俗幽默与文化趣谈的互补

在我国当代散文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位学者或者作家会像孙绍振那样对幽默散文倾心不已。尽管孔庆东长期以来也被目为“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和“北大的马克•吐温”,但他自己似乎并不特别认同,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不幽默》来辟谣。说不清楚孙绍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幽默散文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散文中对幽默的追求是自发而又自觉的。对他而言,这不但有着个人的可能性,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天性使然的爱开玩笑,还是借“机智和俏皮消弭浪漫的毁灭所带来的苦闷”(南帆语),甚或是出于对“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矫正,孙绍振写幽默散文似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对幽默理论的研究和对当代幽默散文的考察,无疑给他的散文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援。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对风行一时的杨朔诗化模式有了比较认真的批判”;而到了抒情审美散文方兴未艾的1990年代,他深感当时文坛所谓“小女子散文”、“小男子散文”把抒情变成了滥情,所以对诗化散文的自我美化不但保持着警惕,而且表现出厌烦,甚至还著文鼓吹:“散文当以非诗者为上。”正如他自我总结和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比之抒情的审美,孙绍振更热衷于幽默的审丑。“他偏爱自我调侃,不惜以种种手法,把自己写得狼狈,写得弱智”,且长于“导谬术”,歪理歪推,将谬就谬,在荒谬中蕴藏着深刻的文化思考。
但我认为,这并不能全面准确概括孙绍振散文的幽默特色;自我调侃,歪理歪推,追求“片面的深刻”,也并非孙绍振的个人专利,至少钱钟书的存在不容忽视;在这一点上,孙绍振可能还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关键在于,比之钱钟书,孙氏幽默不但没有那么尖刻,而且没有那么文雅。也许,他在《哈罗尔德教授》一文中提到的“在公共场合的饱含热情的通俗的幽默”,更能概括其幽默个性。通俗不是庸俗、低俗甚至恶俗,它所强调的是与读者心灵的沟通互动。孙绍振信奉“自我调侃”为幽默之最上品的幽默理论,认为这不但符合自己天性,而且“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缩短”。幽默的功能就在于紧张心灵的解放和联欢,而这种解放和联欢往往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毫无芥蒂、心灵不设防,这时,幽默向世俗的敞开成为必然。“他绝不会一般意义地批判‘世俗’,却会鄙视那些骨子里埋藏着太多‘世俗欲望’,却要假装成决裂姿态的批判者。作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他怎么会无视永远在他眼前密集的世俗人群呢?那些随着自己的抑扬顿挫而喜怒哀乐的听众,是他生命的温床,因此他的人格类型在本质上必然是亲民、宽阔而兼容的,必然是明大理、识大体的。”[6]的确,孙绍振幽默散文中的演讲色彩和“拟对话体”,表现出他对读者(听众)的重视和期待。试看《美女危险论》中作者的描述:
……鼓掌的继续鼓掌,没有鼓掌的也有一些开始鼓掌。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新加入鼓掌派的人,究竟是为了我的演讲艺术还是为了你们的心灵得到解放,但是我注意到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那些漂亮的,漂亮得耀眼的姑娘,根本就是按兵不动。于是小伙子们不但更热烈地鼓掌,而且像美国大学生那样欢呼、尖叫起来。……
孙绍振对听众(读者)的热情显然是颇为得意的,他在《“铁嘴”沉浮记》中还写道,“望着一双双被我的观念和思绪的暴风骤雨所震慑的眼睛一愣一愣的,连笔记都忘记了记,我就感到一种痴迷的欢畅,享受着一种欲仙欲死的幸福。”其实,不但他记叙演讲经历的散文,就是自说自话、娓娓道来的随笔,也饱含着这种“通俗的幽默”;不但在题材上,而且在语言上,他都保持着反诗化、反矫情的亲民风格。不同于余秋雨善于运用诗性语言为理性的思考张目,孙绍振的一大特长就是在散文中不失时机地引用俗语、民谚、歇后语、方言,乃至于民间传说、市井玩笑,似乎只有在这种世俗、通俗的表达中,他对文化的沉思和人性的洞察才能够深入人心。他写得最好最耐读的幽默散文,往往是通俗幽默与文化趣谈互补的结晶。“他诸多文章的主旨,是以平常心态来重新消化各种被风干、被供奉的文史典章,以人情物理来重新评判各种代代相传、口口相授的概念和词语。”[7]比如,《论‘谈恋爱’的‘谈’》、《论“搞恋爱”的‘搞’》、《说不尽的狗》等等文章,就是以“字思维”作为逻辑起点,从源头上探究,即着眼于语义的原生状态和汉字的最初构成,重新启动感觉,借助对经典文献的现代考察,和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逻辑清晰而又不动声色连缀起人们往往习焉不察的文化趣谈。人们不难在《国人之吃》一文中领略到孙绍振信手拈来的从容和伺机而动的智慧。同样是写中国的“吃文化”,他不像作家刘心武写《什么都吃》那样满足于傻乎乎的罗列现象:
会吃是中国人的美德,不会吃则被人看不起,甚至构成奚落或骂人的话语,如:
“吃饱了撑的!”
“别含着骨头露着肉的!”
“别贪多嚼不烂!”
“吃了枪药了吗?!”
“吃了豹子胆还是怎么的?”
 ……
也许,是理论家的博览和严密,帮助孙绍振把勃郁的生活感性归纳提纯了。丰富的经典文献和芜杂的日常生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化为他个人修养和文化趣味的一部分,从而展现出活泼生动的感染力。他不像一般的学者散文那样一味地引经据典、生搬硬套;他对经典的阐释与汇评是为我所用、点石成金的,而非盲从于文化材料的堆砌,所以总显得绘声绘色;即使这样,他仍然唯恐那种近似于思想总结的陈述会过于呆板,使人乏味。他在文化典籍力所不逮之处,擅长于恰到好处地缀入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拿自己说事儿,幽自己一默:
这个问题,我不敢问。因为父亲早就警告过,小孩子,过年时期,胡言乱语,是要破坏神佛的情绪,影响一年的运气的。父亲对我的嘴巴,不大信任,写了一御防性的条幅贴在墙上:童言无忌。但是,到了年三十,我还被强制性用上厕所用的草纸,擦了一下嘴巴。也就是请神佛把我的嘴巴当作肛门,我讲的话,当作肛门里放出来的臭气。但我并不服气。我所讲的话无不出自我的童心,不论李挚还是按卢骚,都是最纯洁的。而灶王爷,却是吃了人家的东西,就报喜不报忧。品德上多多少少有些污点的吧。发自纯洁的童心的话语,如巴金所追求的讲真话,反而是放屁,而贪吃的下放神仙,却享有神圣的尊荣。这世道真是有点让我狐疑。
在这里,作者不但没有隐藏自己嘴巴曾经被当作放臭气的肛门的糗事,而且带着成年之后的眼光,来观照并回味“那过去了的一切”。父亲的煞有介事和“我”的尴尬无奈以至于“不服气”,构成了第一层有趣的不和谐;作者还用李贽的“童心说”、巴金的“说真话”这样严肃的论调,来堂而皇之地为小时候的童言无忌辩护,明显地大材小用、庄言谐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小孩子天真与执着的欣赏;最后一句话又从小孩子貌似“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叹中含沙射影,对是非颠倒、真假莫辨的社会风气附带着含蓄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点到为止的,孙绍振并不像钱钟书那样愤世嫉俗,而是“明智平和的接受了现代世俗社会”,“多了一些林语堂、梁实秋式的宽容与豁达”,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自我调侃使文章意味丰富、谐趣横生。


孙绍振在他的幽默散文中写了那么多世俗世界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纷纷扰扰,他总是从近在咫尺的生活出发,让心灵在文人墨客不屑一顾、市井小民又浑然不觉的天地中自由驰骋。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不甘于固守在精神家园里独善其身,他那么热爱生活、渴望交流,即使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他也不喜欢坐而论道,而是“把庞大的历史文化具体化为历史和现实中的某一现象和事例” [8],嬉笑怒骂,侃侃而谈。“出色的知识储备、惊人的表述能力和强势的个性风范,化解于寻常关怀、道义选择和真情实感之中”[9],正如余秋雨所言,孙绍振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性情中人’”,而他的散文也因此可读性与耐读性并重,雅俗共赏,不可多得。

[1] 颜纯钧:《孙绍振其人其事》,《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上)》,海峡文艺出版社.
[2] 余岱宗:《孙绍振专访:笑是心灵最短的桥梁》,《福建日报》2002年7月31日.
[3] 孙绍振:《灵魂的喜剧•后记》辽宁大学出版社.
[4][5] 贾平凹:《读稿人语•十二》,《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6][7][9]余秋雨:《美女危险论•序》,作家出版社.
[8] 张清芳:《豁达智性与幽默艺术的融合》,《山花》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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