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已经从屋顶上下来了。”
那是个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另一个戏梦巴黎。这本书的记录从1919年7月14日这一天开始，法国在一战后首次欢度国庆，街头巷尾充满了欢乐的人群。半个世纪后，贝托鲁奇电影里年轻的梦想家们从与世隔绝、无忧无虑的寻欢作乐中走上人潮汹涌的街头；而在莫里斯•萨克斯开始写日记那会儿，人们走上街头开始与世隔绝、无忧无虑的寻欢作乐。这之后的十年，巴黎街头一直如此拥挤喧哗，尽是对生活怀着热情、天真地笃信新事物的人。直到“1929年，所有的人都回家了”，最后一篇日记中萨克斯写道：“昨天，华尔街股市暴跌，狂跌。”“我们一无所有了。”“我肯定不会再有时间写日记了。”
本书原名为《“屋顶之牛”的岁月》，副标题为“一个布尔乔亚青年写在繁荣年代的日记（1919.7.14-1929.10.30）”。这位布尔乔亚青年热爱文艺，眼光极好，“不用工作还有钱闲逛”，书也写得轻巧、涣散。“我不可能天天记日记；我的事情太多了。……天哪！一个闲人真是很忙！”他写。不单有“路易斯今天非常自愿地把手伸给了我，还让我一直握了很长时间。另一件大事是，卢浮宫重新开放了正方形厅和大走廊”这样的随随便便，而且中间停了八年没写（1920年12月23日那篇：“快到新年了。我下决心要记好日记，天天写日记。”，下一篇是1928年6月28日：“八年我没有打开过日记本，八年空前绝后的疯狂岁月，八年不得喘息的日子。我做了些什么？玩乐。”），然后干脆把别人的日记借过来抄，补了一补。
毫无疑问，那是本流水帐。只是把它抖开后发现光彩夺目，粗略、潦草、散漫，然而真材实料、品味非凡，我们永远无缘享受那种奢侈：好东西目不暇接，讲述起来多少有着点儿漫不经心。安德烈•弗雷尼奥的序言和译者说明中似乎都有意提醒了一点：书中的“我”也许不是那出巴黎喜剧中的主人公，但他是科克托、毕加索身旁狡黠老练的配角，是不容置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也许是毕加索和科克托出了大名，在书中也确实时常出现在咫尺之内，可是他们也不过是背景，发生了那么多影响了全世界的重要的事、严肃的事、有趣的事、奇妙的事的十年绚烂才是主角，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这十年中，这些人事物相继令人眼花缭乱地发生：杂志刊载了纪德、瓦雷里、普鲁斯特的作品（简直还带着点儿热气），一些人最早领略了穿白如初雪的绣花绉丝睡袍的斯万夫人的风姿（一般读者根本不屑一顾，普鲁斯特以《在如花少女身旁》获龚古尔文学奖后，“满世界都在谈论普鲁斯特，但谈论的水平基本都很低”）；萨蒂、纪德、克洛岱尔、科克托、伯恩斯坦，这些人都是活的，并可与之交谈、共饮、上他们家、看他们的作品或演出，还有穿蓝色拿破仑时代长裙和凉鞋的邓肯、跳《天鹅之死》的帕芙洛娃、蒙巴纳斯的吉吉……太多了，夏奈尔大放异彩，假首饰的出现让整个社会欣喜不已；“有电影瘾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看见整个巴黎如何迎接范妮•瓦尔德的到来，那种狂热本来只有萨拉•伯恩哈特或是雷雅纳才能引起。”他们是最早的影迷；其名字曾象征着最华贵、最诗意、最美妙、最充满才情的萨拉•伯恩哈特已是个风韵不再的老妇人，出演拉辛名剧《阿达莉》，她坐在椅子上，因为腿疾根本不能动；评奖标准和艺术现实分道扬镳；达达；追求速度的风气；艺术品有史以来第一次变成一种日常投机的对象；毕加索看上去冷漠、斤斤计较、恶毒、甚至凶狠、很会骂人；同性恋不再被假装成不存在的；精神分析逐渐深入人心；朗德吕案件；美国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无线电出现，艺术家面前的观众被一个叫做麦克风的奇妙小东西代替；摄影获得了与绘画相同的地位；女士剃腋毛；德国正在恢复元气、日渐茁壮；埃菲尔铁塔上用灯光打出了雪铁龙的名字；亨利•福特发现这个时代的痛苦是一种来自于过多享乐的奇特烦恼，而绝大多数人从被提供的空前多的娱乐活动中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因此将工作日缩短到五天；交际花没了，附庸风雅的规矩也消失了；上层的布尔乔亚热衷两样东西：高尔夫球和相对论；自从各色人等都进入社交场合以后，沙龙里的谈话水平明显降低，甚至都没有什么交谈了……
“太多的事情在发生，在不断出现；我们沉浸在兴奋之中，根本没时间去想自己是否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切都在运动中。”
如果要说我们的今天跟那时有何区别，我想那就是运动得更快了，以至于我们得拼足了命抓牢观光列车才可能不被甩摔出去，没太多好心情，而沿途也没有什么能够作为补偿的美景，更不用提“激动人心”了。
“屋顶之牛”是一间酒吧，以科克托的音乐闹剧的名字命名，罗马尼亚国王去过那儿，普鲁斯特常希望身体好一点的话能去那儿。科克托在谈及该剧名称时说：“‘屋顶之牛’是我们的故事发生地点的名字。请不要寻找什么深层的含义。”萨克斯的日记中写到一则奇特见闻：“一个牧民赶着他的牛群到牧场去，途中有一头牛突然受惊，冲上一个与旁边民居房顶齐高的大干草垛，又走上房顶。瓦片被它压成碎片，房梁摇摇欲坠，牛走到了屋脊。”另一则1929年 9月的日记中写道：“牛已经从屋顶上下来了。”而弗雷尼奥解释说：“那时巴黎的屋顶上有一头牛，像航标一样指引人们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生活”，貌似不尽然。
萨克斯写：“我想我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我玩得很开心。”他接着又写：“其实我已经玩得很厌倦了。”“早晚有一天我需要作出决定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结束了。”
此书出版于1939年，最后一篇日记里萨克斯写：“从今天起，我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找到一份差使。” 后来他离开巴黎赴德国汉堡，受雇于盖世太保，以告密、黑市倒卖和欺诈为生；1943年因行动不谨慎和作假报告被盖世太保拘捕；1945年盟军逼近时，在监狱转移的长途跋涉中因行走迟缓被看守人员击毙。
早在1928年他就感觉嘴里有一点灰烬的味道，“不是过去战火的灰烬，这是将来的灰烬”，大火因人们总想走在时间的前面而被点燃。1929年，他未满30岁，已在期盼战争再次爆发，疲惫不堪、心烦意乱，双腿沉重得走不动路了。
本书原名为《“屋顶之牛”的岁月》，副标题为“一个布尔乔亚青年写在繁荣年代的日记（1919.7.14-1929.10.30）”。这位布尔乔亚青年热爱文艺，眼光极好，“不用工作还有钱闲逛”，书也写得轻巧、涣散。“我不可能天天记日记；我的事情太多了。……天哪！一个闲人真是很忙！”他写。不单有“路易斯今天非常自愿地把手伸给了我，还让我一直握了很长时间。另一件大事是，卢浮宫重新开放了正方形厅和大走廊”这样的随随便便，而且中间停了八年没写（1920年12月23日那篇：“快到新年了。我下决心要记好日记，天天写日记。”，下一篇是1928年6月28日：“八年我没有打开过日记本，八年空前绝后的疯狂岁月，八年不得喘息的日子。我做了些什么？玩乐。”），然后干脆把别人的日记借过来抄，补了一补。
毫无疑问，那是本流水帐。只是把它抖开后发现光彩夺目，粗略、潦草、散漫，然而真材实料、品味非凡，我们永远无缘享受那种奢侈：好东西目不暇接，讲述起来多少有着点儿漫不经心。安德烈•弗雷尼奥的序言和译者说明中似乎都有意提醒了一点：书中的“我”也许不是那出巴黎喜剧中的主人公，但他是科克托、毕加索身旁狡黠老练的配角，是不容置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也许是毕加索和科克托出了大名，在书中也确实时常出现在咫尺之内，可是他们也不过是背景，发生了那么多影响了全世界的重要的事、严肃的事、有趣的事、奇妙的事的十年绚烂才是主角，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这十年中，这些人事物相继令人眼花缭乱地发生：杂志刊载了纪德、瓦雷里、普鲁斯特的作品（简直还带着点儿热气），一些人最早领略了穿白如初雪的绣花绉丝睡袍的斯万夫人的风姿（一般读者根本不屑一顾，普鲁斯特以《在如花少女身旁》获龚古尔文学奖后，“满世界都在谈论普鲁斯特，但谈论的水平基本都很低”）；萨蒂、纪德、克洛岱尔、科克托、伯恩斯坦，这些人都是活的，并可与之交谈、共饮、上他们家、看他们的作品或演出，还有穿蓝色拿破仑时代长裙和凉鞋的邓肯、跳《天鹅之死》的帕芙洛娃、蒙巴纳斯的吉吉……太多了，夏奈尔大放异彩，假首饰的出现让整个社会欣喜不已；“有电影瘾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看见整个巴黎如何迎接范妮•瓦尔德的到来，那种狂热本来只有萨拉•伯恩哈特或是雷雅纳才能引起。”他们是最早的影迷；其名字曾象征着最华贵、最诗意、最美妙、最充满才情的萨拉•伯恩哈特已是个风韵不再的老妇人，出演拉辛名剧《阿达莉》，她坐在椅子上，因为腿疾根本不能动；评奖标准和艺术现实分道扬镳；达达；追求速度的风气；艺术品有史以来第一次变成一种日常投机的对象；毕加索看上去冷漠、斤斤计较、恶毒、甚至凶狠、很会骂人；同性恋不再被假装成不存在的；精神分析逐渐深入人心；朗德吕案件；美国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无线电出现，艺术家面前的观众被一个叫做麦克风的奇妙小东西代替；摄影获得了与绘画相同的地位；女士剃腋毛；德国正在恢复元气、日渐茁壮；埃菲尔铁塔上用灯光打出了雪铁龙的名字；亨利•福特发现这个时代的痛苦是一种来自于过多享乐的奇特烦恼，而绝大多数人从被提供的空前多的娱乐活动中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因此将工作日缩短到五天；交际花没了，附庸风雅的规矩也消失了；上层的布尔乔亚热衷两样东西：高尔夫球和相对论；自从各色人等都进入社交场合以后，沙龙里的谈话水平明显降低，甚至都没有什么交谈了……
“太多的事情在发生，在不断出现；我们沉浸在兴奋之中，根本没时间去想自己是否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切都在运动中。”
如果要说我们的今天跟那时有何区别，我想那就是运动得更快了，以至于我们得拼足了命抓牢观光列车才可能不被甩摔出去，没太多好心情，而沿途也没有什么能够作为补偿的美景，更不用提“激动人心”了。
“屋顶之牛”是一间酒吧，以科克托的音乐闹剧的名字命名，罗马尼亚国王去过那儿，普鲁斯特常希望身体好一点的话能去那儿。科克托在谈及该剧名称时说：“‘屋顶之牛’是我们的故事发生地点的名字。请不要寻找什么深层的含义。”萨克斯的日记中写到一则奇特见闻：“一个牧民赶着他的牛群到牧场去，途中有一头牛突然受惊，冲上一个与旁边民居房顶齐高的大干草垛，又走上房顶。瓦片被它压成碎片，房梁摇摇欲坠，牛走到了屋脊。”另一则1929年 9月的日记中写道：“牛已经从屋顶上下来了。”而弗雷尼奥解释说：“那时巴黎的屋顶上有一头牛，像航标一样指引人们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生活”，貌似不尽然。
萨克斯写：“我想我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我玩得很开心。”他接着又写：“其实我已经玩得很厌倦了。”“早晚有一天我需要作出决定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结束了。”
此书出版于1939年，最后一篇日记里萨克斯写：“从今天起，我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找到一份差使。” 后来他离开巴黎赴德国汉堡，受雇于盖世太保，以告密、黑市倒卖和欺诈为生；1943年因行动不谨慎和作假报告被盖世太保拘捕；1945年盟军逼近时，在监狱转移的长途跋涉中因行走迟缓被看守人员击毙。
早在1928年他就感觉嘴里有一点灰烬的味道，“不是过去战火的灰烬，这是将来的灰烬”，大火因人们总想走在时间的前面而被点燃。1929年，他未满30岁，已在期盼战争再次爆发，疲惫不堪、心烦意乱，双腿沉重得走不动路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