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第三定律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公元3世纪60年代，一个陌生的民族突然出现在黑海沿岸。 他们乘风破浪，趁着三世纪危机帝国内部的动乱虚弱入侵劫掠东部的富庶地区。一时间，小亚细亚与希腊地区沦为一片火海，杀戮、死亡；火焰，毁灭，似末世降临，惨不忍睹。
爱德华·吉本如是描写这个陌生民族的劫掠行为：
征服者在获得大片久已废弃的肥沃平原之后，又能控制一支海上部队，可以将军队运到亚细亚沿岸...哥特人在这种漂浮的房屋里，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深不可测的大海。船只由一些忠诚和技术都很可疑、被强迫来服役的水手所驾驶。但是抢劫的渴望驱散所有对危险的恐惧，天生无所畏惧的性格在内心产生更为理性的信念，根本就将航海的知识和经验弃之不顾。具有无畏精神的战士，经常抱怨他们的向导太过于懦弱，得不到风平浪静的保证，就绝不冒险起航，同时在任何状况也不愿将船驶出陆地视线之外。
再有利的条件也无法弥补纪律松弛和警戒懈怠的缺失。特雷比藏德声势浩大的守军，整天只知饮酒作乐，谁也无心守备那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哥特人很快发现被围部队疏于防备的状况，他们高高堆起大束柴把，在寂静的深夜里，战士手里拿着刀剑爬上城墙，进入无人守备的城市，对人民展开一场大屠杀。最神圣的庙宇连同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全部遭到毁灭，落在哥特人手中的战利品真是多得惊人...他们捕获的俘虏更是无计其数，胜利的蛮族穿过本都这个广阔的行省，一路未遭到任何抵抗。
哥特人的舰队在比雷埃夫斯港下锚，离雅典城只有5英里。这时雅典正在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以便进行坚强的抵抗...但是，这种英勇的行为对已经没落的雅典没有带来一点好处。不仅无法打击北方侵略者无所畏惧的士气，反而激起他们更深的恨意，把狂暴的愤怒倾泻在希腊每一个地区。想当年相互征战不休的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和斯巴达，现在竟没有能力编组军队应战，甚至无人防守已经损毁的堡垒。无情的战火顺着海上和陆地，从最东边的苏尼乌姆一直燃烧到西海岸的伊庇鲁斯。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征服希腊以降四百年，久习和平而疏战阵的希腊人早已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蛮族入侵者。
哥特人的铁蹄利剑让希腊人的梦魇重现——薛西斯的无敌大军自东方席卷而来，万王之王鞭打赫勒斯滂的海水，给伯罗奔尼撒带来死亡与毁灭。
这一次，再也没有米太亚德和德米斯托克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直至公元268年克劳狄乌斯二世在纳伊苏斯大败哥特人，这个民族的威胁才被暂时解除。
但连哥特人自己都未曾能料想，一百年后，他们将在帝国毁灭的历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写下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罗马帝国之衰亡，首开历史研究先河的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英国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 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将罗马帝国灭亡归结为：“尚武精神的消弭与基督教的胜利。”其对基督教接近羞辱般的驳斥与批判成为彼时理性时代文人墨客的最好注脚；同时，他以优美华丽而铿锵有力的笔锋，将自两安东尼到君士坦丁堡陷落这千年波澜壮阔的罗马历史完美呈现，可谓西方史学界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吉本的史学观点不断遭到后世史学家的批判与指摘，其过于片面化地将帝国衰亡归结于基督教的论点也被彻底推翻。对于晚期帝国研究“衰亡”范式的转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系列专著对晚期帝国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化宗教进行了新的审视。
70年代以来，⼀批学者提出并丰富了“晚期古代”的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其重心在宗教、文化史，从兴起而不是衰落角度来看晚期帝国的文化、政治、宗教历程。学者们认为罗马的“衰落”绝不是罗马文明所有因素同时下滑，罗马文明发展有极大的地区差异性，此视角有极大的局限性。于是对于3世纪到6世纪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有相当⼀批学者倾向于用“变迁或转型”来描述。学界也开始摒弃给“灭亡”定下⼀个确切日期的做法，各类专著也开始强调历史的延续性。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晚期帝国的史学研究又迎来了第二次转向：新的学术研究理论与后期古典派针锋相对。前者重提“衰亡”主题，并侧重于军事和政治史，忽视宗教。 在这一批新生代学者中，彼得·希瑟尤为耀眼。他重拾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范式，从军事史的角度来阐释蛮族与罗马的关系史。他认为西罗马帝国的式微是由于⼀系列外来入侵和军事威胁，尤其是哥特人和匈人的军事压力。要了解罗马帝国的灭亡，需要进⼀步了解帝国北部和东部的“蛮族”，基督教则不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通过罗马史诗三部曲的叙事，希瑟成功重构了帝国晚期衰败与灭亡的历史轨迹。
在《罗马帝国的陨落》中，希瑟着重探讨自公元4世纪末西部帝国所面临的外部军事困境与内部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脉络，解析了帝国崩溃的缘由；
在《罗马帝国的复辟》中，希瑟通过描绘三位试图重塑帝国复兴大业之荣光的雄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与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来呈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政治势力变迁发展；
在三部曲的终章《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中，希瑟则将视野转向毁灭帝国的“蛮族”身上，通过结合最新的考古学成果与对当代移民案例分析的比较研究探寻这些蛮族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原因与其对帝国和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试图消解过去典型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认知范式，打破对蛮族的“他者”化呈现。 而即将为罗马帝国带来惊天灾难的哥特人，则成为了希瑟关注的焦点。
哥特洪流
公元376年夏末，哥特人突然来到多瑙河北岸，寻求罗马帝国的庇护。 晚期帝国的异教徒，被称为最后的古典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作为亲历者详细记载了此次哥特人的迁徙过程，爱德华·吉本是这样转述（阿米阿努斯的《历史》国内尚无中译本）的：
据报帝国的北方掀起了一场剧烈的动乱，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匈奴（匈人）是个来历不明的民族，极其邪恶凶狠，入侵的行动已经摧毁哥特人的武装力量。前来恳求瓦伦斯收容的群众原本是好战的土著，惨遭打击以致尊严扫地以后，被逼络绎不绝地来到多瑙河河畔，队伍横向宽度达若干英里。他们高举双手，声泪俱下，痛恨以往的不幸和当前的危险，将获得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政府的宽大处置上。他们郑重提出，只要皇帝仁慈为怀，允许他们垦殖色雷斯的荒地，他们基于责任道义和受恩之深重，必定自我约束，严守国家法律，防卫帝国边疆。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此时的东部皇帝瓦伦斯正在叙利亚前线与波斯萨珊鏖战，资源的匮乏使得他无力腾出武力以维持此次哥特人的迁徙。尽管双方在入境一事上最终达成妥协，但随之而来的猜疑与罗马帝国官员的剥削加重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不顾自己的侄子——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劝阻和援助，擅自率军同哥特人交战。
阿德里安堡一役，帝国惨败，东部野战军精锐损失殆尽，皇帝瓦伦斯战死，整个巴尔干半岛已无兵可用。获胜的哥特人开始大肆劫掠，形势危急。 西部皇帝格拉提安无能为力，面对莱茵河的紧张防御态势难以兼顾东部的乱局。他只能恳请一位早已告老还乡、解甲归田的将领重新出山拯救危局。 狄奥多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此时的东部帝国已接近其国力极限，无力再战的狄奥多西一边坚壁清野，用小范围进攻袭扰流窜的哥特人；一边用外交引诱拉拢分化哥特各部落。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驻扎下来，拥有一定的独立自治权，但同时也要负担起帝国的军事义务，保卫帝国边疆。
这种权宜之计可谓首开危险先河，帝国再也无力抵挡大规模的蛮族迁徙，这种半独立式的蛮族自治区成了帝国内部的国中之国，就像危险的寄生虫附着在寄主身上，贪婪地吮吸着后者的血液与营养，最终导致寄主的死亡。
从395年开始，其中一些人聚集到阿拉里克（Alaric）及其继任者麾下。这支部队现在巴尔干半岛周围移动，然后进入意大利——而且是两次进入，最后到达高卢。这一次，他们通过另一项协议从418年开始扎根在阿基坦（Aquitaine）。这个定居点最终发展成了西哥特王国——西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继承国之一。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哥特人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彼得·希瑟试图找出答案。
哥特人统治的出现表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下游边境面临的威胁性质出现了重大变化。来自北方的日耳曼移民是3世纪战略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哥特”是那个3世纪是突然从波兰北部迁徙到黑海的群体的名字...这些群体经过了大规模的迁徙，所有人都从波兰向南和向东迁徙到了本都。黑海以北哥特力量的崛起最终迫使一些原本住在那里的群体完全撤离该地区。新的哥特群体进入喀尔巴阡山以南和以东的平原，但仍保持高度流动性。从4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与同为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一起搬迁到罗马帝国的新家。哥特移民在重塑3世纪黑海以北战略形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哥特人的迁徙其原因也极其复杂，希瑟通过与当代移民研究的对比指出：驱动哥特人从遥远的波罗的海迁徙到帝国边疆的主要动因是经济吸引力。 在公元1世纪帝国边疆局面稳定后，和平、贸易和繁荣成为罗马漫长国境线上帝国与蛮族相处的主旋律。农业与商业的互利惠他举措极大的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大部分时间的和平也保证了罗马同遥远的中、东欧地区能够通过一些贵重金属的贸易来取得联系。于是，帝国的繁华通过贸易商人这个媒介的传播普及到了中东欧那些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蛮族耳边。 出于对财富的渴求，出于对繁华世界的幻想，这些蛮族开启了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过程，而其迁徙的模式也并非如传统史学界所认为的“大规模迁徙”，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通过对哥特人迁徙的研究，希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在公元375年后差不多50年里，当时的历史资料中出现了至少6个独立行动的大型哥特人群体。每个群体都可能源自一个政治独立的4世纪哥特单元；也就是说，那次迁徙产生了6个甚至更多个哥特政治实体。3世纪的人口迁移根本不像约达尼斯“一位国王、一个民族、一次移动”的公式那么简单。人口迁移的核心特征便是政治上的不连续性，而不是整个已有的社会单元简单地从A点转移到B点。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从这个角度看，自公元2世纪开始迁徙的蛮族，尤其以哥特人为首，其群体定义并非现代式的“民族”，而更像是一种“族群”，即以一个哥特的权贵阶层和其麾下的军事人员为核心，外沿包含了其他可能是哥特也可能是其他群体的自由民及其家属和奴隶。因而这个族群具有一个稳定的内核，但其集体身份认同并不牢固，很容易被各种天灾人祸所摧毁，但同时简单的共同目标与利益诉求又能极快地将其凝聚在一起，甚至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荟萃起其他族群中拥有相似目标的群体，建构起一个临时的但又有极强战斗力的族群。
这个族群的迁徙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而是要不断通过小规模的先遣队调查探寻，在未知的信息场域里获得足够多的地理、政治信息，才决定下一次的大规模迁徙行动。即便是扫清了前方的战争迷雾，迁徙的族群仍然要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风险，对财富的渴望和更好生活的向往是促成他们前进的主要动力——在过去这些农业尚不发达的族群也会定期进行迁徙，从土地肥力耗尽之地移动到另一个可供他们栖息数年的新地点。
因而这个迁徙过程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存在，并不能以单一的、简单的人口迁徙模型来定义。 正如希瑟所言：
3世纪人口迁移的主体不是整个人口群体，而是一系列子群体，各子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运作，和许多现代移民的模式很像。因此，3世纪时，东部和西部迁徙的群体是分散的、多样的，并没有“整个”民族大规模占领土地的事发生。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新的政治结构形成，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群体。移民不是整批涌入，而是小批流入并渐渐发展出势力，大部分原住民仍留在原地，但人数众多的混合移民群体已经有力地宣告自己成为此地政治上的新主人。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通过对蛮族迁徙与当代全球化世界中移民流动的对比研究，希瑟提出一种理解移民动机的参考坐标轴，以此来重构3-4世纪哥特人迁徙的脉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坐标系来理解移民的动机，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四个参数结合起来，或能概括绝大部分情况。也就是说，一些人移民主要是出于资源的经济方面的动机，而对另一些移民来说，非自愿的政治方面的动机占主导地位。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因而，对于刚刚同帝国达成妥协的（西）哥特人而言，他们的迁徙并没有就此结束。 对财富、土地和其独立权力的诉求将让他们继承自己先辈的习惯，不断迁徙，不断前进，不断开拓，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而395年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西哥特王国
公元394年9月5日，帝国东部皇帝狄奥多西率领部队与西部篡位者尤金尼乌斯和阿波加斯特展开一场血腥的鏖战：
正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状况时，从东方刮起一阵强劲暴风，这种现象在阿尔卑斯山是常事。狄奥多西的部队处于背风，不会受到狂风影响。卷起的漫天沙土直袭敌人脸面，马上使得西部军队阵势打乱，一个个难以站稳脚跟，投出的标枪不是被风吹回，就是失去准头。狄奥多西意外获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响到敌军的心理。声势惊人的风暴增加了高卢人的恐惧，既然上天对虔诚的皇帝施以援手，那么他们对眼不能见的天神投降，也非可耻之事。狄奥多西赢得了决定性的会战，两位对手因性格各异而落得不同下场。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尸横遍野的冷河战役以狄奥多西的胜利告终，罗马帝国自约维安皇帝后历经三十年终归统一。 然而，获胜而归的狄奥多西还未能享受到统一所带来的无上荣光，便很快因病驾崩，爱德华·吉本也无不哀叹命运的无常与残忍：
狄奥多西过着放纵的奢华生活，早已种下病根，突然自皇宫移驻军营，衰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剧烈的劳顿，日益恶化的水肿说明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舆论的诉求抑或基于利害关系，势必造成东西帝国的分裂，两位皇子阿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因父子舐犊情深，早已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分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登基。无能而分裂的统治阶层，为帝国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人为之忧心不已。在阿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时期，每当因他们施政失误而带来灾祸时，臣民总是对先帝兴起怀念之情。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狄奥多西的死亡让刚刚统一的帝国立马陷入分裂的状态。
幼帝阿卡狄乌斯不过十八岁有余，其弟霍诺留年仅十六。两人尚无任何施政统治经验，顾命之臣斯提里科和鲁菲努斯很快便攫取大权，将皇帝作为可笑的虚无傀儡，为一己私利促成帝国东西部的对立局面。
同时，冷河战役中伤亡惨重的帝国军队继续时间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权力的搏斗让他们应接不暇，斯提里科与鲁菲努斯的争夺几近让帝国再度陷入泥潭。
而为帝国贡献出数万名士兵生命的哥特人也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环境之险恶：狄奥多西已死，与帝国的合约成为一纸空谈；巨大的伤亡让整个哥特族群元气大伤，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时刻刻可能被帝国分化摧毁的噩梦让哥特人心惊胆战。 一代雄主阿拉里克横空出世，他明白当下哥特人所面临的绝境，唯有不断的迁徙才能逃出生天。
希瑟指出了376年越过多瑙河来到帝国境内的哥特人的复杂迁徙动机，这个解释同样也能适用于395年后继续迁移的，在阿拉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
哥特人和3世纪的其他日耳曼移民之所以迁入黑海地区，是因为那里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经济上的吸引力更大。这些移民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经济剩余更多。这意味着376年的哥特人不只是难民——因为他们有分享罗马财富的野性，所以长期来看必然会与罗马国家发生冲突。他们表现出难民的样子，但可能早已暗暗期待帝国有一天会从色雷斯撤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块丰饶的土地——而且，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帝国的近边缘地区还要高。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分配的不公使得族群内部出现了极为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的军事人员与贵族精英势必要维持其权力根基，继续从罗马帝国攫取财富。同时，对土地的渴望和安稳生活的向往使得族群必然对其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心生不满——此地夹在东西帝国之间，并非绝对的富庶安全之地，唯有继续迁徙，才可能发现新的居所，满足整个族群的需求。 精英贵族、自由民、被释奴、融入“哥特”家庭的奴隶，四者构成了迁徙的（西）哥特族群，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目标，具有相似的迁徙动因，因而能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迁徙团体；同时，帝国时时刻刻的威胁则促成了他们内部集体认同的形成，分裂即消亡，唯有团结才能生存，于是帝国的土地财富与军事威胁在无形间促成了（西）哥特民族的形成，也为冷河战役后阿拉里克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工于心计的阿拉里克看准了东西帝国存在的巨大裂痕，他开始左右横跳，用不断骑墙观望的姿态寻找对（西）哥特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东西帝国的分裂和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阿拉里克提供了这个机会，他左支右绌，反复用武力与外交臣服的姿态以求博得更高的功名利禄。一旦外交妥协失败，他便不惜用武力劫掠的方式逼迫帝国与其达成政治合约。
但斯提里科和鲁菲努斯也绝非等闲之辈，两者均将阿拉里克和其麾下的（西）哥特人视为手中的政治筹码，以要挟对方，试图一揽大权，统一帝国。
最终，一度走投无路的阿拉里克曾被斯提里科两度围困，但一心只为私利的后者竟养寇自重，放（西）哥特人逃出生天。
天时地利人和又在后来青睐阿拉里克，公元406年的民族大迁徙彻底打碎了西部帝国的莱茵防线，高卢地区战火四起，这给了阿拉里克最想要的土地与权位保证。
然而，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导致了斯提里科的覆灭（公元408年），已失去耐心的阿拉里克只得用最极端的方式谋求西部帝国的妥协——洗劫罗马。
无名的诅咒让这位雄主于攻占罗马后猝然离世，但失去领袖的（西）哥特人早已在长期同帝国的剑拔弩张和夹缝求生中建构起了足以维持族群稳定的向心力。阿拉里克的继承者带领剩余的（西）哥特人继续向西迁徙，并最终在高卢落脚，历经半个世纪的磨难，终如愿以偿。
哥特人在382年定居巴尔干半岛，395年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公开叛乱，并在接下来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庞大的车队在希腊漫游。他们向南到达雅典，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又往被揍，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伊庇鲁斯。经过短暂的修整，他们在401-402年进入意大利，而后又回到巴尔干半岛，直到408年再度启程向西，在意大利从408年待到411年，最终到达高卢并定居下来。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公元406年底，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边疆地区。 汪达尔人、阿兰人与苏维汇人组成的混合部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并一直破坏到西班牙地区。随后而来的勃艮第人绕过了他们的邻居阿勒曼尼人，成功在莱因河流域定居。
这些迁徙而来的蛮族几乎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哪怕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一度试图力挽狂澜，但最终也无法彻底清扫掉这些远道而来的部落族群。 汪达尔人与阿兰人在迁徙至西部帝国后的数十年间继续迁移，最终占领北非，建立新的国家；勃艮第人则在日内瓦安家，建立起另一个西罗马的继承国。
这些建立在帝国内部的蛮族国家如同恶性肿瘤，不断吞噬西部帝国的营养与血液补给，最终导致帝国的慢性死亡。
希瑟通过分析这些“民族大迁徙”中蛮族族群的特征与目的，试图找到其背后的原因与特点：
在405-408年的危机中，确实有大量混合群体越过边界，但其原因更多在于帝国外部的因素，而不是帝国内部的情况。这些群体的活动往往可以用现代移民模式背后的原则来解释，尤其是消极和积极动机的组合，以及现有政治结构和信息流动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群体只是复杂的政治联盟...它们彼此之间和与罗马之间的互动很多，也因此经历了转型，群体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权利。迁徙群体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出现了新的政治关系，甚至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能够在与罗马进行最初接触后幸存下来的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重复这种迁徙过程的能力。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这种“重复迁徙”的能力，在（西）哥特人身上展现无遗。
再度梳理其跌宕起伏的迁徙过程，能够对这一时期促成西部帝国衰亡的“民族大迁徙”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
阿拉里克率领382年缔约的大群哥特人造反...原因之一肯定在于他们已经建立的移民习惯。从历史上看，这一人口群体总是通过搬到新的地方来解决问题。他们对如何实现大规模、长距离迁移了如指掌，也随时准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迁移的动机之一很简单，就是沿途劫掠罗马的社区...这可以通过带领追随者走上充满财富的路径来实现...阿拉里克还需要迫使罗马接受有利于哥特人的条约修订，关键的问题是阿拉里克希望自己的领导地位获得完全的承认，这种承认可能体现在授予阿拉里克某种罗马官职，罗马给予哥特人一定的经济支持，帮哥特人找到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哥特人希望罗马无条件承认自己作为罗马领土上半自治群体的基本权利。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经过大量的分析、考证，希瑟成功的重构起了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大量蛮族迁徙至罗马帝国境内这段历史背后的渊源与影响。 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解决。
促成这些蛮族迁徙的一个重要动因：匈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匈人风暴 公元453年，“上帝之鞭”阿提拉暴毙在新婚当夜。
曾让整个世界为之震颤不已的匈人帝国在瞬间分崩离析——阿提拉的儿子们为争夺权力互相征伐，臣服的蛮族部落借机逃出生天。巨大的混乱席卷了整个中欧地区，自其出现到消失，匈人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毁灭与创伤，而这个权倾一时的帝国却又极其神秘。
它从何而来？因何而崛起？又为何覆灭？
爱德华·吉本曾将匈人定义为匈奴灭亡后东迁后的一个族群：
匈奴人在瓦伦斯统治时期威胁着罗马帝国，更早的时期则在中华帝国所向无敌。他们古老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发源地，是一片面积广袤的区域，虽然干旱而贫瘠，却正好位于长城的北面...这个游牧民族一共有20万户人家，孔武有力的匈奴人扩张狭窄的疆域。粗野的酋长获得“单于”的称号，逐渐成为这个横扫欧亚大帝国的征服者和君主，所向无敌的军队向东的扩张只受到海洋的阻挡。那些在黑龙江和极远的朝鲜半岛之间稀疏散布的部落，被迫追随着匈奴人的旗帜。
单于的骑兵通常有二三十万人，弓马之熟谙举世无双，历经严酷天候之考验，机动的速度极为惊人，连高山峻岭、长江大河都无法阻挡他们的大举入侵。匈奴立即从正面发起快速的攻击，使战术精巧却行动迟缓的中国军队来不及反应，张皇失措毫无还手之力。汉高祖刘邦出身行伍，靠战功登上帝座，率领逐鹿天下所训练出的百战王师，出兵与匈奴相抗衡（200B.C.），结果被夷狄大军围困七日，毫无突围的希望，只能依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才被释放归国。后续诸帝竭尽全力，善用各种笼络手段谋求和平，又大兴土木起造宫殿，以致国势凌夷而羞辱不堪。
实力强大的汉朝，终于在第五代的汉武帝时，运用武力和政策，挫了敌人的锐气，阻止蛮族南下牧马。他的部将深入匈奴的国境数百英里，在杳无边际的沙漠，因为不可能构建仓库，且很难运送足够的粮食，汉武帝的大军一再陷入难以忍受的困境之中，14万士卒出征扫荡敌人，只有3万人安全归来。但巨大的损失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和光辉的胜利，中国的将领统帅部队沉着应战，运用战车克敌，加上鞑靼人辅助部队的效命，在战力上获得很大的优势。单于的部队因睡眠和贪饮在营地被奇袭，英勇的匈奴国王突围而去，留下1.5万臣民在战场任凭宰割。
匈奴人带着牛马牲口、妻子儿女、随从盟友，一起迁移到西方的伏尔加河地区。接着放胆前进侵入阿兰人的国土，而阿兰人是一支游牧民族，一度占领并蹂躏广阔无垠的西徐亚旷野之地。他们向北发展，深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处于当地的野蛮人当中，那些野蛮人在暴怒或饥饿时，习惯以人肉为食。他们向南进犯，一直推进到波斯和印度的边界...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兵力在塔内斯河两岸遭遇，双方就勇气来说势均力敌，但是总得分一个高下。匈奴人在血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阿兰的国王被杀，被击溃民族的余众一哄而散，通常不是逃走就是投降。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被汉朝击败、分化最终衰亡的匈奴人，开启了向西迁徙的漫长旅程。他们历经磨难艰险，最终成为撼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敌之师，这种史学理论一直是揭示匈人来源的经典，至上世纪初都被我国的史学家们奉为圭皋。 但随着20世纪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科学方法的引入，匈人史的研究开始发生了转向，我国学者刘衍钢就曾指出匈人与匈奴绝非同一民族，必须谨慎对待：
欧美几位最重要的匈人史研究者...皆否认匈人与匈奴之间存在的联系，认为根据已知史料尚无法确定匈人的来源。琴黑尔芬认为匈人是第一支抵达欧洲的突厥民族，其文化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与东亚相关，但是匈人与匈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匈奴起源说难以成立，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而且匈人与匈奴人的活动在史料层面难以有效衔接；此外在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存在众多相反证据。
刘衍钢：《罗马帝国的梦魇：马塞里努斯笔下的东方战争与东方蛮族》
希瑟也指出，匈人是所有蛮族移民中最神秘的一个，后世对匈人的了解也少的可怜，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成功拼凑起这个神秘民族的全貌，一味苦苦探寻只是缘木求鱼。 而匈人给罗马帝国和欧洲带来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匈人的崛起引发了两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从表面上看，在边境之外，匈人崛起也带来了重要的人口迁移。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阿提拉的帝国又合并了至少3个哥特群体，其帝国中的其它群体还包括讲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鲁吉人、苏维汇人、斯基里人、赫鲁利人，还有讲波斯语的阿兰人和萨尔玛提亚人。450年前后，这些非匈人中的绝大部分和匈人一样住在多瑙河中游。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可以看出，匈人的帝国是一个极为危险与不稳定的复杂民族混合体。多元化的族群构成中，作为中枢核心的匈人数量较少，缺乏一个足够维系这个不稳定系统的意识形态向心力，同时其以武力胁迫方式裹挟进来的族群必须要通过强大的暴力威胁与大量的金钱收买才能安抚下来。 因此，这个不稳定的帝国就像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多民族炸弹，一旦其中枢核心——匈人丧失了在财富或是在武力层面的降维打击优势，那么分崩离析便近在眼前。
这也决定了阿提拉帝国璀璨夺目但又昙花一现的本质——当他暴毙在浪荡的浮华中时，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
彼得·希瑟并没有试图继续深挖匈人的来源，而是转变视角，探寻匈人向西迁徙的原因：
可能有三个因素在促进匈人群体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作用。可能因素之一是气候变化。公元400年左右，西欧气候宜人，夏季长而炎热，阳光充足。但对顿河以外的世界却不那么有利，那样的球意味着夏季降雨少，牧草无法生长。因此，草原游牧群体围绕牧区的竞争自然越发激烈。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东方其它游牧群体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说匈人不可能面临这种压力并不明智。
无疑还有一些积极理由促使匈人向西迁移，这也是众多移民潮所证明的。（匈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从地中海罗马世界发达得多的经济体内攫取更多的财富...甚至阿提拉的入侵也是为了钱，阿提拉最关心的始终是它可以获得多少外交补贴。匈人的行为很像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他主要讲日耳曼语的掠夺者：他们的迁徙是对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回应。和哥特人一样，他们是要从帝国欠发达的外围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转移到更富裕、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区域——在那里，军事力量够强的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发财机会，而匈人的军事力量显然很强。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财富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与分配的不均等，后者则成为一个族群内部阶层分化的催化剂。 作为匈人的经营贵族与军事权贵，他们需要大量的财富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维系同其他族群的主仆关系，因而对罗马帝国财富的觊觎便成了他们进行掠夺征战的唯一目标。
即便是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终其一生也未有试图毁灭罗马帝国或是取而代之的野心。他的一系列征服活动，更像是为了维稳自己麾下那批鱼龙混杂的多族群聚合体的向心力，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不会因为财富的断流而终止。
换句话说，钱永远是匈人，甚至是所有迁徙蛮族的核心诉求。
因而在公元1-3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会用其无情的军事机器碾压、消灭所有想要用劫掠的方式扩充自己势力的蛮族族群，而留下那些“听话的”、愿意臣服的族群，给他们定期提供资金补贴，维持他们的统治以确保自身边疆安全。
而一旦到了4世纪后期，帝国因常年内战、动乱而导致国库空虚、军力匮乏，这些蛮族便看到了机会，一个又一个地进行看上去极其危险的政治投机行为：迁徙。
财富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一旦获得了足够的财富，聚集起了足够多的族群，形成强大的政治聚合力和战争实力，帝国再也无法消灭他们之时，便是他们进一步演变，朝国家发展的滥觞。
匈人帝国的灭亡带来的是一场中欧政治格局的剧变。
这颗民族复合体的炸弹的爆裂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搅动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变迁。
在西罗马帝国，大权独揽的埃提乌斯亡命于瓦伦提尼安手下，衰弱的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能聚集起众多蛮族部队抵御外敌的核心人物，此后的马约里安复兴的失败注定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结局。
在中东欧，强大的匈人像无情的除草机，将在此地长期存在的日耳曼部落与文化彻底连根拔起，导致自5世纪后整个中东欧的政治真空，为后来的斯拉夫人崛起和斯拉夫欧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彼时罗马帝国早已陨落，拜占庭也在阿拉伯人的征服狂潮下苟延残喘，因此此处不再赘述。
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这批被匈人统治的族群复合体瓦解后，两个重要的人物将在阿提拉死后崛起：蛮族军事长官奥多亚塞将废黜最后一位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罗慕路斯，终结西罗马帝国；（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里克将带领着自多瑙河迁徙而来的族人远征意大利，建立起权倾一时的东哥特王国，直至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的征服后才戛然而止。 公元476年代表着古典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欧洲诞生在了蛮族迁徙的浪潮中。
帝国的第三定律
在叙述完哥特人与匈人的迁徙历史后，希瑟在本书的剩下部分探讨了罗马帝国覆灭以降其他族群的迁徙演变过程及其对近现代欧洲形塑过程的作用：伦巴第人、斯拉夫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
蛮族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史学界之于其的“他者化”叙事，希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视晚期帝国所面临的民族迁徙浪潮的新角度。
但有关于帝国本身，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在这段历史浪潮中，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希瑟在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
第一千年开始之时，欧洲最发达的地区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拉诺坦欧洲以外，是主要说日耳曼语的后亚斯托夫世界...这里政治单元的规模比并入罗马帝国之前的拉坦诺欧洲的单元小得多，农业生产力也比较低。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居住的还是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农业人口，他们的农业生产制度效率更低，定居点规模更小、使用时间更短，几乎没有物质文化产品。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由此，希瑟衍生出了他的"三速欧洲”理论：
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明显以三种速度发展的欧洲，人口会从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比较发达的罗马欧洲凭借其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从比较不发达的邻近地区吸收了人口。2-3世纪规模较大也较有争议的日耳曼人口流动也符合这个模式，也就是他们也大致向南、向西进入更发达的欧洲地区。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随着政治势力的变迁与帝国边缘地区同帝国内部的交流发展进步，导致了第四种速度的诞生：
贸易机制的运作、袭击更富裕的罗马领土的机会，以及帝国通过外交补贴来增强附属国力量的做法，都意味着在这两个世纪中，直接与帝国边境接壤的日耳曼宫廷积累起了新的财富。因此，三速欧洲出现了第四种速度：内边缘区附属国的财富，超过了之前与它们同等而如今成为外边缘地区的后亚斯托夫欧洲地区。外边缘区的群体和领袖如果想获得更多财富，就需要搬到边境地区。难怪在2-3世纪，移民取代了袭击；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野心勃勃，试图控制蛮族欧洲以罗马为中心的新财富流动。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帝国自身成为了蛮族的猎物。 它的富庶，它的发达，令无数族群垂涎三尺。
因而针对帝国边境地区的争夺始终处于一种白热化的状态，像是一个血腥的修罗场，每个人想要牟取利益，就得从其他竞争者的尸体上跨过去。
漫长、血腥的斗争，以及帝国分化、收买的政策，促成了本处于落后状态的蛮族部落向一个更为团结、更为强大的集权化族群转变。
新兴的权贵阶层在与罗马的来往、交易中将大量财富纳入囊中，使得他们有了资本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完成对族群其他势力的暴力压制；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则在不断的贸易交往中促成了蛮族族群的政治制度演变，形成了更为有效、发达的政治体系，为后续大量蛮族迁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帝国本身的威胁又成为维系族群内部身份认同的重要推力，分裂必亡，团结才能生存，这使得帝国的外交、军事压迫不再致命，最终形成了整个边疆地区实力颠覆的局面。 这对此现象，希瑟巧妙地运用了牛顿所提出的力学第三定律，以为他的全书下一个最终的、也是最深刻的结论：
一个军事上更强大、经济上更发达的侵略性帝国，会促使其周边的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变化累积起来，就会产生更有能力抵御帝国侵略的新结构。这种模式重复出现并非偶然，也是帝国不像钻石那样‘’恒久远“的根本原因之一。帝国通常的行为方式，加上经济动机会与帝国固有的侵略行动，会促使受帝国影响的人做出反应，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反应削弱了帝国的能力，使帝国无法维持一开始使之成为帝国的力量优势。简而言之，说到帝国统治为什么不能持久，一个答案是，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在起作用。帝国的权力作用于其他社会，产生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而等到其他社会有能力充分重组的时候，帝国的优势就会被削弱。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公元前52年，整个高卢掀起了对罗马的反叛运动，狼烟四起的危局在是年9月达到顶峰。 恺撒率军围困阿莱西亚，并成功击败以维钦托利为首的高卢联军，后者立马成鸟兽状散。自此后高卢再无大战事，恺撒成功毕其功于一役，完成对高卢地区的平定。
四百年后，初出茅庐的青年皇帝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面临着绝境。 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罗马皇帝这边，他却成功逆天改命，击溃阿勒曼尼人联军，平定袭扰帝国数年的莱茵河动乱。 然而此役遭受巨大打击的阿勒曼尼人仍保有其稳定的政治架构，取得史诗大捷的尤利安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安抚收买政策。
帝国的第三定律在四百年间重塑了边疆地区的政治实力对比，沧海桑田后，帝国即将走向黑暗的衰亡之日。
这条定律存在，是第一千年中帝国与蛮族的互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