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城降临尘埃 ——《穿过针眼》书评(下)

michaelr
2021-11-25 看过

接续: 上帝之城将临尘埃——《穿过针眼》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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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奖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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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延伸阅读

君士坦丁为什么选择基督教作为国教?

西罗马为什么衰败?基督教的扩张是否起到了负面作用?


匈人到底是不是匈奴人?

网络上容易把造成西罗马崩溃的游牧民族匈人看做匈奴人。一些作品容易把罗马边疆的敌人“匈人”误为“匈奴人”。如《地中海的画像》中提到匈人阿提拉时总是说匈奴人。这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一种民族主义在作祟。看,我们东汉接纳了南匈奴,赶跑了北匈奴,他们一路往西从亚欧大陆跑到了黑海、东欧平原,造成杂居在罗马边疆的东哥特人、西哥特、苏维尔等蛮族的地盘被压缩,只能往两个罗马渗透,最终冲垮了西罗马帝国。这说明汉朝比罗马帝国强大。维基百科上关于匈人(Huns)的条目,其实和匈奴(Xiongnu或Hsiung-Nu)是分开的。东汉窦宪燕然勒石,匈奴于48年再次南北分裂,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西迁,151年以后中国史书不再出现。在《罗马的命运》提到了1907年奥雷尔爵士在敦煌发现的一组密封信件,其中有一封粟特商人写于313年寄回撒马尔罕的信,提到了西晋首都洛阳受到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掠夺,皇帝只能离开,任由Xwn即匈人(Huns)践踏。[37] 但这有可能是中亚粟特商人对游牧民族的统称。

而到376年匈人出现在罗马人面前,已经过去的200多年发生在欧亚大草原上必然隐藏了很多民族血泪史。从2018-2020年近期的考古加基因分析,匈人的基因更像是东亚人融合了西伯利亚和东欧人种的混血血统,这也符合欧亚大草原上游牧民族迁移并征服、融合小民族的特征。阿提拉本人是东亚人的外貌特征,而他绝大部分随从和军队是欧洲人的面貌。

第一个提出匈人与东亚匈奴人有关系的学者是18 世纪的法国约瑟夫·德·吉涅( Joseph de Guignes)。吉本在著书的时候也采用这种说法,到20世纪初时这种假说到达了顶峰。门琴黑尔芬(Otto J.Maenchen-Helfen)先是在1945年在《匈人与匈奴》(Huns and Hsiung-Nu)论文中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反驳了这种假说。后于1973年出版的《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进行了系统性的推断和论证,此后西方学术界不再肯定两者有紧密的联系。 [38]

到了350-370年这二十年间,草原上发生了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中亚上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只能快速迁移,寻找新牧场。4世纪中叶,草原的中心从阿尔泰地区转移到西方,370年,匈人越过伏尔加河。有效射程长达150-200米的复合反曲弓是匈人的致胜武器,他们娴熟地在马上使用不对称的、长约130厘米的反曲弓,要比同样持有80厘米长的复合弓作为武器的斯基泰人威力大的多。他们能在150-200米范围打败无护甲的哥特骑射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 [39] 他们驱赶着超过10万的哥特人闯入罗马边境。378年东部皇帝瓦伦斯在亚得里亚堡城外被反抗的哥特人所杀。 [40] 为了补充兵力,军队的蛮族化正式开始。

欧亚大陆的民族迁移[41]

从现代营养学上分析匈人的起源,与同样的游牧民族阿兰人喜欢肉类和乳汁不同,匈人被记载的饮食习惯里,只有肉类。后期学会制作乳制品,也主要是乳酪和乳酒这类发酵过的乳制品。乳糖耐受的阿兰人属于西北欧种族,而匈人属于乳糖不耐受的两个族群可能性更大:芬族和突厥族。 [42] 而恶名在外的匈人喜欢马鞍内侧下铺垫生肉,一来防止马屁被马鞍刮伤,另外和他们无法获取蔬果补充维生素C,只能依靠生啖没烧熟(高温会分解)的肉类(脂溶性的维生素A,D在肝脏和脂肪中)或吃草根来摄取维生素有关。 [43]

总体来看,匈人对罗马的转型起到压力测试的功能,最终获益的还是那些“熟蕃”。匈人游牧文明的不稳定性,只能从被他们征服的日耳曼人身上来学习,连贵族的姓氏也是多参考日耳曼人。于是在百年一见的领袖死亡后就先崩溃了。

现代的研究观点来看待罗马晚期的历史

以上的延伸阅读让我们对罗马晚期获得了更全面的了解。这在汗牛充栋的史书里都有或多或少的阐述。那有没有最新的学术研究去发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抹去尘封已久的古罗马铜镜上的锈迹以便我们看清“真相”呢?

让我们换位思考。

· 两个经济圈,交集处融合的好坏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以现代内蒙古对(草原游牧)游牧面积的估算,大约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300-400头羊才能共赢一个五口自家。因此一个游牧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44] 游牧经济所能支持的产量是远低于农业生产的。另外气候、土壤和动物疾病很容易造成经济受到致命打击,因此游牧经济圈本身需要包含了辅助性地对其他种族的掠夺,有时会上升到战争。这时就需要部落领袖的领导。

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欠缺性,需要额外的补偿,从农耕社会掠夺或贸易是唯一的方法,当然汉初和亲,从称兄道弟的朝贡体制中,匈奴也能从汉朝得到生活资料和奢侈品。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农耕经济的“寄生虫”。汉武帝有了休养生息后的经济基础,决定转变策略,举全国之力进攻,就决定了两种经济圈的排斥性,就看互相捅刀伤害之下谁先倒下。这时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在长达横跨西汉、东汉两朝百年的打击下终于崩溃。但草原埋没了双方勇士的白骨之后,新的草原之狼——鲜卑又再兴起。

罗马对于蛮族的应对比汉朝更为积极,在依托莱茵河、多瑙河天然的防线之有利地形,多任皇帝都勇于在条顿森林里与蛮族大战,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就死于北方防线。到了晚期,更多的蛮族来到边境,这也给了罗马帝国收买成为雇佣军用以“以蛮制蛮”的机会。像西哥特人就反复在背叛(帝国没钱或弱势或内战)和甘心被雇用充当对方其他蛮族的打手。就像匈人在阿提拉统一前也被雇用来对付哥特人。游牧民族此时还没有觉醒,松散的部落化、经济的脆弱性同样给与帝国可趁之机。

因此转换传统角度,从游牧者的抉择来看,从农耕社会换取生存必需品的好处始终是唯一的目的,不管手段如何。但这种依赖性在395年狄奥多西把统一的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同年附属的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勒索罗马城时被打破。更早的类似的历史可以参考发生在东方汉朝的叛乱。4世纪初西晋八王之乱后,归附南匈奴单于之孙刘渊发动边疆的匈奴兵立国 “前汉” 。同样的反叛在欧亚大陆两端都发生了:吸收了中央帝国文化的异族领袖,看到了帝国内部的虚弱,召集未被全部同化、武力还强盛的族人举起反叛了大旗。

这里有个“时间差”,游牧者领袖或后代入朝为质,学习中央的文化,可以见识帝国的强大而收敛反抗的野心,此时手下部众游牧民族会被中央在边疆安排土地滞留生活。但保留原来经济结构的部属在边疆需要可能一两代人(看教化的力度)才能转变发展模式、融合到农耕生活中,要比单独培养一个忠心于中央政府的“质子”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时候中央出现权力分裂就给喝了“洋墨水”的质子有了天赐良机。一旦回到边疆召回旧部,就是龙归大海。亚德里亚堡失利前,瓦伦斯对两部哥特人的入境,虽然分而治之(一部接纳,一部拒绝),但没有严格采取以往打散重新安排驻地的经验,最终酿成大祸。

最危险的区域就是围绕边境线的边疆,于汉朝就是长城黄河流域。中国可以按照雨量进行一个经济圈的划分,长城的一段就在这条从东北到西南的十五英寸等雨线上。[45]

等雨线

在游牧者眼中,所谓的国界、长城都是可以无视的,边境一条线不如一长块边疆区域来得真实。在天灾面前,对农耕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强。这时候农耕社会强盛,就依靠和亲、赏赐获得物资输入,不答应就只能抢夺。

欧洲是以顿河为界,东部的降雨量无法提供农耕所需的灌溉所需。哥特人就一路往西,改变了游牧生活,到了黑海一带,就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了。不过他们的流动性要比罗马固定的农耕生活更大些。对于罗马来说,少量的蛮族可以控制在两条河的边界村落,但天气转冷,越过结冰的河面偷偷进入帝国境内的上万蛮族,管理不到位(军队的腐败导致武器没有收缴,人群没有打散),就有了让民族矛盾爆发的隐患。最后蔓延到国内就是心腹大患,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变成附属国,蛮族有了独立的自治权,出兵给罗马当雇佣兵是要看代价的。罗马无力支付时,就只能自己动手抢劫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匈人反而看着凶残,其实也就在阿提拉统一部落后有个十多年的祸害。造成麻烦最大的反而是这些出了很多精英被罗马委以重任的、处在两个经济圈交集中的蛮族民众。仅把这些入境蛮族作为兵源目的的罗马政府,完全没有像汉朝一样儒家教化、民族同化的手段去改变他们世俗的忠心对象(汉朝也没完全成功)。蛮族们依然看着雇佣兵的合同条款看是否合理,不合理就直接抢雇主。引发亚得里亚堡失利的根本原因也是东部没有足够多的兵力弹压,无法一下子安置同时到来的两个哥特人部落(瑟文吉和格鲁森尼)。这两个族群预计能各出1万多士兵,如果乘以4或5计算出两族大致各有5-10万的人口。如果按照惯例,皇帝会迁移安置一个投靠来的部落,蛮族中强壮的当兵、弱小的做农民,交出人质,改信基督教;战败的蛮族更惨些,被卖为奴,或为佃农,25年内不从战俘中招募新兵,这些手段在强大的军力保障之下是可以执行的。可惜罗马兵力已经铺太开,边境的军队捉襟见肘了,在管理者心软没有摆酒杀头领的情况下,反叛酿成荼毒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大祸。

如果统计蛮族对西罗马的伤害值,非基督教的蛮族,如撒克逊人、匈人(迅捷如豹)、法兰克人、格皮德人和阿拉曼尼人像同心圆一样围绕着高卢(P764),只是让人不安。信奉阿里乌斯异端的哥特人(聚散似狼群)和汪达尔人(阴险如蛇,文明摧毁者的代名词,抢占的北非地盘也是带状的)应该是最高的。这些蛮族的经济以农耕和畜牧并存。在不断地和罗马(虎落平阳)交战和听从派遣中,学会了更先进的文化和军事思想,并以曾经效忠的同样阿里乌斯派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瓦伦斯为荣。(P764)在边疆区域占领着帝国的边缘,培养出自己优秀的领导人。一旦帝国虚弱,或启动其他方向的大型战争,他们就伺机而动,争取到更多的自治权。从军事雇佣兵帮凶,到能讨价还价的 “同盟国” ,再到后期他们得到了中央罗马承认的土地和收税权。这个从打工仔上位成为合伙人的过程在4世纪末前完成,410年阿拉里克占领罗马说明势力已经无法阻挡了。

《帝国事业:毁灭》——阿拉里克410年掠夺罗马城 [46]

边疆,永远是游牧经济圈对农耕经济圈发动战争的策源地。同样,也是农耕社会反击游牧民族的蓄力区。

匈人看着很凶(反曲弓射程最远,学会攻城,447年毁坏大部分的色雷斯的城市和堡垒要塞)[47],经济结构上属于完全的中亚草原游牧经济。在危害20多年后,453年随着阿提拉死于新娘的床上(新婚之夜过量饮酒,造成血管爆裂而亡) [48] ,匈人帝国也在众多松散蛮族的强力挣脱下,变得弱小,消散,最后合并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油画《阿提拉之死》

两者在于罗马帝国碰撞中不同的归宿,符合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提出的贮积区(reservoir)的概念。在他看来内亚和中原帝国两个历史循环圈的发展关键就是这长城沿线的边缘地带。这里是两种经济圈各种典范与秩序的交叠之处,兼具定居农业和游牧社群的两种经验,很容易建立和发展出中原与草原的大帝国。 [49] 换到同时期的欧洲大陆,这一条边疆——贮积区理论也很适用。

古罗马不怕单纯游牧民族的冲击,就怕半农耕半畜牧民族的蚕食。

蛮族在边境的稳定生活给帝国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也让基督教普世的思想越过边境,轻易地在更多的东哥特、西哥特、摩尔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以及阿兰人等非罗马民族群之间获得了宗教认同。比如,抢占北非地盘的汪达尔人是阿里乌斯派,而非正统尼西亚派别,占领迦太基后反施彼身,把大公教派神职人员要么强迫改宗,要么直接驱逐。这时的战争有了宗教战争的雏形。

402年打败西哥特阿拉里克的执政官——斯提利科的父亲是汪达尔人,母亲是罗马人。他被诬陷时不愿发动内战,宁可以一个罗马人身分受刑,可惜手下军队在当权者镇压下纷纷投入蛮族阵营,造成后期罗马的陷落。几十年后的阿提拉入侵更是借了 “上帝之鞭” 的口舌,451年对抗他们的是西哥特人和罗马军队的联军,军事指挥家、 “最后的罗马人” 埃提乌斯本身也是东欧/中亚斯基泰人后裔,他像是阿提拉的镜像,都有着在异族做人质的经历,学习到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奥秘——机动性让他选择使用更昂贵的骑兵来对付蛮族,只不过花费更高,经济压力更大。(P768)他能身居高位,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但信奉大公基督教的皇帝是不大可能允许其他派别的 “蛮二代” 来担任军事总指挥这样的职位的。

和匈人的447年入侵巴尔干半岛胜利后,对东罗马要求赔偿黄金,提高岁贡以及支付战俘的赎金等要求不同,在408-410年入侵罗马城的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更懂得节制。从人性角度来说,匈人屈服于自身欲望,属于低层次的需求,罗马帝国在高卢挫败他最远的长途奔袭之后,他已经不能从战争获得最大的利益。

阿拉里克一世 [50]

而阿拉里克三次围困罗马城,想从皇帝真正得到的是对他的“承认”,只要有足够的谷物,对黄金和指定定居点这种物质要求反而一再降低。这是他意识到罗马还有潜在的力量,只能采取保守的做法。但阿拉里克自400-401年从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到408年几次威胁拉文纳政权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一份新协定。这份新协定将承认他在两个哥特族合并后唯一的权威,并且提升哥特人382年合约中与罗马的对等关系,把定居点的税收直接给他们。 [51]

从人性角度上说,他没有得到罗马人的 “承认” 才是犯下之后洗劫罗马城罪行的主要动机。这样的志向,已说明哥特人的 “野心” 不是游牧民族来去如风,只为利益的一时之选,他们要从 “流寇” 转变为 “坐寇” ,这样就不是一块 “飞地” 或定居点领地就能打发他们的了。帝国无法满足他们,那蛮人们只能占据原先主人的土地、新建自己的帝国!

476年的欧洲 [52]

蛮族的扩张,打击的是世俗中央罗马的根基。百年的帝国,千年的宗教。教会在帝国分裂后原来罗马的城市进行传教,所需要的许可只不过换了主人的权力机构,从中央罗马改为从各个领地的蛮族国王那边取得而已。于是在动荡的权力变迁中,这普世的“第三等级”反而获得了更多的信徒。原先罗马帝国的顶部皇族和顶尖贵族不但损失了大量的土地和人民,土地收入在缩水、朝不保夕的生活前景下需要更多来自宗教的心灵慰藉,想象着保存现世的财富,在死亡后还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而在彼岸重获幸福的生活。因此,末世阴影笼罩下的古罗马反而让新型的精神帝国在俗世社会崩溃之际重新获得构建。

奥古斯丁继承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

本书的内容可以以奥古斯丁的存在作为分界线,之前是罗马晚期社会崩塌的过程,他也将在430年希波城陷之前死去;之后是更多的宗教学者和主教汲取他的思想,为日益壮大的宗教团体和事务打上明显的思想烙印。在基督教的理论中,它解决了两个人类最关心的问题。

《希波的奥古斯丁》

第一个,死亡。奥古斯丁批判了伯拉纠思想中认为婴儿没有原罪的倾向,他的理论中把整个人类置身于亚当后代无法摆脱的命运,原罪只能在日常的捐赠中获得减轻。在《上帝之城》中他认为死亡“作为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所有人都将被径直驱使落入没有终点的第二次死亡”。“靠着基督之死的代赎,这个死亡得以克服,死成了通往永生的桥梁。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死亡也会变成永死……”[53] 而决定这个第二次永死或永生的,就是看平日对教会的捐赠了。

“奥古斯丁有关用日常捐赠来赎罪的严肃观点和萨尔维安有关死后审判的夸张论述被结合到了一起。”基督在宏大的末日审判之时,把那些怜悯他人的绵羊安置在他的右手边,并且被迎入他的王国。而山羊被告知 “要往永刑里去” 。这些潜在的山羊寄希望于圣徒们的调节获得怜悯,罪人们可以在末日审判的最后时刻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典——“赦免” “宽恕” 。 (P888) 这样的理论让富人争先收集圣徒的遗骸,并建造精美的教堂,把自己死亡后以及家族的墓地尽可能近地安排在圣徒墓地附近。

第二个,来世的财富。奥古斯丁强调“将平日的施舍当做平日罪孽的补赎”,“将财富本书看成上帝的礼物,这个礼物需要以各种形式来管理,就像代理人管理罗马帝国的地产那样严谨和细心。”(P898)他的布道词反复地灌输了这样一个理论,存在于 “教会的财富甚至能够让人在尘世中也拥有未来,因为这种财富的使用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永恒的终极。” (P899) 有在生前就把家庭财富变卖捐给教会的,但更多俗人会在临终一刻立下遗嘱,把所有财产转交给他们信任的教会。因为他们相信无私的教会是变化无常世界中永恒的绿洲,财富打开的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快速通道。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12世纪手抄本细密画 [54]

作为结果,基督教和其他关注与彼世的宗教一样,如中亚宗教以及佛教都获得了大量的俗世财富,变得非常富裕。(P898) 到了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布了《教皇敕令》,规定教皇有废黜皇帝的权力。 [55] 这时拥有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土地的教皇国已经和世俗皇帝并驾齐驱,更厉害的是他掌握世俗世界之外信仰之地的绝对权威。 曾经,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现在,上帝要全面接管世界了。

上帝之城将临尘埃,

上帝之城降临尘埃!

政治观念下的基督教思想

以上论述古罗马的衰落的过程中,美其名曰转型也好,会感觉有一股历史的潜流在西罗马告别的舞台上涌动,它不但出现在王庭、战场之上,更是在所有罗马公民或蛮族的脑海之中。它存在于古希腊的城邦理念之中,也在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希腊化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各个等级之间流动,到罗马城破时多神教与基督教教派观念发生冲突时更是激荡涌现。

沉思如海的马可·奥勒留避不开血脉流传的基因冲动,把元首之位传予康茂德时,他失去了斯多葛学派洒脱的气度,换得的是安东尼王朝的覆灭;带上首位皇帝头衔却在退位后安心田园生活的戴克里先,出生伊利里亚的他敢于对意大利首次征税,但对顶层设计的“四帝共治”缺乏人性贪婪的预计,先进的继承人制度一代而终;后继有为的君士坦丁大气磅礴地想要窃取耶稣在人间的地位,但在尼西亚公会上看到自己青睐的尤西比乌斯(阿里乌斯派)输于大多数主教坚持的“三位一体”决议,也只能无奈接受。这时传说中的多神神话、君王的世俗统治制度、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哲人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理论被编织着拧成了四色缆绳,从城邦到帝国,繁多民族的思绪忐忑地坐在缆车车厢中、被牵引着走向远处迷雾中的山峰。

是否有一种理论能把这些俗世的争夺和宗教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去看清古希腊哲学、以色列基督教和古罗马帝国兴亡的逻辑关系?

确有这样一位历史哲学家对以色列、希腊以及圣奥古斯丁的宗教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把之后、黑格尔、马克思,甚至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进行了融会贯通。对埃里克·沃格林来说:历史是人心的展开;史学是凭史学家之心对这一展开的重新建构。 [56]

对于他研究的理论,以下几个概念需要提前理解把握:

“小宇宙”:一切社会,即便表现为其最世俗化的形式,都是人类关于宇宙的想象性图景的摹本。其功能在于以比拟的方式模仿宇宙总体,从而充当抵抗诸瓦解力量的“庇护所”,永远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由于它在历史中呈现为真实政治社会,有其真实的政治社会制度,因此它留下其庇护功用之理性化的历史遗迹,这种遗迹由“通常称为政治观念的东西”构成。 [57] 主要功能在于缓和人的生存焦虑,通过对共同体的魔法式召唤,确保人的灵魂在秩序良好的宇宙中有一个充满意义的居所。 [58]

“魔法”:一种企图,要以人类的欲望和意志的有限力量,创造出一个绝对的宇宙。

“符号”和“召唤”:政治观念是强有力的符号,能够召唤小宇宙及其组成部分进入生存,其方式如同远古魔法看待一个名与它指称之物的一种直接的实体关系。创造政治小宇宙及将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化,是召唤行为。[59]

“信仰”和“共同体”:信仰不是一个智识过程,而是整体人格的转化,通过这一转化,人得以融入共同体的本体。这一转化被说成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类似上文提及的奥古斯丁经历的奥斯蒂亚现象),以及非常独特地被描述成是接触“来世权能”(dynamis,类似于上文君士坦丁梦见的基督)。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权能”周行的场域;信仰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一过程,人成为该场域的一分子,浸淫于周行不殆的权能本体(《希伯来书》6:4-5)。[60]

到了后期,他新增“居间”(从指称处于存在之中的个人的地位与状况,扩展到也用于描述实在、宇宙和历史的特征。 [61] )以及 “畸变” 等新的概念。

如果把希腊神话,古希腊哲学,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以及罗马前期共和国、后期帝国的思想史编成一个对照表,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神话以及宗教对生命和社会的深入理解:

政治观念史稿

奥古斯丁之前

奥古斯丁的思想融合了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神话)、早期的摩尼教思想(光明和黑暗二元论)以及基督教神学概念,创造出civitas terrena(地上之城)和civitas Dei(上帝之城),这两座城将在罗马末日的余晖中迎来历史的终结,犹如人生孱弱的老年阶段。

(以下主要内容是对沃格林《天下时代》导言部分的重构)

而这种融合犹太教《圣经》的灵性洞见和古希腊哲学的理智性洞见的方法,来自于比基督更年长些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约公元前25年~40年或45年)。他创建的解经方法被称为隐喻解读法(Allegoresis),并将被后世的教父们所遵循。 [62] 这是一种解读摩西所著律法书的方法,对于这部不易理解的著作,斐洛把它分为两个层次:表面或字面的含义,以及潜藏的、必须进行解读、提取其中深意的含义。这样古老符号化语言同伴随它诞生的那种因应当时语境的经验相分离,通过想象,这些符号同解读者所拥有的、经过分化的经验相结合,进而把这种字面意义转化为潜藏含义,以使遭受严重萎缩的文献遗产得到滋润,重新点亮理智性和灵性的亮光。古希腊哲学通过畸变使它成为一种适合进行隐喻解读的工具,以色列——犹太律法书含有的灵性经验受到畸变,以便适用于隐喻的解读,这样的伟大相遇在亚历山大发生了。

柏拉图止步于著作中哲学家的神话探索极限,哲学没有进一步在灵性方向上运动;随着亚历山大帝国以及后期的罗马帝国的扩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表现为坚定的逃离症状,通过对神话诗施加教条畸变和对隐喻解读的沉溺,目的在于通过对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视而不见,由此掩盖不愿面对或无力面对普遍人性(由大帝国的创建而产生)引起的精神层面的问题。

然而后继的斯多葛派没有遵循柏拉图意想的灵性路线,以回应亚历山大帝国扩张带来的问题,那就是被征服民族繁多的文化及其支持的众神,需要分化前进到一种普世文化,尊奉一位所有人都能膜拜的唯一神。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仅仅满足于对于哲学家神话诗所使用的各种符号进行实体化,这样一位创世神合乎神意地塑造了宇宙的秩序并且创造出一种精神层面的普世人性,它让斯多葛哲学思想变成一剂舒缓划时代事件所引发震动的止痛剂。但西塞罗《论共和国》中体现的普世的唯灵论还是对后来的基督显现产生了影响,无论是对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产生了约束的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不但适用于罗马和雅典,也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的民族。“那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将会是所有人的唯一神,将会是此法的作者、裁决者和制定者。”这里唯一神的观念就非常接近基督教了。

与局限于犹地亚地区的古老犹太教不同,接受普世观念的基督教更容易为民族众多的罗马帝国所接受。与奥古斯丁同是北非人,奠定后期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说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 150-230年)对斯多葛派进行了嘲讽,他认为神就是逻各斯,也就是言语和理性。逻各斯创造了宇宙,神的实质是圣灵,能作为世间的言语、理性和自身的力量而出现,这种实现来自于神性实质,并紧密结合,这种实现就是神之子——基督。那他是否就是西塞罗表白中所说的神?是否来自《创世纪》中所描绘的创世神?这样的疑问需要更精致的大脑来完成解答,奥古斯丁的《论真信仰》进行了初步回答,并在《上帝之城》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建构

借用了柏拉图笔下世界的摹本(这部论著的第一部分共有十卷,对应柏拉图十卷的《理想国》,第二部分有十二卷,对应十二卷的《法义》),奥古斯丁用上帝的创世为开端,加以基督的祖先世系标识了秩序参数。这样的基督教纪元结构,有一个决定意义的弱点: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没有其自身的结构,因为基督的显现而让历史的前进完全失去了“内在的”目标。[63] 奥古斯丁眼中解体的帝国景象就是引导到某个不远的时间节点,这样无目标的进程才会被基督的再临而打断。

与保罗强调的“因信称义”不同,奥古斯丁虽然保留了听从教会召唤从而获得灵魂的自由,但语境上却变成上帝事先知晓其进程的历史。人类丢失了保罗口中提及的那种巨大自主性,这源于奥古斯丁对于末世景象下人性邪恶的认知,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鸿沟,教会内部的分裂斗争都表明,人类即将不可避免地分为得救之人和迷失之人。 [64]

奥古斯丁的贡献

对于这部宗教著作的现实意义我们还将看到:主导奥古斯丁理论的第一个主题是“和平”,这是衡量一切社会秩序及其特定目标的尺度。迎入他眼帘的帝国灭亡之时的景象,唤醒出他对上帝之城中永久和平(pax aeterna)观念的渴望,这是所有社会的规范原则,只是在帝国晚期民族大迁徙之下暂时成为一个梦想。但内部和平是家庭秩序的目标,也是城邦的目标,帝国的目标,甚至人类群体对所有历史阶段的渴望。 [65]

下一个关键要素是对民族个人的认同。帝国希冀自己的铁律强加于其他蛮族之身。造成亚得里亚堡之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瓦伦斯皇帝对于哥特两个部落平等要求的枉顾。奥古斯丁是承认民族(gentes)个体生存的第一人。他认为各个种族文明的人格不应该被抹杀,而应在精神上被提升到基督教的水平。所以他甚至被史学家认为是“国际法之父”,因为奥古斯丁创立了民族理论,他的理论让基督教多民族一体的观念慢慢沁入人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民族(Nations)觉醒的迹象。[66]

所有宗教都要回答的一些要素

1) 当下活着的人如何与过去和将来的人类相联系?

犹太教-基督教是通过基督降临,通过“福音准备”和“上帝之城”的概念来解决;而佛教是用“轮回转世”(metempsychosis)来解释。 [67]

2) 神性如何显现?

神性实在为一,但其显现则通过超越与开端这两种模式得到体验。超越显现于对心灵的运动的直接经验之中,使用的是一种启示性的语言;而神性开端的显现则经由一种经验的中介,即对宇宙中的事物之生存与可知结构的经验,使用了神话性语言。这种灵知主义体系的建构过程,先构思超越的结局再扩展到开端。

人们体验神性实在的目的就是渴望了解超越与开端所遵循的方向,因此任何创世的叙事或宇宙的起源的诉求都永不消失,最终形成的符号化表达都必须包含超越与开端这两种体验。纵观历史上的精神突进,它们都有这样的规范:在哲学家理智极限之下的、一定历史范围内,人类都将通过一定符号化的行为,去反对/打倒其对立面(如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光明神对黑暗神),并将追求到一种信仰者必将获得救赎的超越。为了使灵知主义达到人人理解的程度,它必将进行畸变,进而具备强劲、明晰的终末论意识。而基督教中就体现在基督的显现之中,从而使终末论成为一种既塑造人性又毁灭人性的澎湃力量。

终末论的终末

每一种观念或符号都宣扬自己是一种终末论,历史将终结在他所预见的尽头。基督教也好,黑格尔也好,都想象着自己头脑中的轨迹将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终末论在历史上每每绝望或转折时刻多次地出现,也让这样的理论成为历史学家们博得眼球的手段,幸运的是,人们最终看到的还是人性克服了自身缺陷,而获得一次次孕育新转机的希望。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云端的旅行者》

除了期待崩溃的世界早日结束它痛苦的经历,以便能够看到天堂的永久和平,此时的奥古斯丁和民族国家时代末期的黑格尔一样,观点不谋而合。历史的悬崖边,烦乱的杀戮让布满晚霞的帝国晚期耗尽了前进的动力。世界的边缘隐没与虚无之中,需要怎么一双透亮的明眸去寻找那条隐约的前行道路呢?

尾声

罗马城地裂,弟弟雷穆斯跌落时回头望了一眼站在裂缝边推他一把的哥哥罗慕路斯,漠然一笑,转头加速消失在裂缝深处。他将在彼岸获得永生。

勘误

P430, “尽管拉兰特的教堂是君士坦丁……” , “拉兰特” 应为 “拉特兰” ,“the Lateran basilica was a church built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Constantine…”。

P431,地图3 基督教罗马,300-500年,右中“拉特朗花园”应为“拉特兰花园”(LATERAN GARDENS)

P443, “——可能是在他结婚仅仅几年后——” , “他” 应为 “她” 。 “—perhaps no more than a few years after her marriage.”

P599《论上帝的统治》,P748、759、760、762、763《论神的治理》(De gubernatione Dei)翻译不一致。

注释

本书内容的引用将直接在句末括号内标注。

[1] 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Brown_(historian)

[2] 忽左忽右155 :彼得布朗与他的古代晚期世界。

[3]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现代出版社,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编著,申华明 译,插图第189页。

[4] 《君士坦丁传》,商务印书馆,[古罗马]尤西比乌斯。第186-188页。

[5] 《两个世界的战争》,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美]安东尼·帕戈登 著,方宇 译。第100页后的彩插。

[6] 《君士坦丁传》,前言XVI。

[7] 《君士坦丁传》,前言XVII。

[8] 《轴心时代》,上海三联书店,[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 孙艳燕 白彦兵 译。第86-87页。

[9] 《君士坦丁传》,前言XVIII。

[10]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插图第2页。

[11] 《BBC世界史》,天津人民出版社,[英]安德鲁·玛尔 著,邢科 汪辉 译。第145页。

[12] 《BBC世界史》,第148-149页。

[13] 《罗马的命运》(以下简称《命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美]凯尔·哈珀 著,李一帆 译。第146页。

[14] 《命运》,第195页。

[15] 《命运》,第235页。

[16] 《命运》,第314页,307页。

[17] 《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法]孟德斯鸠 著,许明龙 译。第146页。

[18] 《龙与鹰的帝国》,中华书局,欧阳莹之。第469页。

[19]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中信出版社,[英]彼得·希瑟 著,向俊 译,第259-261页。

[20] 《BBC世界史》,第129页。

[21] 《龙与鹰的帝国》,第398页。

[22] 《龙与鹰的帝国》,第395页。

[23] 《龙与鹰的帝国》,第405页。《罗马帝国的陨落》里希瑟认为有两个数字:64.5万人或43.5万。第73页。

[24] 《罗马帝国的梦魇》,上海人民出版社,刘衍钢 著。第91页。

[25] 《罗马帝国的陨落》,第208-209页。

[26] 《罗马帝国的梦魇》,第121-122页。

[27] 《龙与鹰的帝国》,第424页。《罗马帝国的陨落》第216页,狄奥多西被授权伊利里亚部分地区的临时统治权,以便对哥特人掠夺的地区实行统一管理。

[28] 《耶路撒冷三千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张倩红 马丹静 译,第145页。

[29] 《龙与鹰的帝国》,第353页。

[30] 《罗马帝国的梦魇》,上海人民出版社,刘衍钢 著,第87-88页。

[31] 《命运》,第234页。

[32] 《命运》,第236页。每年刻有死亡日期的墓碑数量。

[33] 《命运》,第235页。

[34]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120页。

[35]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113页。

[36]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171页。

[37] 《命运》,第257页。

[38] 《罗马帝国的梦魇》,219页。

[39] 《罗马帝国的陨落》,第180页。

[40] 《命运》,第259-260页。

[41] 《龙与鹰的帝国》,第468页。

[42] 《罗马帝国的梦魇》,第162-163页。

[43] 《罗马帝国的梦魇》,第146-147页。

[44] 《游牧者的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王明珂 著,第26页。

[45] 《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美]黄仁宇 著,第29页。

[46]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101页。

[47] 《罗马帝国的陨落》,第366-370页。

[48] 《罗马帝国的陨落》,第406页。

[49] 《游牧者的抉择》,第293页。

[50] 《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浙江人民出版社,[英] 马丁·J.多尔蒂 著,王琳 杜永明 译,第28页。

[51] 《罗马帝国的陨落》,第249,267页。

[52]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224-225页。

[53] 《爱与圣奥古斯丁》,漓江出版社,[美]汉娜·阿伦特 著,[美]J.V.斯考特 J.C.斯塔克编,王寅丽 池伟添 译。第174页。

[54] 《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第119页。

[55] 《两个世界的战争》,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美]安东尼·帕戈登 著,方宇 译,第121页。

[56] 《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美]沃格林 著,段保良 译。第36页。从维也纳逃离纳粹魔爪,辗转到美国教学的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年),原本于1939年被一家出版社约稿,需要完成只有200来页的大学教科书“政治观念史”。然而随着他思考的深入,一再拖稿的他把灵知主义升级扩展到现代意识形态。他深思熟虑过后的思想已不落窠臼(如“观念”转变为“符号”)。他在1955年出版了《秩序与历史》。而原来稿件中的基础部分虽然属于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但已经初具雏形,因此1986年由“顾问委员会”拍板决定出版这套《政治观念史稿》。纵观他的作品,是可以根据思考的深度分为三个境界的:《政治观念史稿》八卷;《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以色列与启示》、《城邦的世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及后两卷《天下时代》、《求索秩序》(未完成)。其中《天下时代》是他晚期思想的精华。

[57] 《政治观念史稿》,第23页。

[58] 《政治观念史稿》,第101页。

[59] 《政治观念史稿》,第25页。

[60] 《政治观念史稿》,第206页。

[61] 《天下时代》,译林出版社,[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叶颖 译,第27页。

[62] 《天下时代》,第81页。

[63] 《政治观念史稿》,第259页。

[64] 《政治观念史稿》,第264页。

[65] 《政治观念史稿》,第268页。

[66] 《政治观念史稿》,第268-269页。

[67] 《天下时代》,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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