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十一月十七日）

传统革命叙事的叙事框架逐渐变得老旧，本书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于革命叙事的一个挑战。

在开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叙事模式：他并非以启蒙叙事来代替革命叙事，从而将某种中西之争的张力重新带回故事中。相反这个工作以更加隐秘的面貌体现出“启蒙-救亡”交织的双线结构，一方面是启蒙精神的觉醒，自由平等之一系列普遍价值诉求的提出；另一方面则是救亡运动的展开，为了赓续文化传统，拯救民族性的要求的高涨。在二者之下，进一步展开为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答案的求索——民族的与普世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古老的与现代的，秩序的与力量的......总而言之，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体性）展开为各种形态进而交织在一起。于启蒙-救亡的张驰间推进着中国近代的历史一步步走向现代。这种复杂性在各处得到表现，尤其是文化求索的一次次迷茫与尝试（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新诗，戏剧）。

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叙事仍不曾消退，但它内部无疑被复杂化了，它不再平滑，相反质密而充满纠结，充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与驳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种叙事范式的转化正悄然发生，革命叙事本身在悄然遭到解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作者在探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力图将后者置入哲学传统中进行分析，将他与谭嗣同等人强调身体，感性和意志的思考勾连起来，某种意义上试图标明一种纯粹的断裂根本不曾发生，藕断丝连才更为接近真实的面貌。

但就笔者而言，上述内容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李先生的哲学学养在略论新儒家一篇中可以看出，或许还有些欠佳。但他洞察之敏锐独到还是不乏透辟之语。笔者认为本书最深刻也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或许是他对于鲁迅的论述。后者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唯一对传统进行深刻批判的人（其余人的批判在笔者看来都是幼稚的，或者，时代性的），冯xf将其定性为时代性的，民族性的。与此相反，他根本不能体会到鲁迅处理的问题比他所处的时代的表面状况更为深刻，事实上他真正洞见到了一个现代人面对生命本身的荒谬感和混沌的孤独，而那恰恰是他最为真切的生存体验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首先达到了一个自觉的现代人的高度。

因此他的批判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时政批判，文化批判，相反必须首先被理解为形而上学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一种真正深刻的方式参与到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求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