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立和文以载道

北溟鱼
2008-06-03 19:30:47 看过


        一卷书,一支笔,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不变的人生追求。一卷书,坐而论道,穷则独善其身,再有上几个学生,便是如孔老夫子似的千古的风雅;一支笔,起于乡野,至于庙堂,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亦少不了几个学生:时也势也,功名利禄总有雨打风吹去的一天,文章却是千古事,做老师是“终身为父”的殊荣,更是浇灌自己政治理想的便捷途径,更不谈如东汉桓帝年间太学生集体请愿而沸沸扬扬的“党锢”事件,学生,本身就成了政治的主角。
        进也好,退也好,学术是文人藏在手里的私房钱,得势的时候用来锦上添花,失势的时候用来雪中送炭。在中国的历史上,学术的问题从来就跟政治分不了家,否则刘歆确认古文经为官家经典的路也不会那么曲折,康有为也不会津津乐道于考证孔子对于改革的看法。随便问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关于学术,老师,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文以载道”或是“传道,授业,解惑”。这一个道字是学术的最终追求,却也是政治的实践顶点,要对传统的中国人说“价值中立”,只管传授客观事实就好,显然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中国的学术,鲜少客观事实,而中国的文人,从来不是纯粹的学者身份。
        但是,当中国人在以道为文的路上悠然前行的时候,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却把这样一种延续了千年的价值观念推向了可堪质疑的砧板上,与之截然不同的便是“价值中立”。
        从纯粹的学术传承来看,价值中立并非韦伯独创,而是系统化的实证主义思想,是在孔德、斯宾塞,以及杜尔凯姆的相似思想中发展出来的,其实质在于他们认为, 社会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是同质的, 可以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去, 因而社会科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一样, 只是描述客观事实, 寻求客观规律, 只说“是什么”, 只作“事实判断”或“实然判断”, 而不掺杂自身的好恶, 不包含价值因素,不说“应该是什么”, 不作“价值判断”或“应然判断”,韦伯认为此举可以完成科学对神学“除魅”的理论。用韦伯自己的话可以很好的解释此种“价值中立”:
        例如,一个大学教师要“论证”某些社会需求是“正当的”,那就是胆大妄为,而他要想通过科学和学术的手段来证明它们是“不正当”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两者根本上都是不可能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6.4 《韦伯论大学》之《大学的学术自由》P33)
        更进一步的,韦伯认为,科学或者学术手段所能够达到的只是分析出某种事物的需要和它的本质,使得我们可以讨论它们的历史根源从而产生一种真实感,从而分析出实现它们的先决条件,以及在当前的情况下它们是否可以按照最初的愿望发展。而承认或者否认从中传达出的信仰,对相关的问题做出决断,是学生的个人责任,学术上的指导者是不能够越俎代庖,也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很多诟病韦伯“价值中立”论的学者抓住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和自然科学完全的等量齐观,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厘清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的区别?是否能够摆脱对于时代政治或者被时代政治所影响?社会科学,如果它不具有客观性的话,韦伯的论断岂不是痴人说梦?
        作为照应“价值中立”说的例子,古代中国的经验又无疑是绝好的代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所有的学术都处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范畴,就算是少量的自然科学,也是包含在甚至是为作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目的服务的,而考察人类历史,更是鲜少有像古代中国一般,按照培养文人的格式来培养官吏,最优秀的文人和最优秀的官吏在很大部分上重叠的例子。
        观察中国的历史,绝大部分文人和教育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瞄准了政治并且以之为最终目标的,但是依然有两个时代是类似或者说是近似的出现了韦伯“价值中立”思想的。
        其一,是充斥着酒鬼,隐士和嗑药仔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较之之前的“举贤良”时代和之后的“科举”时代,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文人缺乏上升途径的“黑暗时代”,频频更换的政权以及当权者不懈的想要收买士人阶级的努力把文人的说话空间挤压到了近乎真空的阶段,真正是动辄得咎,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因而不著述的清谈成为一种时尚,就如同剔掉了价值取向来谈客观事实,在表象的务实之下隐藏的是柔软的反抗。
        无独有偶,这一招被后来的“乾嘉学派”从实质上继承了下来。若要说做学问,中国历史上少有如此纯粹而客观的学问,二王父子的训诂至今还是我们古汉语课必修的内容。但是反映的政治现状却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在统治者对于言论吹毛求疵的状态下,类似的“价值中立”无疑是一种自保的体现。
        如果我们抛开学术的传承去看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恰好可以窥见一点魏晋和满清时候的影子。
        价值中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考察韦伯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一系列论文来看,”价值中立”的概念是韦伯从“贝恩哈德事件”起思考德国教育制度,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的产物,是在帝国政治当局不断的压缩大学中自由言论的情况下韦伯为了实现学术自由而提出的一种以退为进的自保方式。
        在论及为什么需要“价值中立”的时候,韦伯明白的表示,在毫无限度的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价值的时候,“恰恰是最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实际政治的价值问题,由于政治局势的特性,反而被排除在德国大学讲坛之外。”因而,韦伯认为,“鉴于大学讲坛一直不允许自由的讨论决定实际政治的价值问题,我认为唯一能持续科学代表尊严的,便是对有人极其乐意让他们来处理的那类价值问题保持沉默。”(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4:《韦伯论大学》之《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p86)
        价值中立,与其说是韦伯的一种学术观点,不如说是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用以贝恩哈德为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喉舌控制大学学术自由的情况下的一种高贵的沉默,一种无言的抗辩。这也是在大学在受到政府财政援助和享受政府特权的情况下,因为“吃人家的嘴软”而成为“国家”对大学生实行政治调教的工具的现实下一种无奈之举。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因而它本身就表达了一种价值倾向——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
    这么看来,单单的争论“价值中立”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脱开一个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去看这件事,往往使它因为脱离了前因后果而显得孤立又荒谬。正如把褒衣博带的魏晋风度拿出那一个时代去看,看见的也许是衣袂飘飘的风雅,但在彼时却是为了能够嗑完“五石散”散热之用,缺少了“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永远是充满了争议而不易被人理解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从逻辑上去论证“价值中立”的合理性恰恰是颠覆了社会科学本该拥有的“社会性”,架空了时代价值来谈价值,就是刻舟求剑式的悖论。而要在任何一个与韦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去复制“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件买椟还珠的无用功。
        恍然明白了韦伯的醉翁之意之后,不禁大赞人类的共通性,在每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知识分子总能想出各式各样自保的办法,或是放浪形骸,或是钻进故纸堆,或是发明一套“价值中立”的理论来一个事实上的“非暴力不合作”。然而,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在暴力和强权面前,只能韧如蒲草般的熬着,最强烈的反抗方式也不过如齐国史官一样,准备好了一腔鲜血前赴后继也要在史书上写下一个“崔杼弑君”。在暴烈的环境下,揭竿而起的往往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撑死了也只是吴用一般的在梁山泊晃晃白羽扇,出两个点子,再多的便没有了。历史上上马开疆土下马治天下的儒将倒有一些,只是文人转业成将军的倒真是少,屈指可数的几个还是如文天祥般没有好下场的。
        到最后,能做的还也只是传世文章中藏着些玄机,待得后世好事者慢慢发掘出如韦伯“价值中立”论般矛盾的理论后那一抹不能言说的晦涩。
幸与不幸,倒真是不能一言明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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