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微笑

[已注销]
2008-06-01 看过
《疾病的隐喻》的前部“作为疾病的隐喻”是身为癌症患者的苏珊桑塔格,在备受疾病及其附加隐喻带来的生理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中的思维结果。作为一个有着强健生存欲望和思考能力的生命个体,这个“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也倔强地做着相应的双重反击——积极的反复治疗并力图以自己的思考“平息想象”“从被演绎的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使疾病原理这些隐喻。而后部“艾滋病及其隐喻”是她视角进一步扩大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她思维的一次深化。本书反思了“‘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的现实状况。

通观全书疾病的隐喻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⑴神秘化;
⑵宗教化;
⑶人格化;
⑷社会化。

这样的分类不甚精确,相互之间不乏交叉之处。以我的水平,也只能看出这些。

所谓神秘化,其实就是一种妖魔化,因为麻风或其他一系列传染性疾病在相对的正常人群体里成了一种讳莫如深的现象。这给了患者和常人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患者在世俗中被放逐——无论是生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死亡的社会性死亡”)在很多时候,患者被隔离在社会公共视野之外,因为这些群体在进入公共视野之后的结果也是被异化甚至是被歧视。所以他们选择远离,从而也就在无形中划出了一条隐形的屏障,无人愿意或希望踏入。从而疾病就逐渐演化成了类似某种神秘的力量,病人在被隔离的过程中进入了一段“心里旅程”。但是归根结底这样的隐喻,映射了人们的恐惧和无知。人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踏入了“影子”的世界,而桑塔格的工作就在很大程度上将鬼魅般萦绕于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的影子进行了彻底的曝光,还疾病以其本来的面目。

“古代世界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是把其当作上天降最的工具。而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结核病和癌症——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反叛的一种形式。”所谓的宗教化就是将疾病和具有信仰力量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无论何种联系或是联想都不可能是无端的,其肯定包含着某种内在必然性,在我看来这种隐喻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在经历过瘟疫、疟疾等这样可怕的具有灾难性力量的疾病后,而受限于自身解释能力后诉诸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结果,疾病在这样的状况中甚至具有了某种可怕的诅咒力量,成了宗教的某种咒符或者祭祀仪式。“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洁净仅次于虔诚。”宗教的恫吓色彩无疑加深了对疾病的误解,使人们认为疾病有时成了一种精神信仰的缺陷,从而对自己患病的事实难以启齿甚至使用谎言,并在无意中陷入羞辱与自责的状态中,疾病也由此披上了凝重的宿命色彩。

结核病无疑在文艺复兴时期直至19世纪都是被人格化的经典型例证,随着医疗手段的发展,这种病症在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后,人格化的隐喻也就不攻自破了。将患者的疾病症状和患者的内在精神特点进行绑定,是疾病人格化的最突出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地区的人将结核病视为生命力量的象征,患者在激烈咳嗽后脸颊上的绯红被视为一种生命力量消耗甚至爆发,而其平时苍白虚弱的面相则被视为一种天生的贵族气质——纤弱、敏感、高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浪漫情感的爆发”以绝对的鲜明对比。这种病态的审美倾向甚至让结核病成了患者身份的象征和气质的说明。文人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虚弱被转化成了柔美,无力被转化成了优雅,这直接导致后来源自结核病及其隐喻遍体的众多“为人所知的文学与色情态度”的产生。但很显然,结核病人实际的情感爆发却着实受到了压抑——他们承受着病痛无常的折磨而变得虚脱和神经质,没有病人可以预知下一秒自己将会是怎样。这样的体验中国人自是没有,这样的病症虽让林黛玉微酣娇喘,姿态袅娜,但是并没有一并抹杀众多丑陋的肮脏的咳血的场景和现实。而这样的病态审美中国倒也不是没有,比如对中国自古对三寸金莲的癖好。摇曳生姿的走路姿态着实激发了男性的欲望,同时女性不可远行的锥心之痛更从事实上巩固了男人的支配地位。文人的欣赏、贵族的崇尚等等其他因素也成了裹脚风俗盛行的重要因素——和对结核病之欣赏完全对应的症状,但是唯一的不同就在于结核病是不存在选择性的获得性病症而金莲却是人工形成,这无疑不加深了金莲文化的残酷性,金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人性中残忍的近乎变态的审美乐趣和冲动。因此我把这样的现象也看做一种疾病,女性被动获得性疾病,这无疑是性别、社会、观念等的一系列压迫的产物,还好中国人经过西方相对正常的自然的审美灌输后,勇敢地剥除了附加于金莲之上的隐喻,在达到精神解放的同时甚至带来一定的抚慰——对中国女性地位偏差的纠正,对人性阴暗面的直视及指斥。
    
社会化虽然在本书中没有太多的篇幅,但在我看来却是比较具有思考价值的部分。我所指的社会化是指疾病因其隐喻性质而成为众多社会现象的代言名词,如波德莱尔将民主和梅毒联系在一起,甚至说每个人血液中都存在着此种病毒,以借此说明民主的强力感染性;“病毒”也成为了变化的一个同义词;“艾滋病无疑成为了地球村反乌托邦的先遣队之一”。反过来,在政治或者社会事务上没有得到对等或者相应的人,也可被看疾病患者,只是这种疾病带有社会性,政治的压迫、生存的危机等种种社会原因使这些人患病。
    
“我们加诸于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阴郁的态度,反映了我们对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映,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惧的恐惧。”这是桑塔格精彩的思想结论,也是我对于本书最为印象深刻的论断。


很显然,隐喻成了本书的核心词汇。隐喻的剥离可以使真相浮现,也能使信仰崩塌(谁说宗教不是一种绝妙的隐喻?);隐喻的创造可以源于人类无知与恐惧,也可以源于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在语言的陷阱里,人类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或许只有人类最原始的梦境才可以解释一切本源。人类于几千年生存中不断构筑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使本真的事物面目全非。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成为一种巨大的嘲讽,我想起蒙田——“人类就是一群笨蛋”,我又想起米兰•昆德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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