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朱刚. 2004. 苏轼诗词文选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
·导言
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
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之一
一位画家朋友请苏轼为他的画雁题诗,苏轼起笔便写下了以上的四句。意谓:鸟类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旦有人出现,就会有所警觉,随时准备飞走,那么,其无所担忧、自由自在的真实姿态,只在无人的场合才会展现;另一方面,画家要画出这自由自在的真态,却必然要去观察,而一旦有画家在场,雁鸟的真态便不会展现。画家应如何去观察,才能得到雁鸟的真态呢?
这是一个艺术的悖论:艺术家追求着真实和自由, 希望能够表现这真实和自由, 然而, 正是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妨碍了真实和自由的展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对一切自然物都产生贪餍之心,从而使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被割裂,自然的真态被自己障蔽起来, 无法看到。那力图掀开这层障蔽的人, 是否都知道障蔽正是来自他自己呢?
如果你听惯了“乱世出诗人”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论调,则面对苏轼不免会无话可说, 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不但不属山河破碎的乱世, 而且正是太平富裕的北宋盛世; 如果你以为古代作家的创作动力一定是封建社会士人的怀才不遇,那在苏轼身上也显然错了,科举入仕的一帆风顺,兄弟同朝的意气飞扬,皇帝、宰相、老师的赏识,朋友、学生、子弟的仰慕,金殿议政,北门拟诏,旧时代文人的梦想不过如此而已。拥有了这一切的苏轼,即便也有赤壁矶头的贬居,沧海鲸波的放逐, 亦是宦场沉浮的常情,不能一概地说“不遇” 了。平心而了很高的起点。而与那些真正怀才不遇、终生潦倒的文人相比,曾经进入权力中枢而且一生都卷在党争旋涡之中的苏轼,当然更了解政治。集权社会造成了文艺与政治的于丝万缕的联系,也造成了人们了解政治事件的权力不平等,苏轼笔下描绘的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 对一般人来说大多是高层的“秘闻”,他们既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当然就不可能加以真实的刻画,而这类题材在中国文学中的分量之重轻,可谓尽人皆清醒。他也曾在《洗儿》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愤激的话表达了清醒者的痛苦,但毫不夸张地说,清醒者的痛苦,才是艺术之根。
一、苏贤良的雪泥鸿爪(1037—1068)
宋代建立的完备的文官体制,是以科举取士为基础的。科举当中,除了进士、明经等通常科目外,也有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由皇帝临时下令举行的特别考试,谓之“制科”。苏轼于嘉佑六年(1061)所应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是北宋制科中最重要的一科, 专门用来录取政治方面的优秀人才。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制科考试举行的前一年,应试者必须先向朝廷交上平时所作的策、论五十篇,考评合格后才可以参加考试。这五十篇策、论, 当时称为"贤良进卷”,一般是由论和策各二十五篇组成。论一般以经典、历史、人物或哲学概念为题目,如《春秋论》、《唐论》、《韩愈论》、《性论》之类;策一般针对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如官制、朋党、财用、边防之类,展开讨论提供建议。这样,一部贤良进卷,往往是作者的哲学、历史政治、文艺等各方面观点的全面反映,就其实质来说,等于是一部专著,虽然现在大都只见于作家的别集,宋代时却曾有单行的本子,如苏轼、苏辙兄弟的《应诏集》,就是他们的贤良进卷。
《策略一》也给今天的苏轼研究带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苏轼政治态度前后变化的问题。按照他在《策略一》中的说法,他对现状很是担忧,并明确要求改革,但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其间的矛盾,令今天的研究者觉得费解。实际上,自范、欧振起士风以来,仁宗朝后期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完全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的,即便被今人认作“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也在为谋求更良好的政治局面而劳心焦虑。
无论对于三苏的研究,还是对北宋政治史的研究来说,“王苏交恶”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很清楚这“交恶”的起端——王安石不撰苏辙任命状是何原因。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王维吴道子画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诗中所表彰的王维画风,突破形似的束缚,追求精神意韵,正是北宋以来“文人画”(即今所谓“国画”)的要旨,与唐代以吴道子为高峰的“画工”之画分属不同的艺术范式。苏轼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使他发现了王维标志着画史转折的重大意义,自苏轼揭示以后,至今广被接受。毫不夸张地说,此诗奠定了中国绘画史的一种基本观念。
二、变法风潮中的汴京内外(1069—1071)
政治家、学者、诗人合为一体,是北宋士人的特点,他们使北宋的朝堂几乎成为诗坛和学界。
最大的悲剧,可能莫过于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突然支持某一种个性,令被支持的个性独占其一往无前的强势,而其他的个性也就会因此共同表现出宁折不弯的本色。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政治风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延续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党争”,就是这种最大的悲剧集中上演。
取消诗赋而代以经义、策论的科举改革主张,其实不始于此时。旨在录取政治方面人才的科举考试却以文学水平来定去取,早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所以,对于这项改革,司马光便表示了支持。但苏轼却明确反对,认为诗赋优于策论。大概这是当时罕见的为文学取士辩护的议状,故引起神宗的重视。应该说,苏轼本身就是文学取士制度优越性的见证,为这个制度辩护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至死不改。当然,由于王安石的坚持,苏轼的意见虽然一度打动了神宗,却并未能阻止科举改革的进行。而且从此以后,史书上屡见神宗想起用苏轼而被王安石阻止的记载。
在神宗听来,这分明是在为苏轼说话,所以他的回答是:“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皇帝对苏轼的印象已经坏了。在此情势下,被弹劾的苏轼当然就不敢自辩,只好乞补外任,离开朝廷。熙宁四年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其离京时间约与司马光赴洛相近,这二人的离去标志着反对“新法”的政治活动归于失败。
石苍舒醉墨堂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具有同样爱好特长和人格倾向的苏轼,自然体会得到其中的甘苦,所以全诗都以同病相怜的口吻来写。
一种值得肯定的爱好和值得骄傲的特长,被形容为不值得同情的疾病。虽然表面的否定反衬着内心的肯定,但采用这种“反笔”来写作,也寓示着此时苏轼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三、从二千石到阶下囚(1072—1079)
不宁唯是,熙宁六年(1073),朝廷又设立了“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恃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这就使苏轼不但作为一个官僚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文化人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桎梏。
于是,他不得不亲自主持政务。可是,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是极其危险的。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由皇帝来保护;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否则将必然导致悲剧。从前针对王安石而发的许多不满,现在直接加在神宗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对他的皇权的蔑视。为了证明自己值得尊重,他无法克制迅速建功立业的欲望,积极向南方和西北用兵,还把年号由熙宁改为元丰。与此同时,对持有异议的人给予惩罚,这惩罚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又不能太得罪舆论,所以被挑选惩罚的对象既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又不能是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这样,苏轼大概是最好的对象了。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上阙从自己的难忘,说到亡妻独处墓中之凄凉无诉;然后假设相逢,从亡妻“应不识”,说到自己的状貌处境。下阙从自己做梦还乡,说到亡妻的梳妆;然后达到全词的高潮,即二人相会,无言流泪;最后又从自己梦醒思量,料得亡妻也在彼处肠断。全词情意深沉,婉约多思,而笔势一来一往(自己、对方;聚、散;生、死),场景不断变换跳跃,却又萦回不断。尤其是以死者的凄凉、肠断,来反衬抒情主人公的铭心刻骨的思念,其艺术效果是极强烈的,这是用豪放的笔力、思力默运于婉约的情境,所以感人至深。就情境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婉约词;就笔力、思力言,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首豪放词吧。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二首》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 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 以遗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四、黄州的东坡居士(1080—1084)
在许多场合,被贬谪者必须带着官员的身份(无论其高低)远赴偏僻之地,而不能辞官回乡当一个平民。这不是因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情愿付出一切代价以图留在官场,而是制度上规定其必须如此。令士人们梦寐以求的官员身份在此时具有奇异的囚禁作用,或许可以看作官僚政治的某种病变。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被贬谪者本身具有的才能和影响力,也被强制送到那样偏远的、很少得到大人物光顾的地方,对当地的开发多少也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比如潮州、柳州、黄州。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在逆境中把希望寄托于变化,在等待中浪费人生,是错的。生活的每一段都值得好好去过。看来,这样的想法不仅仅为了从贬谪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也包含着某种比较典型的中年领悟。人至中年,不像少年那样想着将来的美好,希望时间向前延伸,也不像老人那样爱回忆过去的美好,希望时光可以倒流。中年人的时间是圆的,每一年都呈现其周而复始的真相,无论过去来,都不具有真相之外的梦幻色彩。“已约年年为此会”,是以圆的生活方式来合璧于圆的时间。于是,人生的真相也就是:“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前赤壁赋》:水和月亮都有其不变的、永恒的一面。所以,世上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短暂和永恒的两面,只因你思考和感知的角度不同罢了。人也是如此,人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永恒的,何必去羡慕事物的长久而忐叹牛命的短暂呢?羡慕的本身是一种占有欲的表现,但一个人是不该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如果想到一个人牛来赤条条的什么都没有,就可以说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本来属于我的,那就本不该去占有任何世间之物。只有天地间自然的清风明月,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而且“取之尤禁,用之不竭”,所以对自然美的充分享受才是一个无所拥有的人的最大拥有。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