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困境:20世纪的迷惘、反思和突破

盛世の未眠客
2021-10-07 看过

18世纪末以降,现代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从英国和西欧出发,逐渐席卷了世界各个角落。它不但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引发了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古今之变”:古老的宗教自然观被进步的科学自然观取代,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承认;人与传统的家庭和社群相分离,从血缘和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现代社会又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当人们在19世纪为现代化的高歌猛进而欢呼时,20世纪的战乱、杀戮和恐怖却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

早在19/20世纪之交,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就指出了“现代性的困境”和它的根源: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的关键动力,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理性是有局限的。科学理性只对事实判断有效,对价值判断无效,也无法解答关于终极意义的问题。因此,“世界的祛魅化”使人陷入精神或信仰危机,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孤独;价值没有了标准,多元化引起“诸神之争”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导致社会官僚化和商品拜物教;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片面化,造就“现代的铁笼”。为了反思和突破上述困境,几代西方思想家付出了艰苦努力,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分析和解决之道。本书介绍了其中19人。

一、上帝死后,人生的意义何在?

人生意义是“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终极关怀”问题。宗教或其他信仰可以为应对死亡和欲望提供方案,但真理/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逻辑鸿沟。

弗雷德里希·尼采(1844-1900)高呼:“上帝死了!”但是,他不是在欢呼,而是在警告信仰崩塌和虚无主义。上帝死于虚假的形而上学,不存在更真实、有目的和统一的本质世界。人生虚无,理论虚假,生命强健,只有欲望才是真实和正当的。因此,要像超人那样,践行积极的虚无主义,用生命的力量创造生命的意义。同时,尼采极端的否定精神也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采取“视角主义”,强调人不能认识绝对真相,只能赋予意义和制造真相。这要求我们保持开放和谦逊的态度,倾听、理解和学习不同的视角。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认为,意识之外还有强大的潜意识/无意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和自我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精神分析学说不具有“可证伪性”,在心理学领域式微,但它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使欲望获得解放、承认和赞美,甚至取代理性成为理解人性的核心。

保罗·萨特(1905-1980)和尼采一样,否认普遍客观的价值标准。他提出,存在就是虚无;存在先于本质。人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自为的存在;人没有固定的本质,需要从虚无的存在中找到自己的本质,通过占有“物的存在”而获得本质的做法注定失败。存在主义判定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结果是:人总是维护自己的主体性,而试图把他人变为客体(物化),这种永恒的斗争使得“他人即地狱”;人只能自己创造自己,唯一的不自由就是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独自承担的重负。这既令人绝望,又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行动,都可以在行动中实现自由。

二、极权主义的悲剧——反思理性建构的政治秩序

国家或政府是“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现代政治具有理性主义特征,这突出体现在20世纪西方三大政体(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中。

齐格蒙·鲍曼(1925-2017)认为,正是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特别是理性化(科层官僚制的工业流水线、现代科学主义的“园艺文化”和优生学、受害者的理性计算),才使纳粹大屠杀成为现实。要防范像大屠杀那样的灾难,关键是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即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在纳粹的暴行中区分了“极端之恶”(否定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和“平庸之恶”(艾希曼“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犯下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道德不是服从戒律或循规蹈矩,而是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对错,尽管这很困难。良知源于意识,要“忠实于自己”,自我反思,与自己对话,实现“道德正直”。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一是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无法达到绝对真理。二是社会改良主义,拒绝“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整体主义社会工程”,主张“开放社会”和渐进式工程,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秉承“苏格兰启蒙运动”,反对理性万能论,赞成自发秩序(道路、语言、习惯法、市场)的合理性。纳粹德国不是疯狂的产物,它的思想和实践都包含科学理性的部分,反映了“理性的自负”。他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必然无知”。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市场才能解决问题。

以赛亚·伯林(1909-1997)秉持多元主义立场,反对价值一元论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主张多元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不可通约性”,为了一些终极价值就必须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他拒绝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认为价值是客观的,多元主义仍存在最低限度的价值标准/共通性。但这不足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前者是摆脱障碍的自由,后者是实现目标的自由。两种自由都可能被歪曲和滥用,但滥用积极自由更具有欺骗性,即以自由的名义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受到青年马克思的启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和单一的生活模式。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取代“人的解放”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准,工具理性使“单向度的人/单面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自由。同时,发达工业社会能够在经济和心理上整合工人阶级,用自由、民主、多元的外衣收编反抗力量,是“新型的极权主义”和“非恐怖的极权主义”。因此,他呼吁人们“大拒绝”,否定现状,用“变革的主体性”取代“消费的主体性”,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

三、自由、平等、多元?——超越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即个人自由,视个人权利为优先乃至首要价值。近代以来,随着自由从特权变成普遍权利,自由与平等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现代社会衍生出第三种诉求——多元。激进主义更注重平等和多元,但可能忽视自由;保守主义强调自由,但可能忽视平等,压制多元。如何兼顾这三种价值?

约翰·罗尔斯(1921-2002)指出,根据不带个人偏见的“无知之幕”,正义的社会契约应包含两条原则:一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二是在社会和经济上采取平等主义,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尽可能排除偶然和天生的因素对命运的影响。

罗伯特·诺齐克(1938-2002)主张自由至上主义,一是个体权利绝对优先,限制权利需要很强的理由,二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面坚持自由原则,包括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正义不是“分配的正义”,而是“持有的正义”,包括“自我所有权”的正当性、获取正义、转让正义和矫正正义。根据最小国家理论,只要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安全和合法契约的执行,国家就不应再有其它功能。

罗纳德·德沃金(1931-2013)认为,平等就是一视同仁地对每个人好,包括:平等的尊重,把人当人,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秉持国家中立性原则平等的关怀,不是简单地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而是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把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社会的赏罚应该针对个人的选择、努力、偏好和志向,而不应针对个人无法选择的天赋因素。

迈克尔·桑德尔(1953- )反对“道德个人主义”(认为个人道德责任的来源只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与其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无关),主张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社群“构成”了具体的个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组成社群。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被生活共同体和社会关系塑造的。个人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与社群紧密相联。因此,个人负有“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

迈克尔·沃尔泽(1935- )认为,尽管社群主义更符合事实,但自由主义的理论不是虚假的,“孤立、原子化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是被高流动性(地理、身份、婚姻关系、政治)的“后社会的状况”塑造的结果,是“后社会的自我”。现代社会永远处于流动之中,“自愿型的社群”取代了传统的社群。同时,自由流动的社会也造成了忧伤、失落、孤独、政治冷漠等后果。所以,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但它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会消失。

查尔斯·泰勒(1931- )针对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个人自由带来的病症是真实的,但威权式精英主义的解药可能是毒药)提出,首先必须坚持个人自主性,即忠于自己的“本真性”。被扭曲的本真性不应抛弃,而应拯救。其次,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自由主义把“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这是一种“独白式的幻觉”。个人的“自我”、道德和价值标准来自同他人的对话和反思,共同生活的背景框架塑造了“道德和精神的直觉”。这要求我们忠实于内心感受,同时积极地参与对话和反思,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面对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多元主义引发“诸神之争”的难题,提出了人类活动的“主体间性”——这超越了人与人“争夺主体性”的斗争。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所以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言语分为“策略行动”(工具理性)和“交往行动”(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是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讲道理达成的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它需要“言谈的有效性”和“理想的言谈情景”。工具理性适用的领域称为“系统”,而人类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称为“生活世界”,它需要交往理性确立原则,抵御“系统”的扩张和殖民。

四、世界何去何从——两种对立的观点

当今世界,两种相互抵触的大趋势并存,一边是全球化,另一边是逆全球化/部落化。各国内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失利者之间的鸿沟拉大,政治分裂,民主倒退;国际上,以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大西洋秩序”扩张遇阻,国际权力格局和治理体系面临调整。想要判断未来世界的走向,绕不开以下问题:制度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改变文化?

弗朗西斯·福山(1952- )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获得承认的斗争。自由民主制度可以实现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因此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终结论”涉嫌不满足“可证伪性”,在现实中也备受挑战,福山仍坚信,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其他现代化模式迟早将面临民主化的压力。

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和宗教)具有持久性,是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民主政治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文明差异不可消除,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冲突的危险存在于“文明的断层线”,建议让每个文明圈的核心国家主导“圈内秩序”,然后在文明圈之间开展平等对话,达成妥协,管控冲突。

五、思考与小结

1. 从长远看,所有事物的结局并无不同。人的价值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西西弗斯是幸福的,生活的意义就是寻找意义本身。

2. 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3. 终极价值无高下之分,不同价值仍可找到基本的共通性,作为沟通的基础。

4. 吾日三省吾身。反思与对话是个人德性的源泉。

5. 说话和叙事可以塑造个人观念和维系社会秩序。只有求同存异,一起讲好属于所有人、并能够为所有人听懂的故事,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共同体”。

6.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大势。

附:经典语录

科学与意义无关。——托尔斯泰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马克斯·韦伯

没有事实,只有阐释。——尼采

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奥斯卡·王尔德

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萨特

“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哈耶克引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哈耶克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引用阿尔基洛科斯

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以赛亚·伯林引用海涅

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么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化解。——以赛亚·伯林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马尔库塞

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体制,但只有坏人才这么想。——诺齐克

人类是讲故事的存在。——麦金泰尔

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麦金泰尔

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圣奥古斯丁

宁愿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头快乐的猪。——约翰·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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