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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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5 看过
王元化先生近日去世,我想到去年写的有关先生的一篇文章,放在这里以表达我的纪念之情。
王元化再读

近日在书店购得王元化先生新出版的《读黑格尔》一书,此书是旧著新版,过去曾买过影印版,其中很多文章在他别的集子中也读到过,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同样的还有《清园谈戏录》。王元化先生的著作我并未购全,如他自己比较欣赏的线装本《清园文稿类编》等我就没买,不过主要著作应该都买了,足足占了书柜的一大格。我一直想写点读王元化先生书的体会,可是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实现,此次再买《读黑格尔》给了我一个写作的理由。
人们对一个作者的喜欢,是因为其作品往往能契合读者的生活经验。我对王先生著作的感觉也同样,随着自己在社会上的经历渐长,对先生的文论也有了切身体会。
最初得知王元化先生名字还在大学读书时。因受同学影响,对文艺理论有点小兴趣,所以对有关书籍也特别留意。有一天在书店发现了一本叫《文学风格论》的小册子,其中收罗了歌德等人谈风格的论述,译者就是王元化。这本小册子对我做作业挺有帮助,在80年代初查找那些大家的有关论述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如今一册在手方便不少。从书中我还得知王先生翻译此书是为了自己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用的,当时心里就升腾起一股敬佩之情,一是感佩先生做学问的功夫,要收集那么多材料来进行研究;二是先生能熟练用外文,外文资料来源都是第一手。这两点其实是我们当时最不讲究的,同时我对什么叫学贯中西也有了初步体会。
又过了若干年,一次在书店发现熊十力先生的一本佛学著作《佛家名相通释》,虽然我对佛学略有兴趣,但毕竟孤陋寡闻,对熊先生一无所知,促使我买下此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元化先生的序跋,其对熊先生的介绍让我感觉到此书的价值所在。以后我又陆陆续续买了王先生的很多书,当时读后好像没有特别的震憾,多年后我在检讨自己理念形成时,发现很多源自先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同于急风暴雨式的灌输,一时痛快激动,随后遗忘得一干二净,而是如杜甫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显现出来。说得实际点,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书目就成了我的购书指南,每当在书店发现他提到的某书,总是在我购买的选择之列,而对于他所推崇的一些书,像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殷海光的著作,我是到处收集。
一次我正在阅读王先生的《文学沉思录》,一位朋友看到后以不屑的口吻对我说:“你也太落伍了,这种保守派的书有什么好读的。”“他是保守派么?”我不解的问,朋友说,“你知道他是谁?宣传部长,管我们意识形态的!”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确实不明白,宣传部长就是保守派。这件事也促使我除了学习先生的学问,也去了解先生其人。当时虽没有网络,好在正是思想复苏的年代,各种资料也多,很快对先生有个轮廓上的认识。王先生虽是学者,但也是革命家出身。后来遭遇胡风事件的牵连,被罢官被隔离审查,可他并没有耽搁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读黑格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并形成了自己对政治对文化对学术对思想的判断。
说起受胡风事件的影响,我看到的很多回忆文章都没有提到王先生的名字,比如《我与胡风》一书中那些作者,当时猜测或许王先生并不是骨干,只是一个边缘人吧。以后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也是如此,因他不肯承认对胡风的定性,(当时周扬曾明确指示,只要王能按照上层口径认错就给予从宽。)也不肯和胡风分子张中晓划清界线而遭罪。(注:此文完成后看到一篇有关胡风的文章,得知王元化和胡风并没什么关系,只是出版了胡风两本书,及对张中晓有过往来。当时要他就此认错,在重压之下加上周扬施压,他仍然坚持原来观点,结果被定性为胡风分子而受整挨斗。)王先生后来在官员任上,或是以自己的知名度为不少胡风事件受害者奔走,仅我所见,彭小莲在回忆父母亲彭柏山、朱微明的《他们的岁月》一书中就提到当时宣传部长王元化所做的努力,还有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也有他的推荐。当然我没读到不知道的还有更多。
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绝对正确,需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修正。元化先生在任上并不是仅仅具体做些平反的好事,他一直在反思政治行走的路径,根据可能来提出正确的抉择。他复出后写的文章《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对长期来理论界的极端观点进行反驳,以正本清源,后来参与起草周扬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异化大论中也加入了这个论点。如此怎能说他是保守的呢?我的朋友后来也体会到,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到现在,是多少个王元化努力的结果,如果凭着年轻的冲动而对他们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是对中国社会的无知。事实上,王元化先生在政治路途上并不保守,他当年推出的《新启蒙》杂志虽仅仅出版了六期,但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没有空喊什么口号,而是从他擅长的文化领域试图引进普及合理的内涵,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其实我不断听到指责元化先生保守的传闻并不仅来自朋友,还有一些来自他的学生辈的,比如朱学勤。我得知朱学勤就是因为他和元化先生有关系,于是找来朱的书读,说实话朱的书对我思想很有启示,尤其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论,因为这和中国革命可以形成对照。后来朱为了标榜自己的激进,提出了种种不切实际的论点,似乎是痛快淋漓,却难有多大作为。而元化先生却切切实实推出一波又一波的思想革命,如对张中晓和杜亚泉的评价,最典型的就是先生推出的顾准,他那篇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的序言,文风平实,思想深刻,不仅成为顾准著作的最好解读,也是反思社会发展的一把犀利解剖刀。
王元化先生是个学者,他的重大贡献还是学术方面的。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那本《文心雕龙创作论》,后修订成《文心雕龙讲疏》。此书为先生带来荣誉,当年曾与钱钟书的《管锥篇》、《谈艺录》等同获国家最高奖。对他这方面的成就专家们都有很高评价,不是我等业外人士所能归纳的,我能体会的就是先生并不是个冬烘老先生,他之所以能在古代文论上有重大突破和他的西方学术背景有联系,是西学中学融会贯通的结果。联想开去,从王国维起,我国近代能成为学术大师的都有这种能力。不过细与分析,虽然这种国外学术背景在释解传统文化时都能给人以新的视角,但方法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借鉴外人现成的观念理念来释解传统文化,例如过去有王国维用康德美学观点对《红楼梦》进行评论,当代又看到大量用佛洛伊德的学说分析古典文学的文章,当然包括郭沬若等人用什么理论指导下写出的东西。这种方法比较普遍,也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搞得不好的就是两张皮,生搬硬套,造成隔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采用外人新的学术方式方法对传统学术手段进行改造或者嫁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解读传统文化。比如胡适、陈寅恪等,还有顾颉刚、海外的何炳棣等,钱钟书或可归于这一类,但他的才气使他的学术呈现一种新的种类。我感到王元化先生似乎是介于这两类之间,他最初应该是归于第一类,由于他同时采用第二类国外学术研究中科学的方式和手段,结果不断反作用于他的既有观念,修正他第一类的做法,形成了自成一路的学术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王元化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社会的联系,检索先生学术方面开拓的几个重点,在哲学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断反思使有关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程,在西方文论方面则以莎士比亚评论译解为代表,还有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从韩非、龚自珍到对“五四”学人如杜亚泉的研究,几个方面都是互相联贯,互为补充的。我感到这是先生虽是学者却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的结果,且不说他主编的《新启蒙》杂志,即便后来推出的《学术集林》杂志也是如此,传播的是学问,提供的是认知社会的思想养料。同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思潮又逼使先生对既有理论,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思考,从而把自己逼到新的高度。我有时会想,人在历史进程中,只是一个微小的粒子,大多数如尘埃飘过,默默无闻。如果你想发出微小的光亮,怎么发光,发什么样的光,都是很有讲究的。你该往何处努力?这时候经历决定一切!
这里很让我回味的是元化先生推出杜亚泉这个个案而引起的讨论,之前我对杜亚泉一无所知,看了先生的长文后对之产生了兴趣,更是看了有关讨论的材料后也产生了自己的思考。一位自然科学家,一位以科普工作为己任的作家,一个充满理性的自由主义者,怎么竟然走到了“五四”学人的对立面,以至名声湮没多年长期无人提及?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来进行剖析真的很有意义。这里牵涉到激进与保守,偏激与宽容的态度和立场;也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是否具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问题,或者往大里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体用问题。比如同为崇尚科学之人,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如此不同,有论者就提出杜坚持的中体西用其实还停留在洋务派的认知阶段,事实上当时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只有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没有科学的思想和精神只能是新瓶装旧酒,骨子里还是保守派。也有论者认为,陈、胡都是反对专制独裁之人,可是当时他们对杜的批判完全有语言专制的嫌疑,况且杜对法制社会的期待,对理性精神的崇尚的理论观点,也应是陈、胡等人一直所追求的,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是很超前的。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挖掘得更深,他不仅考虑到“五四”的那些被弘扬的“部份”传统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还对这些传统的根源顺藤摸瓜,从而对那些理论源头进行清算。我有时想,激进也是造成专制的一个源泉,因为在激进声中是容不得其它声音出现的,急风暴雨般地去批判别人的思想,用偏激反对专制往往会形成新的专制。法国大革命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元化先生从对公意的思考,联系到黑格尔的普遍性观点,提出借用群力来达到什么目的这个新的命题,对我也很有启发。联想到现在许多在做的事总喜欢打什么的名义,也许有些的出发点确是如此,从逻辑上讲也成立,但在过程中却裹胁了,或者说是侵犯了强奸了多少众意,或者私意呢?真的不好说。
很多年前,结合“五四”,国内就保守和激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分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对文化界学人来个对号入座。实际上这几顶帽子是无法清楚地为一个人定性的,除却政治不说,从立场上看是自由主义的也可以同时是民族主义的,也可以是保守或者激进的。在学术态度上也有保守和激进,保守的观点有激进的表述,激进的理念也有保守阐述。但是有一点,从陈寅恪先生到王元化先生都坚持的就是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过无论从何种立场或者态度出发,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完全在学术圈里洁身自好,他们发出的声音必然涉及到对现实政治及社会发展的思考,所以上述的帽子虽非是纯学理层面的分析,也是横向座标参考的产物。每一代学人的学术都要以横向同时代的政治社会作为参照系,从而确立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并表明他们对今后的抉择。这些抉择只是他们的理想希望,还没有任何参照作为判断,他们都像鲁迅一样总相信后来的比过去的要好,所以他们抉择的对与错在当时是很难说明问题的。我想后辈学者在理解上辈学人时应该向王元化先生那样,继承的是精神和思想,而不是对具体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判断!
读王元化先生著作感受最深的是,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是思想者还是学者,先生一直没有固步自封,在反思中发展,在否定自我中前进,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一位朋友曾和我谈及读书的体会,以为少年时读的书,和中年或者老年时读同本书的感觉是不同的,对书的评价也会不同。但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喜欢去否定别人用生命经历酿成的苦酒,以为如此便可体现自己的聪明绝顶;而我们一些年长者则往往用过来人的资历去指导别人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以此体现自己的一贯正确。可贵的是王元化先生只是提供自己的学术心得,而且能直视自己认识深化后暴露出过去的不足,并加以扬弃,以供参考,以供警示。科学精神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就是怀疑精神,上面我曾提到先生采用了比较科学的学术手段,结果不断反作用于自身,正是先生学贯中西的具体体现,有些人的西是为用而用,很功利化,用完就扔掉,先生的西和中是紧密融合,所以能坚持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从胡适以来,顾颉刚等是这样做的,而孙冶方、顾准到王元化也是一样,完全没有必要用职业和政治属性去划线。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属性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思想观点的传播权力在政治集团手里,王元化先生之所以对社会有影响和他担任过高干有一定联系(这主要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发言,学术方面影响另当别论)。在那个时候,即使是名头很响的社会上人物,其影响力的产生和消失都有官方背景在博弈,至于本来就是高干的那些人,如李慎之,胡绩伟,加上有干部头衔的刘再复等,如果有(在当时看来)所谓“离经叛道”的言语,会在全国乃至国外产生很大影响,非一般民间人士可比。
王元化先生在读书方面提倡精读,他比较欣赏熊十力提出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读书方法,即便如此先生涉及的研究领域仍然是非常宽广的。我读过一些,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但都给我一定的启示。我感到虽然人们在文艺理论方面把王元化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并提,称为“北钱南王”,在社会思想方面又把先生和李慎之并提,称为“北李南王”,但我以为,王先生就是他自己,无需通过和别人并提来抬高他自己的形象。
20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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