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恋爱无关,与犀牛有关

从嘉
2008-05-02 看过
当我敲下这行标题时,我知道我的误读开始了。《恋爱的犀牛》的编剧廖一梅很明确的说过“《恋爱的犀牛》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讲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为她作了一个人能作的一切”。但我认为,一部经典的作品绝不应该只有一种解读方式,也绝不仅局限于一个主题的表现——哪怕是创作者所认可的主题。好比“大旨谈情”的《红楼梦》滋生出了“索隐派”这样背离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作者主旨的研究学派,却仍然无法否认其在红学研究中的存在价值与存在合理性。甚至可以说,“误读”和“非误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任何一种作品之外的话语体系对该作品的解读都有可能走向误读。既然对于作品的解读本身就没有一个明晰的正误标准,而我又并不代表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和任何评判体系来发言,那么请允许我在本文中阐述我的个体感受与认知,而非编剧,导演及主流评论所赋予该剧的解读方式。

 
《恋爱的犀牛》的主线是两个“个性偏执者”的爱情故事。犀牛饲养员马路爱上了女邻居明明,但明明深爱着陈飞,而陈飞只是在玩弄她的感情。马路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获得明明的感情,在绝望中,他以爱情的名义将明明绑架,并在她的面前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黑犀牛,挖出犀牛心来表达自己的爱情。

初看该剧,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会将其主题定义为“爱情”。而我认为,该剧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爱情”,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我的理解中,该剧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群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探究与关照,而“爱情” 只是表现这一关照的一个重要载体。


“人,结成社会而生活”。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而正如剧中台词所说“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我们有太多的声音要听,我们有太多的要求要满足。”飞速发展的社会给人以更广阔的自身发展的空间,倡导个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追求,但同样也给人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和社会需要的不可调和性日益凸显,而这一矛盾也成为该剧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剧中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 “偏执者”——马路和明明;二,“社会化”的人,如牙刷,黑子,大仙,红红,莉莉,主持人,恋爱教授等。前者坚持自我意识,拒绝向现实和社会妥协,执着于追求内心真正的渴望;后者则在适应着社会需要,以这种适应为生存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成为社会的机器。

在《恋爱》一剧的话语体系中,“犀牛”是马路和明明这些“偏执者”的物化象征。黑犀牛图拉有自己内心的世界——草原,不愿意与其他生物沟通,固执而孤僻。犀牛被关在动物园中,只被观看而不被理解。同样,马路的爱情追求也不为周围人所理解,明明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更遭到了剧中代表着“主流言论”的“社会人”的批评。第二十二场,马路中了五百万大奖后,群众和主持人的表现,正是社会对个人的这种“不试图理解的观察”的集中体现。众人以选择题的方式猜测“他要上哪儿去”,而主持人则以看似激动万分实则漠不关心的口吻报道马路跑向明明家的过程,在其解说中,对马路和明明的一切信息的关注与猜测都只是搜集“背景材料”的需要,而两人的真实感受则无人关心也无人试图理解。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被异化成为社会的工具,社会关注的只是人的功能性而漠视人的心灵世界。黑犀牛图拉的存在意义在于被观看和传播后代,无人关注它内心的孤独。而“恋爱课”则是将人“社会化”的一个隐喻,“恋爱课”的内容是“倾诉”和“抛弃”。第一次恋爱课主题为“倾诉”,而恋爱教授所强调的,是倾诉的技巧性与说服力,而非倾诉时的真诚性和沟通程度,倾诉成为功利化的手段而非心灵交流的方式(“如果你爱一个人十分,而你只能表达出一分,还不如你爱一个人一分表达十分”);倾诉者各说各话,但无人倾听,表现了社会和他人对个体情感诉求的无视。第二次恋爱课主题为“抛弃”,提出“恋爱标准化”概念,以冰冷的“标准”(个人理性和社会需要),代替个人的情感需求,抛弃自我或他人的内心世界。

由于个人内心世界和外界的分裂,社会与个人之间产生了一种隔离感。第十二场的“二十世纪百大新闻评选”,罗列了一长串二十世纪的重要事件,穿插在马路和明明的情感纠葛中,造成一种荒诞感,表现了历史和社会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脱节。剧中的重要意象,也是舞台的背景 “大钟”,作为一个完全人为的,社会化的产物,和“二十世纪百大新闻”一样,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并无本质意义上的改变,即便马路因大钟彩票而飞来横财,也仍无法扭转其命运的悲剧性。相比马路毫不关心的态度,大钟的制造者们在钟上刻名字,对大钟热情赞美并赋予其崇高意义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而恰恰是漠不关心的马路获得了制造大钟的最大利益——五百万奖金,这或许是对那些关注社会并赋予某些社会行为过多的意义的“入世”姿态的一种讽刺。

面对这样一个外部世界,马路和明明选择的是拒绝妥协,拒绝沟通。第二场中,推销员向大仙,黑子和马路推销牙刷,由于表述和策略上的失误而让推销对象抓住空子。大仙和黑子对此仅仅只是调侃和想占便宜,而马路则纠缠于“一支牙刷到底多少钱”的问题,无视推销员潜台词中“买一赠二”这一社会默认的常规。马路所执着寻找的是外部事物在个人话语系统中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遵从社会通用的话语系统。对于从天而降的五百万奖金,马路和明明都选择了放弃。钱,作为通用货币符号,是和社会沟通的一种有效,直接,普遍的载体,但马路和明明都拒绝了这一在“社会人”眼中十分重要的载体,他们需要的不是社会的认可,而是自我心灵追求的实现。
    
编剧廖一梅说:“在有着无数可能,无数途径,无数选择的现代社会,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在情感和实利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支点,避免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而马路和明明拒绝这样的“平衡”和妥协。明明不肯放弃自己对陈飞的不可能有结果的感情,拒绝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走向马路提供给她的“幸福”——“我愿意当婊子挣钱跟你也没关系,我就是受不了你那副圣人似的面孔,我不爱你,我不想听见你每天在我耳旁倾诉你的爱情,我不想因为要了你的钱而让你拥有这个权力”;而马路对于感情的执着已经上升到了和“所有一切的较量”——“但是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 黑犀牛图拉不肯乖乖就范钻进笼子被送往新犀牛馆,拒绝屈从命运,恰是马路和明明生存状态的象征。无疑,马路和明明是孤独而绝望的,他们的命运也注定指向悲剧性的结局,但他们在偏执和极端的封闭中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与之相比,“社会人”们则成为了没有自我独立灵魂的生物。


除了对人和社会这一对关系的阐述之外,《恋爱的犀牛》还表现了人生的戏剧性,荒诞感和绝望感。马路和明明的遭遇中,有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即: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无法获求,不想要的东西却于无意间得到。马路无意中获得许多人渴求的五百万大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明明的感情;明明轻易地获得了马路的感情和肉体,但却无法得到陈飞的真心。对于马路和明明这两个“栽花者”来说,“柳”是毫无意义的,而“花”却永远无法获求。这种“易得”和“不可求”的对照,形成一种绝望感和宿命意味。

在这一绝望底色之下,人们获取目的物的手段在通俗性,典型性的背后呈现出某种荒诞性。剧中几度出现的“大钟”意象,集中体现了这一荒诞性。面对无法改变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时间的流逝和新旧世纪的交替,人们企图通过“建筑大钟”这一看似极富意义的举动来“体现人类智慧和力量”和“迎接新世纪”。而事实上,“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并不需要依靠“造钟”这一刻意行为来体现,“造钟”反而在不自觉中流露出了人在自然和时间面前对自我能力的怀疑;而“新世纪”的到来也不受人主观意识的支配,以“造钟”来“迎接新世纪”,更审视了人在时间面前的无能和渺小。由于“造钟”这一举动的无意义性,在钟上刻名字,发行彩票等看似合情合理的情节便给人一种滑稽和荒诞之感。如果说“犀牛”是马路和明明生存状态的象征,那么“造钟”则是对马路和明明求爱方式的写照。明明以“偷偷翦了他一绺头发,把头发和他的照片一起烧成灰喝了”这一迷信的方式来祈求陈飞的真心,而迷信和巫术原本就是人们在绝望中寻求心理安慰的途径;马路以绑架明明和挖犀牛心的方式向明明表达爱意,是一种极端的做法,然而本质上仍是“烧头发”和“造钟”性质,是在绝望中做出自认为极有意义却丝毫不能改变企图改变的对象从而达到目的的无意义行为。

然而,更给人以人生的虚无感的,是追求者对于所追求的目的物本质上的不理解或选择性忽略。也就是说,追求者在极度的热情下,并不真正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大钟制造者赋予大钟以过多的意义,而不考虑其本身是否真的具有这些意义。马路和明明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他们自以为深爱的人的内心世界。明明爱着的只是假想中美化了的陈飞,抑或说,她只是需要假想出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获取“爱一个人”时的种种欢乐,痛苦,痴情和绝望的心理体验的对象。而在马路对明明的爱情中,“嗅觉”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闻到了明明身上的复印机味,闻到她嚼的口香糖的柠檬味,闻到明明送他的钱包的皮子味,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爱情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当他质疑自己是否真的爱明明时,他“已经闻不到任何东西”。在本剧中,“嗅觉”代表着人盲目的感性情绪,是一种最直接的,非理性,无理由的感受。马路的视力不好但嗅觉灵敏,暗喻其在爱情中是依从感性而非理性的引导。他自己也说,明明“有一张天使的脸和婊子的心肠”,对于明明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他从本质上并不理解和认可,而是试图使她放弃对陈飞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和他对明明的追求没有实质区别),接受他所给于的“幸福”。事实上,马路和明明在对话乃至身体上的接触中从来就没有理解过对方的心灵深处的终极渴望,两个人在不同的话语平台上对话,无法实质性的交流。而到最后,马路将明明视为个人内心世界的一个符号,“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是我?什么东西让我确定我还活着?—这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一种较量,不是我和她的较量,而是我和所有一切的较量。”不肯放弃对明明的感情是因为将其作为“不向现实妥协”的宣战表。至此,两人所爱的对象均被符号化和象征化,抽离了实质。


社会对人的异化和隔离,使得灵魂守望者们退守个体的心灵空间,自我封闭,固执地追逐自己设想中的“幸福”,成为人群中的“犀牛”;而自我追求的难以实现及对追求目标的盲目和误解,更使“犀牛”们走向极端和疯狂。本剧的结尾,马路开枪杀死犀牛,所有人冲进犀牛馆,明明突然唱起歌来,话剧在警报声和众人的歌声中结束,象征着人与社会的矛盾的不可解决和人生终极命题的无法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的犀牛》是“犀牛”们的狂乱悲歌,亦是对社会和人生的一声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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